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个人主义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给人们的社会交往带来了深刻影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传统的社区逐渐衰退，互联网虚 拟社区蓬勃发展。加拿大社会学教授巴里威尔曼( BarryWellman )提出了”网络化个人主义”(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概念来描述技术变革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
在社交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三重革命的作用下,人们逐渐从传统紧密的家庭和社区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基于个人意愿管理个人的社交网络。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增强与强关系的联系，同时维护弱关系,增强自己的社会资本。
个人不再嵌入群体之中,而是处于社会网络之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多元社会网络的中心,同时又是他人社会网络的一环。社会交往不再基于群体的交往,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网络化联系。传统社区让位于基于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技术形成的新型社区。
结构与个体
行动者与结构或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僵化固定的关系,而是动态的，随时代而变的。理解社会结构的最关键的一点是,认识到社会结构可以再现为网络——即由一组结点(或社会系统成员)和描述其相互关联的纽带关系构成。
网络化个人主义理论,既是人们深刻理解网络社会运行机制的强大工具，又是人们在网络社会茁壮成长的生存手册;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化的行动者的新型社会交往必将对未来社会结构和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在封建或农业社会，结构或制度对个人的制约至为强大。但工业化实现以来,伴随着汽车和电话等媒介的发明和扩散,社会关系逐步从街访邻居式的社区转变为超越本土的社会网络。这个过程是逐渐突出个人决策的社会结网过程,也就是个人交往的范围逐步超越了父母及时空限制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个人的社会交往行动逐步地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其结果就是由个人导向的一个个互联的社会网络的形成。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以乡里为特征的社区的解体和以跨地域为标志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威尔曼关于社区的研究证明,社区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转型和解放,社区更加个人化，更少本土化。社区不再以空间和地理位置来划分,而是以社会网络来重新定义。
不管在虚拟社区还是现实世界中，人们都需要维持不同的关系网络来获取不同的资源。虚拟社区中，人们更多的是以共同的兴趣为基础,而不是共同的社会属性特征,来建立和维持网络关系，提供社会支持。
信任与社会资本在新型社区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对生活在网络化社会的个人来说，信任和互惠是最主要的货币。
网络个人主义个体交往
网络空间拓宽了人类的交际范围，人们开始打破“血缘”与“地缘”的限制，根据“趣缘”在网络上形成不同的群体。
在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人们的社交圈则呈现集中的趋势,以兴趣为聚合的小圈子氛围形成。新媒体带来的新型社会联络与动员能力也会使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社会利益团体的边界逐渐明晰和固化。
身份认同和个体社会化
互联网跨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和交互不仅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影响着个人社会化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列斐伏尔提出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和生产方式都会历史性地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
人的真实社会角色与身份被剥离，可以有不同的网络身份和角色。在新媒体空间内，参与者并不都依附于社会现实地位而存在，而是扮演想扮演的角色,发挥与在现实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作用。
现在,虚拟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的延伸,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相互交叠。一个人可以用不同的身份、角色参与到网络中,表现出多重人格。
网络个人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
诚然,中国的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完全具备网络化个人主义发展的技术环境。但问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差别，很难为网络化个人主义的生存提供土壤。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以“己”为中心一圈一圈推出去的网络,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切价值是以“已”作为中心的主义。[12] 由此可见，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内在要求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似乎是不相适应的。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新媒体提供的历史机遇也不可多得。中国当下蓬勃发展的新媒介社区为个体化行动者带来了希望。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张力下,个体如何能打破传统的禁锢,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网络化个人主义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以及国民现代性意识的不断增强,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网络化个体会积极发展出广泛的线上、线下关系，构建起多元的社会支持网络,打破过去以地域空间和强关系为主导的差序格局,利用新媒介社区实现真正的社会互动和公民参与,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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