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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Shiyu Bo, Cong Liu, Yan Zhou, Military investment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61, 2023, 103015, ISSN 0304-3878,
文献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2.103015
01
引言
军事投资是影响国家资源如何分配的重要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国防部门对军事技术的投资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够对其他部门同样产生溢出效应。如果溢出效应足够大，就像明治时期的日本，国防部门的投资有时会引发向现代经济的过渡。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洋务运动是初始化最重要的一环，在运动进行的30多年中，国民收入的3.5%被投资于国防部门。虽然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国防，但它也同样存在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通过该运动，聘请了技术人员，建立了翻译学校，从而将现代科学技术介绍给百姓。
本文编制了1858年至1937年工业部门的新数据，通过定量评估洋务运动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了解军事投资是否以及如何溢出到其他行业，发现：军事投资能够推动民用工业企业进入，并对其造成长期影响，同时，由于兵工厂可能需要从当地经济中获得中间产品，与军事工业有更强的后向联系的行业更有可能得到发展，并且军事投资促进了科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地方银行的进入。
现有新兴文献经常使用临时的历史工业冲击来检验政府计划的长期影响，在最近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中，Fan和Zou(2021)、Giorcelli和Li(2021)以及Heblich等人(2021)考察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地方政策对当前产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观察一个更早的时期，在洋务运动之前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存在，研究在这样一个没有预先存在的工业基础的经济体中，对军事国防等特定部门投资的无意后果，为外部规模经济提供了有用的经验证据。
02
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和太平天国的起义运动，开始讨论掌握西方技术和生产蒸汽船和武器的必要性，以打击内忧外患，加强军事建设。从1861年到1894年，全国各地建立了30家军事工厂和4家造船厂，生产军事装备和西式武器和船只。运动后期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展到兴办纺织业和采矿业等民用工业，但经常遭到反对。洋务运动结束于甲午海战中清政府的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公司得以正式进入中国，同时政府放松了对私营工业公司的限制。1903年，中国成立了商务部，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家进入工业领域。民营工业的私营公司数量逐渐增加，最终超过了公有工厂的数量。
一般认为，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从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这一时期建立的兵工厂都配备了进口机器、原材料和技术人员来生产先进的武器，但只生产军需品、蒸汽船和国防部门的配件。
03
数据介绍
（1）结果变量：工业发展状况
本文首先收集了1858年至1937年县一级新工业企业进入的年度数据，其中包含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战前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手资料。这些信息包括每个公司的成立日期、地点、初始投资，以及该公司是由政府监管还是私人拥有。
同时将1933年工业产出和投入的县级信息数字化，如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原材料，这些信息来自二战前中国进行的唯一一次工业普查。经济统计研究所于1933年进行了人口普查，并于1937年发表。匹配数据集包含中国15个核心省份的1432个县，涵盖中国主要工业区域，用来评估军事投资对工业增长的长期影响。
（2）解释变量：军事投资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1861年至1894年洋务运动期间军工厂的建立。对于这一时期建立的兵工厂，Fan(2003)提供了全面的二手信息，包括其名称、位置、投资，以及其他档案中获得的简要历史。
图1显示了1933年民间工业生产的产值和1861年至1894年各县军工厂的总投资。深色区域表示更高的民用工业产出，较大的圆圈表示更多的军事投资。19世纪末建造的军工厂的位置与1933年民用工业的地理分布相吻合，这意味着该计划可能对非军事工业产生了积极和持续的溢出效应。
（3）其余变量
同时本文量化了影响兵工厂选址决策的地理因素，如国防问题、州省首府地点、到水路的距离、煤矿的可获得性以及外国公司和飞地的可获得性等。此外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发展的变量，如各县官方评级、经纬度、历史纺织中心、到交通道路的距离、与条约港口的距离、到铜矿的距离、到历史战场的距离、作物生产适宜性、太平天国运动与政局动荡、1920年的新教徒等。由于大多数控制变量来自横断面记录，本文将这些变量与时间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添加到回归中。
04
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1）军工厂建立对工业企业进入的影响
利用1858年至1937年的单个企业进入记录中构建一个面板数据集，使用双重查分法来调查军工厂的建立是否推动了民用工业企业的后续进入。
其中，������������������������为新成立工业企业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形式。���(���������������> 0)是一个指标函数，如果���省���县在第���年有兵工厂，则等于1，否则等于0。变量������表示县固定效应，捕捉县一级特征。
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11）列表明，在控制所有变量之后，建立军火工厂的县，与没有军火工厂的县相比，民用工业公司随后的进入增加了33.4%。
事件研究法
其中变量与以前相同，但考虑到研究周期较长，每个周期持续5年以提高可见性（当使用年度数据时，模式相似）。基期是军事投资之前的一个时期。观察系数������，随着产业集聚强化了初始效应，������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图2表明，在引入军火厂之前，新工业企业的增长模式没有显著差异。在建立军火工厂之前，估计的系数没有一个是显著的，所有系数都接近0。而建立军工厂之后，工业企业建立的增长率显著提升。
事件研究结果还显示，新公司在当地军火厂成立约20年后出现，这可能是由于1895年之前对私人公司进入的严格规定。图A5中绘制了不同年份的估计系数。在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之间，这种影响非常小；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它明显大于0，这表明在1895年之前只有少数公司进入市场，可能是由于19世纪末对私营公司的限制。20世纪后，这种影响变得显著，这与当时促进私营工业公司进入的新政策一致。研究结果强调了放松管制和为私营企业提供有利的商业环境在实施产业政策时的关键作用。
（2）长期影响
企业进入的面板数据无法提供企业生产或退出的信息。文章使用1933年工业产出价值的横截面信息作为结果变量，并检查洋务运动期间的军事投资是否会对长期工业生产产生持续影响。自变量使用军事投资额而不是军工厂的建立。
������������������������������������������������������ 是1933年民用工业的产值，������������������������������������������������ 表示1861年至1894年间对军火厂的县级投资。两个变量加1取对数。
为控制内生性，本文利用洋务运动中军工厂的建立基本取决于省长的政治态度这一事实，构建一个工具变量。为了衡量政治态度，本文构建了一个涉及该计划早期领导人曾国藩和其他官员的政治网络。曾国藩的政治联盟中有大量官员后来成为洋务运动中支持改革的“洋务派”，而曾又以经常写信给政治同僚并表达关于西方技术方面的意见而闻名。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曾国藩与其同事的所有信件，提取相关信息，并确定了1861年之前与他交换这些信息的政治家。
其中��������������������������������������������������������������� 表示省长���与曾国藩的亲近程度，以通信的信件数量来衡量；���������������������������表示县���与省长的正式居住地之间的最短距离。本文用距离作为衡量政治关系的权重，因为省长在离其居住地较近的县比在较远的县更有影响力。这种权重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担忧：距离本身可能会影响每个县的工业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在回归中加入了距离指标本身作为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没有变化。
表5的第（1）列报告了所有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运动期间军事投资增加1%与1933年工业产值增加0.597%有关。表5的第（2）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工具的估计系数是正的，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表明在研究期间，各省省长和曾国藩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增加了军事投资。第（3）列中显示了2SLS估计结果，估计系数为0.578，与OLS结果接近。这表明洋务运动期间的军事投资会对长期工业生产产生持续影响。
05
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19世纪的军事投资影响了后来工业公司的进入，推动了工业集群的产生，但目前尚不清楚使用专门技术而不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军事工业如何促进其他工业部门的后续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条军事投资影响工业增长的可能机制：投入产出联系与固定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支持机构的发展。
（1）投入产出联系和固定资本积累
对军事部门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推动了后向和前向关联部门的增长，尤其是在最初只有很少的行业的情况下。尽管清政府建设军火厂严重依赖进口机械和投入，但由于从内陆地区获得投入的运输成本很高，如钢铁煤矿等材料是从当地开发获得的。
由于近代中国大多数军火厂缺乏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记录，本文使用1929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衡量军工和其他行业之间的联系。基本假设是，中国军火厂和历史上的美国公司的生产流程相似。同时，由于居于内陆的地区和外国市场进行贸易的成本更高，机会更小，本文预计内陆地区会更需要挖掘当地资源，依赖国内上游产品，后向联系机制会更强。
������������������������是工业���和军事工业之间标准化的投入产出联系。���������������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地区有一个条约港口，则等于1，否则等于0。该方程与之前的横截面分析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由于采用了三差分形式，并使用了县域-行业的变化，因此加入了������和������来控制县域和行业的固定效应，这些固定效应吸收了县域和行业的特定变化，如1933年的工业产出总值。系数���1反映了军事投资对非港口县相关产业的影响，而���1+���3反映了对港口县的影响。
表6报告了使用从1929年美国人口普查中构建的投入联系后得到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显示了当地军事投资增加1%所产生的差异。第（2）栏提供了进口和国内工业品替代的经验证据。军事投资和投入联系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0.125，而三者交互项为-0.130。这一结果表明，军事投资通过投入联系对非港口县有积极影响，但进入港口的机会抵消了这种影响。这表明军事投资通过创造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来推动当地生产，但对于含有条约港口的地区来说，由于和国外联系更紧密，这种后向联系创造产业的效应并不显著。
还有一种机制是固定资本积累，大规模投资可能促进了当地机器设施的积累，产生了集聚效应，并通过共享设施提高了随后的工业生产（Duranton和Puga，2004）。在研究期间建立军火工厂可能会通过为民用公司生产机器或转向民用工业生产货物，增加其他行业对机器的使用。将总军事投资进一步划分为机械投资和非机械投资能够验证这一机制。
表7表明，机器投资对促进后续工业增长的作用最大，1933年，军事投资较多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的机器，但资本-劳动力或机器-劳动力比率并不高于军事投资较少的县。这说明军事投资很可能在民用部门几乎没有带来技术进步。
（2）人力资本积累与知识溢出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在军事、科学和翻译方面建立31所学校，并派遣了120名学生出国留学。文章考虑它们可能促进了科学相关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培养出了知识精英，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相关教育。本文通过一份与科学相关的中国各学科精英(即“科学家”)的列表，以研究军事投资如何帮助知识精英的积累，为了量化不同学校在培养科学相关人物方面的效果，结合了不同学校的数据，包括兵工厂附属学校的数据，1916年教育部人口普查的现代中学数量，以及1931年《高等教育统计年鉴》的现代大学名单。
表8(1)列显示，军事投资增加1%，科学家增加0.044%。表8的第(2)-(4)栏考察了军事投资对学校的影响。军事投入较多的县虽然有附属学校或翻译所和大学，但对中学没有影响。(7)列显示，1933年科学家人数与工业产值呈正相关，军事投资的估计系数从0.578下降到0.469，说明有知识的精英解释了一小部分军事投资对后来工业增长的影响。表8所示的结果表明，军事投资通过增加地方知识精英和大学的数量来促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本身是工业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3）支援机构的产生
洋务运动的兵工厂作为当时第一批进行国际交易以获取投入的大型制造工厂，可能也促进了与外国人做生意以及随后公司进入所必须的银行和贸易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产生以及自建港口(SIPs)的建立。中国政府建立了这些港口，与列强被迫开放的条约港口形成直接竞争。SIPs享有类似的贸易优势，但不授予外国人财政、政治或法律特权，因此允许政府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享受贸易利益(Kung, 2022)。因此，军事投资可能引导了银行、贸易公司和自建港口的选址，所有这些都促进了随后的地方工业发展。
表9中的面板A显示了使用横截面回归获得的结果。结果表明，在加入银行数量后，军事投资的影响缩小到0.167，但在加入贸易公司和自建港口变量后仍然相似。当将银行数量、贸易公司数量、自建港口数量都纳入回归时，如列(7)所示，军事投资的估计系数减小，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我们使用面板b中的面板数据重复了上述操作。结果与使用横断面数据得到的结果相似，表明只有银行在军工厂和支持后续工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建立之后越来越多地出现。
06
结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观察利用现代技术加强国防部门的短期和长期的溢出效应，最终发现国防部门的投资对其他工业部门具有积极和持续的影响，能够推动几十年后产业集群的形成。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认知中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变中的作用是被动的这种观点。尽管政府能力薄弱，管理效率低下，但在19世纪晚期出于军事需求进行的公共投资通过多种机制逐渐塑造了中国工业部门的地理分布。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hort- and long-term impact of large-scale military investment on civilian industrial growth by focusing on China’s first attempt to modernize its military sector between 1861 and 1894. Panel data from 1858 to 1937 suggest that the program generated positive effects on civilian firm entry, but these effects appeared only after the government relaxed constraints on the entry of private firms. Long-term analysis shows that counties that received more military investment through the program, driven by plausibly exogenous ex ante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d greater output in civilian industries in the 1930s.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suggest that the program boosted local economies through input–output linkage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bank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