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他者构建：
“宋濂樱诗”在江户日本的命运
向 卿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说起日本赏樱盛况或中日赏樱之别，现今我国不少人士常喜引“宋濂樱诗”予以说明，并由此形成了“中日之别自古如此”，甚至“樱花为日本独有”等固定认识。这表明，该诗对我国国人的中日樱花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该诗来历并不明确，却并不妨碍它在江户时代被日本人当成了“中国有无樱花”的重要证据，而对其时及其后日本人樱花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宋濂樱诗是对中日两国的樱花认识同时产生影响的典型，很值得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诗在古代中日两国的使用和传播情况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学术审视。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对宋濂樱诗的文献学考证，从身份建构的角度探讨该诗对江户日本“樱花日本独有”论及基于此的樱花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所发挥的作用，并以此观照自我构建对他者构建的影响和作用。
一、
宋濂樱诗考证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是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赞为“当今文章第一”。他不仅为《元史》总裁官，亦是朝廷礼乐典章的主要制定者。其文章不仅风行国内，亦受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文人的追捧。宋濂不仅参与了明朝对日政策的制定，还应邀为日本文人撰写序、跋、碑、铭，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交流。因此，宋濂诗文除《宋学士全集》外，部分仍散存于日本、朝鲜等地。譬如其重要诗集《萝山集》所载大多数诗歌直到《宋濂全集》出版时才被收录。
宋濂题名“樱花”的七言绝句“赏樱日本盛于唐，如被牡丹兼海棠。恐是赵昌所难画，春风才起雪吹香”亦可能是散落日本之作。该诗不为迄今国内出版的任何宋濂文集、全集或《全明诗》所收，也几乎不为宋濂之后的我国学者所引述。据调查，我们发现，唯有晚清文廷式对此诗有所提及，不过其引与目前常见的版本有两处不同：一处是用“娇艳”取代了“如被”，另一处则是用“赵皇”取代了“赵昌”。作为维新运动颇有影响的人物，文氏很受日本人重视，不仅与他们关系密切，也曾在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他在引用宋濂樱诗后，亦引用了贝原益轩、青山延光等江户日本学者的论述：
贝原笃信《格物余语》云：《文选》沈休文《早发定山诗》云，山樱发欲然。注，樱，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笃信谓，本邦樱花带微红而非朱色，且其子不堪食，决是别物。……青山延光《樱史新编》云：樱花一种有称杨贵妃樱者，以樱花丰艳似贵妃托名，花传名海外，此贵妃之幸。
这表明，文氏阅读了不少关于樱花的日人之论，故可推测他关于宋濂樱诗的信息乃是出自日人著述。此外，丁仁所编《八千卷楼书目（全20卷）》收录了“《樱之辨》一卷（日本山崎敬义撰甘雨亭本）”“《樱品》一卷（日本松冈成章撰甘雨亭本）”等日人论及樱花的书目，而后者恰恰多次提及宋濂樱诗。这进一步说明，该诗极有可能最早源自日本。在当今中国，宋濂樱诗虽被广泛引用，其最早出处却暧昧不明，引用极少，唯二的引用都宣称引自《邻交征书》。综合该诗在我国的传播和使用情况，可以认为，宋濂樱诗应当不是出自中国，而是源自日本出版的相关文献。
不过，宋濂樱诗在日的最早记载和收录情况也暧昧不清。江户时代日本刊行的《新刊宋学士全集》《宋学士文粹》等宋濂文献及《萝山集》等诗集都未辑录该诗。据查，目前可见收录该诗的权威文献是江户后期日本刊行的《邻交征书》。因为该书是收录古代中日两国邦交文献及诗文的专题集，不属专门的宋濂诗文集，故可推测关于宋濂樱诗的记录应还有更早和更专属的来源。然而，目前这一情况还很不清晰。
据考证，最早引用该诗的是江户前期儒者那波活所的《樱谱》，不过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记载是现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元文三年写本。该写本不仅收录了《樱谱》，亦收录了提及宋濂樱诗的《樱品》（松冈玄达）和未提及该诗的《樱之辨》（山崎暗斋）。它们代表了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三部樱花著作，也因此后来被多次联合出版。然而，让人疑惑的是，林鹅峰编辑的《本朝管春录》第5卷专门收录了中国自晋到明有关樱花或樱桃的诗文，却未见宋濂樱诗。
继《樱谱》后，江户时代很有影响的日本百科全书——《和汉三才图会》亦提及宋濂樱诗。此外，江户中期最有影响力的儒者荻生徂徕的《华客答问录》、国学者谷川士清的《和训刊》等亦引证了该诗。这说明，在江户中期宋濂樱诗就已在日广为流传。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日本学者声称该诗出自《日东曲》，然据我们的调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萝山集》和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罗山集》所载均无其记载，同时《新刊宋学士全集》“附行”也未收录该诗。既然《赋日东曲》十首未收录该诗，则可以断定朱元璋洪武八年召见日僧绝海中津时“宋濂为之文”当无此诗。
综上可见，宋濂樱诗至少在江户前期甚至更早就已被日本刊行的相关文献所收录，只是目前仍无法确认其准确来源。据推测，这或许可从日本“五山文学”的相关文献去寻找答案。即便该诗在古代中日两国的收录情况仍不明朗，它在江户时代被日本学者大量引用且用于说明“中国有无樱花”，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
对宋濂樱诗解读的转变及其影响：
从“中国有樱花”到“中国无樱花”
虽然宋濂樱诗在日本的初始收录情况不明，却在江户前期就已被日本学者引证，用作说明“中国有无樱花”的证据。不过，它最早并不是用来证明“中国无樱花”，反而是用来证明“中国有樱花”的。只是随着江户中期之后日本民族意识的增强及对樱花产生日本独有风物的自觉，它才逐渐被当成了“中国无樱花”的重要证据。
目前可见对该诗的最早引用是江户前期儒者那波活所的《樱谱》。其文除宋濂樱诗外，还引用了王安石的《山樱》和沈约的《早发定山诗》，一同构成了江户日本学者最常引用的三首中国樱诗。活所引宋濂樱诗，是以此主张中日樱花的共通性。在他看来，两国樱花即便在大小、开落时期、色香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只是因为“各有土宜”等环境差异造成的非种属之别。他由此批判了五山禅僧惟肖得岩等断定“中国无樱花”的观点，指出其是“皆不之深考也”的误论。作为活所的弟子和晚辈，林鹅峰也持类似观点：“又按，中华所谓樱桃，乃是樱花也。但本朝唯咏花，中华花与实并咏之，故以为樱与樱桃别种乎？”为了证明樱桃与樱花的物种同一，他还特意“摘晋六朝以来咏樱之句于此，以为诗料之助”，并希望读者“辨其同异”。显然，二者的主张代表了当时“同化”樱桃和樱花的主流观点，却与林罗山所强调的，意图区分中日两国樱花的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也反映了日本文人樱花认识的分裂。
宋濂樱诗开始被引用的17世纪中叶正是江户日本知识界开始集中构建自我主体性和同一性的时代。在此前后，林罗山、贝原益轩、新井白石等主流学者对樱花产生了作为“日本风物”的自觉并开始转向了“樱花日本独有论”。或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江户前中期医生寺岛良安也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有樱花。1712年，他编撰了日本最早的插图百科全书——《和汉三才图会》。其“樱”条目先是说“唐（指中国）则如无樱花，而不载本草及三才图会、草木画谱等，诗人亦不赏之也”，随即又引宋濂《樱花》和王安石《山樱》而断语“观此则中国亦非无樱”。在此，良安虽以宋濂樱诗为中国存在樱花的证据，却也表现出极大的困惑。这种关于樱花的矛盾叙述恰恰体现了江户日本从传统樱花观向新式樱花观的过渡，甚至是从中国文化范式向日本文化范式的过渡。这也意味着江户中期及其后日本学界关于宋濂樱诗之解读的转变。
江户中期的本草大师松冈玄达、儒学大师荻生徂徕、国学者谷川士清等就引用宋濂樱诗，以为“中国无樱花”的证据。玄达认为，“樱花（sakura）”是郁李属的“海棠之一种”即“垂丝海棠”，与“樱（桃）（yusuraume）”是完全不同的品种：“今之樱（sakura）乃海棠之一种而非‘樱’，其所谓‘樱’即是‘樱桃’，今之‘yusuraume’也，与垂枝类自别也。……敬义（指山崎暗斋）《樱之辨》亦误以樱桃为日本之樱，不知樱即樱桃，而本非佐久良（sakura）也。佐久良之名，日本所私名，而非汉土之樱也。”基于这种认识，他又引宋濂樱诗，并与樱花在日地位、种类之多及全民爱樱之情一起作为“樱花为日本独有”的辅助证据。可见，不管所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玄达终究是以区分“樱花（sakura）”与“樱（桃）（yusuraume）”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区分中日樱花的标准，并与宫崎安贞、贝原益轩、寺岛良安、江村如圭等视“樱桃”为“yusura（ume）”而区分二者的做法形成了呼应，一同构成江户日本区分中日樱花的主流处置，并被近现代日本所完全继承。例如，《新字源》《汉语林》等主流字典或辞典都认为，“樱”字在中国原本是指“yusuraume”的意思。
荻生徂徕则强调中国所说的“樱（桃）”皆是“山樱桃”，以此主张“sakura（日本樱花或樱桃花）”的日本特有性。他一方面是江户时期崇拜中国学术的代表，另一方面也开始产生了较强的民族意识，而以日本文明能力或优越性象征求诸富士山或琵琶湖等具象的存在。他因此十分关注和介意“sakura”的日本独有性问题，也由此向赴日中国人求证。1707年，他与清代赴日禅僧悦峰道章用中文笔谈，询问两国樱花之别，对话隐含了“中国樱花不及日本”甚至是“中国没有樱花”的逻辑。稍后，他又与赴日的“华客”就此问题交谈：
（徂徕）问（南京话）：想必你们曾看见樱桃花了。前边唐人看见日本的樱桃花，叫作海棠，又叫作杏花，其实不晓得樱桃花。然而宋景濂有一句说道：爱樱日本盛于唐。其外，古人诗句里头说樱桃花的人也多，据此看来，唐山自然有的。难道是没有？或者唐山、日本的不同？有两样么？还是唐山的樱桃花，都是日本的山樱桃花之类么？不知怎么样？
（华客）答：日本那样的樱桃花，唐山没有。唐山的樱桃花，就是日本的山樱桃花之类。花、叶、树是差不多。海棠、杏花，另是一种，不是日本樱桃花那样的。日本那样的樱桃花，唐山没有。唐山的樱桃花，都是山樱桃花之类。
这段问答不仅帮助徂徕确立了“中国的樱桃花是山樱桃花”的认识，也解答了他长期以来疑惑不解的“中国有无樱花（sakura）”的疑问。这无疑增强了他对樱花作为日本独有风物的自信，并以此构建自我乃至自我优越性的自信。
谷川士清则试图构建“木花（开耶姬）即樱说”的自我语境，并由此建立“樱花为日本独有”的叙事。他声称，作为日本固有花卉的“sakura”只是“借‘樱’而读”，有着自己独立的来源：“‘sakura’乃‘开耶’之转也。或以之为簇开（sakimuragaru）之训义，‘ki’‘mu’反切也。”故而，“sakura”自古便为《神代纪》《一宫记》等日本文献所记录，而与中国诗文所言的“山樱”“（红）樱”是“别品”。在他看来，这点也有宋濂樱诗等中日历史文献的证明。这种力证“樱花为日本独有”的思维在江户中期绝非孤例，而是普遍见于本居宣长等民族观念强烈的国学者之间，代表了依据自我价值处置宋濂樱诗的重要倾向。
可见，以上三位学者的樱花认识虽然未必正确，却意图改变此前日本知识界关于樱花的模糊认识，并由此建立区分“sakura”和“樱（桃）”的形式和意义标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日本的樱花只是“sakura（佐久良）”所指称的植物，而非后来日本借用“樱”或“樱桃”而指称的对象。玄达和徂徕的认识（前者以“sakura”为垂丝海棠，后者以“樱（桃）”为山樱桃）代表了在中国文化范式下区分中日樱花的路径，即以“‘樱（桃）’非‘sakura’论”建立判定“中国无樱花”的标准。谷川士清的做法则代表了在日本文化范式下区分中日樱花的路径，即以“木花（开耶姬）即‘sakura’说”确立“中国无樱花”的标准，进而构建“sakura”的始源性及日本独有性。无论何种标准，对他们来说，宋濂樱诗都是足以证明这点的重要证据。可以说，作为在各自领域拥有巨大影响的学者，他们的樱花认识对此后区分“樱桃”和“sakura”的江户日本樱花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近代日本区分“中国实樱（yusura或yusuraume）”和“（日本）樱花（sakura）”的重要思想源泉。
可以认为，宋濂樱诗、外国人证言等作为“外部证据”增强了日本知识界对于“樱花为日本独有”的自信，并促进了基于此的樱花自我意识的形成。因此，至江户后期，主张樱花是日本固有或独有风物的观点已普遍见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论述，并成为他们的共识和固定认识。
由上可见，在江户后期，基于“樱花为日本独有”的樱花民族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洪流。不仅是对排斥中国的国学者来说，还是对亲近中国的儒学者而言，宋濂樱诗不再是他们构建樱花日本独有论时必须超越的文化牢笼，也不再是他们构建自我的“必须依据”。
因此，至江户后期，“樱花为日本独有”就成为他们樱花叙事或自我构建的预设前提。一方面，不少文人由此尝试展开了樱花日本独有化和民族化的“自主性”叙事。释日谦赋诗《樱花》说“自是三春第一芳，杏桃粗俗岂争光。若是唐山生此树，牡丹不敢僭花王”，认定樱花是足以称霸中日两国的日本独有花卉。被清代大儒俞樾称为“东国诗人之冠”的日本诗人广濑旭庄也赋《樱花》——“李杜韩苏谁识面，梨桃梅杏总虚名。此花飞后春无色，何处吹来风有情”，认为日本独有的樱花造就了日本独特的“春有色”的美丽图景。这些事例显示了日本文人意图绕开宋濂樱诗乃至中国文化来构建“樱花日本独有论”，进而构建自我合法性，甚至使其发挥跨文化传播作用的愿望。不过，“李杜韩苏”“牡丹”“西施”“东海”“大吴”等字眼及其叙述方式也充分表明，他们的自我叙事仍未脱离中国思维的框架，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夸和自欺。
另一方面，继此前日本文人梳理樱花叙事史并编纂系统性认识樱花的“樱谱”或“樱品”后，江户幕府也确认了这一作业的合法性，而欲以对“宋濂樱诗”的他者化处置建立樱花自我叙事的历史合理性。其代表是屋代弘贤奉幕府之命编纂的《古今要览稿》。该书对江户时期以来的“樱花日本独有论”等作了官方的权威性认定，并以穷尽式的樱花文献史的考察对其做了“知识考古式”的证明，为樱花成为日本和日本精神的象征奠定了似乎不可动摇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宋濂樱诗在江户时代从“中国有樱花”之证据到“中国无樱花”之证据的转变，体现了樱桃和樱花被区分的原理和过程，也即樱花被塑造为日本民族象征的原理和过程。这种作业对基于“樱花为日本独有”的江户日本樱花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促进了基于此的江户日本的身份建构。而且，这种对宋濂樱诗的解读及基于此的樱花观不仅构成了此后日本人以樱花构建自我身份的思想资源，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三、
宋濂樱诗的“他者化”处置与自我构建
对江户日本来说，宋濂樱诗是一个来自外部的“他者”。不过，这个“他者”并不同于一般的他者。一方面它对“自我”仍有强大的规制作用，而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和规定了“自我”。另一方面，随着自我独立性或自足性越发受到重视和提倡，束缚主体无限制地成为其自身的“他者性（otherness）”则不断遭到削弱，同时他者亦不断地被他者化和客体化。宋濂樱诗恰好是这种转变时期的“他者”，它在江户日本的命运典型地反映了江户日本自他认识的转变及基于此的民族身份建构的路径和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江户日本对宋濂樱诗的解读具有象征意义，是日本重构自我和他者认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江户日本关于宋濂樱诗解读的转变是日本自他认识发生转变的典型反映，也是江户日本民族同一性构建的恰好体现。江户时代以后，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了“发现日本”而构建主体性和同一性的作业。他们开始以樱花为日本精神的重要象征，并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建立起樱花与日本精神的唯一联系，即确认樱花是只属于日本的“独有风物”。因此，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樱花“日本独有化”的作业。他们或从文献的角度，或从植物学的角度试图论证樱花的日本固有性或独有性。因为对这一作业缺乏自信，他们又不得不常常借助所谓“外国人证言”或“外国文献”这种“外部他者”来证明。宋濂樱诗恰恰是这时被普遍意识到的“外部他者”，它在不同时期被做不同的解读，其原动力和根源是江户日本构建同一性和主体性的急切要求。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江户日本以樱花的日本独有性构建自我的重要环节。不过，对江户日本来说，该诗之所以被反复提及，还在于它是来自原本构成了日本文化根基的“中国”的特殊他者。换句话说，宋濂樱诗又是一个“有权威的他者”，可以为樱花的日本独有性提供超越一般他者的范式支持和力量。总之，自我的形成需要依靠他者来完成，特别是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自我若要完成自我构建及自我证明，尤其需要原来的“优势他者”的证明。即是说，所谓“先验自我”及其自足性的形成和确立实际上是他者被人为否定、忘记或吞噬的结果。当然，这种作业源于对他者或自他不平衡关系的恐惧，不但不能完全抹杀他者的存在，反而更需要和在意他者的证明。江户日本学者构建“中国无樱花”的两种不同路径都需要引证宋濂樱诗，就是很好的说明。只是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它才不断被外部 化和他者化，以致被彻底忘记。
对宋濂樱诗的认识转变也反映了江户日本中国认识的转变，或准确地说，反映了江户日本身份建构的“去中国化”的侧面。江户以前甚至是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樱花认识整体上都未脱离中国本草认识范式的范畴。因而他们也与中国古代学者一样面临了无法准确区分樱花与樱桃，或将两者混为一体等“植物人为分类时期”的难题。然而进入江户时代，主流知识界却在樱花与樱桃的认识上与古代中国产生了分歧，即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区分“樱花（sakura）”和“樱桃（yusuraume）”，并认为前者是日本独有之物；谷川士清、本居宣长等国学者则开始了构建可以证明“樱花为日本固有和独有”的本土范式和语境。显然，这种构建自我同一性的意识正是导致江户日本对宋濂樱诗的解读发生改变的根由。从这种意义上说，对宋濂樱诗的解读也是江户日本“去中国化”思维和作业的典型表现。
第二，对宋濂樱诗解读的转变也反映了江户日本身份建构的逻辑和性格。身份建构实际上就是“创造”或“发现”，不仅意味着对他者及其文化的重构，也意味着对自我及其文化的重构。这意味着，一方面自我可以“随我之意”地展开对他者及其文化的解释，一方面也可以自由地展开对自我的解释。换言之，无论是自我对他者的解释，还是自我对自我的解释，都取决于自我的需要。这不仅体现了身份建构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也体现了它对他者某种程度的暴力性。自我的形成可以与逻辑和真实无关，也无须他者的同意，因为“我们”及“我们祖先”的解释就代表了自我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从江户前期到江户中后期，宋濂樱诗从“中国有樱花”的证据被解释为“中国无樱花”的证据，就体现了江户日本构建自我的主观任性和对他者的暴力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江户日本的“樱花日本独有论”及基于此的“樱花日本精神象征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创造的产物，即它们是“我们认为”这种主体重新定义自我和自我价值的结果。显然，江户日本对待宋濂樱诗的态度不仅说明了基于“创造”的江户日本身份建构的主观性和脆弱性，也反映了这种作业既需要他者又排斥他者的矛盾性。
当然，身份建构也自行准备了消除这种脆弱性和矛盾性的逻辑和力量，因为为自我构建提供合法性的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而且只有我们才可以决定自己的“主体自决原理”。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能够自己生产“自我”（价值和判断），并为其提供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自我证明）。换句话说，即便是被创造的“自我”，一方面因为它终归是我们意思的真实表达，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风土”等客观存在增强其信服力和合法性。而且，这种人为创造物还可以经过时空的作用而逐渐消除它被创造的痕迹，而以成为一种文化或传统的方式增强其“自然如此”的性格。与此同时，这种作业还可以无限制地反复进行，最终彻底清除其被创造的痕迹。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同一性建构才真正为江户日本对宋濂樱诗解读的转变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合法性。
江户日本学者对宋濂樱诗的解读说明，历史从来就是被解释的历史，而我们的历史则是我们才可以解释的历史。而且，这种主体性和同一性建构使我们在塑造自我时可以无视逻辑和历史的真实，也可以无视他者的真实面貌而构建“我们需要”的他者。
作者简介：
向卿，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
本文原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2年第12期，由于微信阅读限制，行文及注释有删减，查看及引用原文，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购买纸质刊物或电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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