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彭兰 安孟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
作者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安孟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要
【摘 要】2022年，在智能传播的研究领域，智能媒体、算法、人机关系等仍是主要研究焦点。在智能媒体研究方面，既有对从业者面对智能挑战的认知、态度的实证研究，也有从智能媒体带来的思维和关系变革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在算法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算法对内容及舆论生态的影响、用户的算法抵抗等话题，一些研究也将算法研究扩张到文化视角。在人机关系研究中，人机信任相关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更多体现，人机融合、人机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推进。未来的智能传播研究，还需要将智能传播当作一种全民实践，探究全民参与的AIGC革命及其影响，洞察智能传播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对于智能传播中的“排斥者”或“被排斥者”，也需要有更多关照。
【关键词】智能传播；智能媒体；算法抵抗；人机传播；人机融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对国内新闻传播类代表性期刊的检索发现，2022年国内关于智能传播的研究中，“智能媒体”“AI新闻”“算法”“社交机器人”等仍是常见主题，但对这些话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算法研究方面，实证研究方法也得到更多应用。2022年人机互动中的“人机信任”以及“人机传播”“人机融合”等研究主题也受到了较多关注，人与机器的关系正在成为智能传播研究中的新焦点之一。而在新闻传播领域较具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包括Communication Monographs、New Media & Society、Digital Journalism、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检索发现，海外学界的智能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介传播中应用的新现象与新挑战，并通过各类实证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究智能传播风险与相应的治理方式。
一、新挑战、新思维、新关系：智能媒体研究的深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智能媒体”（“智媒”）的发展，面对智能媒体带来的挑战，从业者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乃至工作模式，而研究者在梳理业界面对的新境况、新挑战的同时，也将研究深化到智能媒体带来的关系变革、思维变革等更深层面。
黄升民等认为，打造智能媒体的基础是让计算机能够准确“认知”并“理解”，进而完成“理解力”到“决策力”的进阶，最终实现“决策力”到“创造力”的突破（黄升民、刘珊，2022）。但智能媒体实践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从业者面对智能技术的冲击与挑战有何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身与机器、算法的关系，一些实证研究做出了回应。
Moran等分析了从2016年到2020年的5年期间95篇针对AI新闻的媒体报道，以研究AI在新闻编辑室中的使用、所承担的角色和凸显的社会主题（Moran & Shaikh，2022）。这项研究揭示了新闻业界与学界在对待AI新闻报道态度上的矛盾，尽管新兴技术在新闻业中的使用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但是当新兴技术应用于新闻实践时，也会与原本的价值观、职业习惯和社会文化体验相互碰撞（Lopez et al.，2022），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隐忧。
一项基于对27名专业新闻记者的访谈的研究表明，专为新闻研究过程设计的算法工具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反而由算法驱动的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成为记者搜集、选择与验证信息的重要来源（de Haan et al.，2022）。但与此同时，记者们并未意识到算法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给他们的专业性工作带来的影响，反而保持着一种强烈的专业权威感，认为自己能够不受影响地自主工作。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算法推荐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专业从业人员的影响究竟到达了何种程度。
在国内，王琪等（王琪、朱巧燕，2022）对30名新闻网站从业者的访谈发现，一方面，从业者诉诸“新闻专业性”话语来维护自身的职业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接纳算法技术并将之定义为“创新性技术”以维护自身的职业生存。新闻网站从业者试图灵活调用“新闻专业性”话语与“创新性技术”话语进行专业角色调适，在坚守传统专业角色的同时适应算法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认知与态度或许在媒体从业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智能媒体应用不仅将改变媒体内部生产模式，也会对新闻业的一些基本问题带来挑战，例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生产的沉浸式新闻使得新闻成了用户对重构的事实的临场感知，这不仅改变了新闻的特性和功能，也改变了新闻作用于用户的机制，由此带来的变化与潜藏的风险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陈昌凤、黄家圣，2022）。智能时代新闻的价值判断、真实性判断等基本问题也需要我们重新做出诠释。
版权问题在智能媒体背景下会进一步凸显，这既涉及算法生产新闻的版权问题，也涉及平台在智能分发中的版权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虽然由于算法新闻生产过程中缺少人类思想的表达而难以将其认定为著作权制度中的“作品”，但可将算法新闻纳入邻接权保护，设立“数据智能聚合权”，倡导“投资原则”为主、“意思自治原则”为辅的权利归属规则（赵双阁、艾岚，2022）。彭桂兵等则针对“首例算法推荐案”开展的研究提出了以技术和法律双重路径开展版权治理工作的思路，认为平台应承担侵权预防义务与技术合理性举证义务，在智能传播中实现算法善治（彭桂兵、丁奕雯，2022）。
智能媒体对传媒业的另一个深层冲击是思维的变革。方兴东等指出，智能媒体是指基于算法，以实时、动态的大规模数据为核心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媒体形态。数据驱动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是智能传播的本质（方兴东、钟祥铭，2022）。智能趋势下，数据思维、计算思维、算法思维等机器思维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新闻业，这些思维在某些方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的窗口，但彭兰指出，要警惕它们变成对人的思维的禁锢。在智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看上去是机器在不断模仿人类思维，实际上人类思维也可能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机器思维的影响，过度依赖机器可能导致我们原有的一些认识方向与通道被阻塞甚至关闭（彭兰，2022a）。
智能媒体的思维变革不仅是数据思维等的应用，在具体的业务模式上也需要进行思维的创新，周勇等从智能主播这一角度提出了基于新思维的构想，即以语言符号、角色和规范三者为框架进行“智能体设计”，指导人工智能主播在与人类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发挥自身职能，实现人工智能主播在新闻编辑室外化基础上的类型化和个性化，并通过相关设计驯化智能技术、维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周勇、郝君怡，2022）。
理解智能媒体带来的影响，还需要深入透视智能应用带来的关系变革，这涉及人（生产者与消费者）、机器（及其数据、算法等资源）、平台等不同主体的关系，以及不同主体生产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等层面。
杨保军等指出，智能时代，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之间形成了辅助、协作、共融三种关系。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表现为人主体新闻的“主体性”与智能体新闻“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以智能体为中介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杨保军、孙新，2022）。吴璟薇等更明确指出，在新闻生产实践层面新闻业的“算法转向”本质上是“关系转向”，即算法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媒介技术的姿态嵌入甚至重塑了新闻生产流程，在新闻价值层面，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成为新闻价值的双重驱动力（吴璟薇等，2022）。
对于智能机器的角色以及与人的关系，有研究者从行动者理论视角进行了探究，其观点是，通过迎合利益、利益说服、迂回诱导、目标重组和利益并置整合五个转译策略，智能机器不仅成为内容生产行业的核心行动者，建立起人机合作的内容生产网络，而且成为社会决策与创新的建构性力量（张微、彭兰，2022）。
目前智能媒体实践还只是在“浅水区”试水，可以预见未来它将逐步进入“深水区”，虽然未来的媒体始终应是“以人为本”的媒体——以人为核心生产力量、面向人的需求，但是机器这一新的行动者加入后，人如何定义自己在传媒业的角色，如何调适自身与机器的关系，如何驯化机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算法与内容生态、算法抵抗、算法文化：算法反思的拓展
2022年新闻传播学界对算法的研究仍在持续拓展，除了算法分发对用户作用角度的研究外，研究者也将对算法影响的研究拓展到内容生产与平台层面，特别是从算法带来的内容生态视角进行了更为宏观的研究。
胡泳等基于对短视频平台的研究指出，平台根据推荐算法对创作者实现流量支配与控制，通过对流量与内容曝光的控制完成对创作者的驯化。短视频发展过程中创作主体身份与地位的变迁，伴随着PUGC、PGC的再中心化与权力化聚集，UGC生产被边缘化（胡泳、年欣，2022）。
算法对流量、生态的影响，与算法偏向有关。至于左右其偏向的原因，有实证研究指出，商业关联会导致搜索引擎算法偏向，即搜索引擎首先倾向于呈现来自相同利益主体网站的信息，其次是利益相关主体网站的信息，并赋予二者更优先的排序；利益关联对内容多样性的影响因搜索引擎而异。搜索引擎和商业信息网站之间基于商业关联形成的“渠道—内容”合谋构成了对数字生态公共性的挑战（师文、陈昌凤，2022）。
算法不仅影响着内容生态，也会影响到平台的舆论环境。有研究者担忧，网络平台通过可见性的控制和智能适配的技术逻辑影响舆论的自然生成，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算法以其隐蔽的技术手段将社会表达的“公意”舆论操纵为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众意”的“伪舆论”（许加彪、王军峰，2022）。另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算法对公众表达具有三种操控模式：屏蔽、下沉公众表达；引导、规训公众表达；伪造公众表达。算法作用于公众表达的运作机制背后是技术、资本与政治之间的交相互动（何晶、李瑛琦，2022）。
算法对内容生态的影响，也体现在国际传播领域。相关研究指出，伴随算法技术的介入，国族中心主义式的国际传播正逐步被解构为基于身份标签匹配的多元群体间传播，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以算法等方式干预国际传播的抵达路径与影响渠道，算法介入下的国际舆论竞争越发体现出“算法认知战”的特点（何天平、蒋贤成，2022）。
而在用户这端的算法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用户在算法面前也有一定的主动性，部分用户对算法有利用、训练、驯化等行为，算法也未必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产生强化信息茧房的效果。
虞鑫等发现，算法媒介使用时间越久，信息茧房效应反而降低；在媒介环境、媒介素养、媒介期望等维度上，信息茧房呈现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存共生的现象，受众主观能动性和高维度媒介素养的提升对于克服信息茧房具有积极价值；同时，桥梁型社会资本的提升，也有助于避免个体落入同质化信息的信息茧房窠臼（虞鑫、王金鹏，2022）。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也指出，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同时媒介素养越高，与算法推荐相关的“回音室”被弱化的效应越明显（吴锋、杨晓萍，2022）。
一项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TikTok用户与人工智能算法协作方式的研究发现，人类用户在与基于AI的算法互动时会相互影响，用户可能会在使用的过程中尝试有意识地训练算法，以获得更符合自己兴趣需求的内容（Kang & Lou，2022）。
更多研究者关注到了用户面对算法有意无意的抵抗行为。陈阳等提出了基于“理性—非理性”二分处理路径的双重中介路径模型，用于考察河南农村青少年在短视频平台的日常使用中对推荐算法的抵抗心理与行为反应。结果表明，感知自由威胁、算法素养和同伴影响显著增强了青少年的算法抵抗意愿与抵抗意图；而孤独感、对算法机制的依赖性心理则产生了削弱作用；抵抗意愿与抵抗意图在上述影响因素与抵抗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的中介效应；同时，作为控制变量的媒介使用时间、年龄在青少年的算法抵抗路径中呈现出显著差异（陈阳、吕行，2022）。
一些研究者将以算法为底层技术支撑的移动新媒体应用视为构成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平台”，将移动新媒体用户的算法抵抗视为“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他们认为，用户从算法的执行后果出发，对其加以逆向追问以迫使其修正与改正，用户的抵抗战术非但不是针对算法的敌对力量，反而是具有治理意味的引导策略（洪杰文、陈嵘伟，2022）。张萌则指出，受众抵抗战术作为一种底层政治迥异于上层技术政治规则的固有形式，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发生作用，处于技术活动认定的正规活动的可见光谱之外。但她也担忧，用户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实质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张萌，2022）。
算法的“民间理论”反映了用户对于算法的认知，它也是理解算法作用机理及其社会影响的一条线索，这一现象在2022年也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认为，算法民间理论的形成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激发用户推测算法系统的外显线索（如文本特征、用户特征、系统特征）和内隐线索（如态度、情感、心理）；二是感知模式，包括社交关系模式、因果推理模式、用户参与模式等（晏齐宏，2022）。
尽管用户在算法使用中的确具有能动性，但我们也需要关注不同用户群体对算法的认知与能动性的差异。有研究发现不同教育程度的群组间确实存在算法知识沟；媒体报道、用户卷入度和算法编辑能力正向影响用户的算法知识及算法自我效能；出错率遭际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用户的算法知识水平，还成为弥合高低教育群组间算法知识水平和进一步缩小并逆转算法自我效能差距的显著因素（陈逸君、崔迪，2022）。
从用户对算法的认知、驯化或抵抗等视角深入探究人与算法的关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智能传播的影响，还可以更好地理解智能传播背景下人的生存挑战与生存策略的变迁。
算法在传媒业以及社会生活中全面的“入侵”也使得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受到关注。毛湛文等指出，算法文化研究领域包括三种向度：在权力向度，算法扮演了文化中介的角色，通过数据和流量规则施加着对人的控制，削弱了文化多样性；在话语向度，各类围绕算法的话语事件与民间知识生产了差异化的文化想象；在行动者向度，算法与其他行动者协同完成了算法社会的文化表演。面向未来，算法文化研究需要在立足具体文化情境及经验的前提下，诠释算法与人的“构成性纠缠”（毛湛文、张世超，2022）。
算法与人的纠缠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中止。面对这样一个人与算法共存的社会，杜骏飞等提出要用一种“价值算法”以对冲工具理性式的算法秩序，并认为价值算法应脱离用户“欲求”的计算，转向着眼于“人的需求”的计算，逐步强化异质化、高价值观的内容推荐，价值算法应驱除用户群的极化趋势，为同质化人群提供异质化对话的社会协商环境（杜骏飞、王敏，2022）。虽然到达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但至少，学者的研究应该指明目标所在。
三、人机信任、人机融合、人机传播：人机关系研究的推进
当机器成为智能传播中的新主体后，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类是否对机器能产生足够的信任，相关研究也在试图寻找这方面的答案。
蒋忠波等采用控制实验法探讨了用户对算法新闻可信度的感知并对其中的各项影响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受试者对署名作者为算法的新闻可信度的感知值要显著高于署名为人类记者的新闻可信度的感知值，内在原因是受试者普遍认为算法新闻较少偏见（蒋忠波等，2022）。但这一研究只是面向大学生群体，选取的文本主要是体育新闻、社会新闻，因此存在一定局限。
在海外学界这类实验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Molina等人通过一项3（来源：AI、人类、两者）×3（透明度：无透明度、仅透明度、交互式透明度）×2（分类决策：已标记、未标记）主体间在线实验，对AI审核社交媒体内容的用户信任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知晓审核来源的情况下，用户对AI审核内容的信任与人工审核相近，而且允许用户向算法提供反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增强信任（Molina & Sundar，2022）。而Yuheng Wu等通过一项主体间实验探究了不同的身份（人类与人工智能）和专业化（专家与通才）所施加的“少数人影响”如何影响个人的感知和行为，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认为在“少数人影响”的情境下，真实的人类比人工智能更加可信（Wu et al.，2022）。另一项实证研究指出，对于体验产品，消费者更喜欢具有更高匹配程度的基于内容的过滤，因为它被认为提供了更高的透明度。对于搜索产品而言，加入了其他用户背书推荐的协作过滤模式触发了“潮流效应”，会带来更积极的用户评价（Liao & Sundar，2022）。
当AI发生错误时用户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用户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决策的公平性？国外一项实验研究提出了两个评估AI错误决策的心理应对过程：第一种过程是人们对AI抱有更高的期望（自动化偏见），从而容易对不令人满意的结果感到更加沮丧（算法厌恶）；第二种过程是人们认为人工智能对负面结果的控制性筛选少于人工筛选，从而对AI的评估更加宽容（Jones-Jang & Park，2023）。
目前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都未必具有普适性，在研究人对机器及算法的信任度方面，任务类型、文本类型、用户群体、技术与社会所处阶段等因素的作用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融合是智能时代的另一种新关系，这被视为“后人类”社会到来的重要体现（郑奕、连水兴，2022）。
赛博格化的身体是人机融合的重要形式，这种身体正在变成新的媒介。正如王菲等基于赛博格以及人工智能广告的时空性视角所做的判断，用户的身体已经成为广告模式的界面本身（王菲、樊向宇，2022）。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媒介传播将成为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李明德、马骁，2022），真实人、虚拟人和人工人将共同促成“人即媒介”的实践（焦宝，2022）。
人机融合带来的另一个典型结果是人的数据化生存，人被全方位数据化，人的身体也因此被映射为虚拟实体或被拆解为数字化元件，人的反身性控制与自我量化增加，个人历史与记忆被投射为多维的数据化轨迹，数据也塑造了数字自我、数字人格。以数据化形式体现的外部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彭兰，2022b）。随着实体的人与虚拟实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人也面临着外部力量获取个体数据与数据主义背景的双重控制，尽管与人相关的数据不断丰富，但再完整细微的数据也无法反映或代表人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情感。
而人被技术映射成各种维度的数据后，这些数据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源化、商品化。国外一项研究揭示了如何通过计算机面部情感识别技术来识别自闭情绪，也同时揭示出人以及人的身体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监控资本主义的资源。用户的情感数据也逐渐从人机交互中被忽视的变量成为可利用的资产，用户的情感生活被挖掘出新形式的知识、价值和权力（Nagy，2022）。虽然这一研究主要针对特殊群体，但其他群体也面临同样的风险。
健康码则让人们普遍感知到了被数据化后更现实的生存境遇。研究者认为，人、物、实体空间等各个方面的数据经由健康码直接影响身体的自由行动，开启了媒介介入社会的新型方式（李梦颖，2022）。另有研究者指出，健康码实践意味着作为装置的媒介技术物打破了“人是万物尺度”的迷思。数字媒介技术装置所呈现的聚集、自动化、感官同一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治理术中的应用，使得个体转化为装置捕获与决断的对象（张磊、于磊，2022）。虽然健康码是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它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代表的数据与算法治理思维也是一种媒介化治理思维，这一思维未必不会在智能时代延续。对相关应用的风险进行洞察与警示也是研究者的责任。
除了人机融合趋势外，类似于人际传播的人机传播的兴起也成为必然，虽然它目前还只是以非常初级的方式呈现，但也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彭兰指出，人对人机传播的需要主要基于场景性、补偿性、可控性、定向性、投射性、治疗性等交流的需要。人机传播能否达成有效交流，取决于机器对对话情境、情感表达与互动、风格个性、经历共享、身体表现与互动等交流要素的理解与应用，在某些方面，机器永远有其局限。人机交流中总体是以人为中心的不平等交流，这不仅会影响到人机交流的结果，也会为人际传播带来障碍（彭兰，2022c）。
一些研究者通过录像民族志video-based ethnography方法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该研究选取上海智能服务机器人（COFE+机器人咖啡亭）作为案例，深入探索智能时代的人机传播过程。其主要发现是，人机传播中的具身性不仅达成了人机交互的前提，也成为人机情感联系的重要条件；其次，人机互动在实践中促生了新的人际互动样式，生成了“人—机器—人”三者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关系（甘雨梅、郭良文，2022）。
另有研究者指出，人类与智能机器的主要区别并非体现在智能，而是物质化的身体，而具身认知的核心特征是身体。具身化是传播型智能机器人的关键特征。“人—机”具身传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器作为主体参与到社会过程中，而不仅仅是中介工具；二是机器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创造与情境建构（赵海明，2022）。
申琦在分析人机交互的结果时担忧，如果机器人的社交线索越类人、越丰富，人机互动时人将越来越习惯启动无意识的思考方式，跟随机器的指令行事，逐渐变成懒惰的信息处理者，不自觉地被机器人的步调引导，丧失自我思考和判断的主体性（申琦，2022）。但邓建国对人机传播的未来持乐观的判断，他认为，在人机传播中，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将机器视为平等的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依赖身体和空间的“社会在场”——即那些使我们人之为人的东西——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机器的遍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沟通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机器，而是使得我们更加成为人（邓建国，2022）。
人工智能的高度拟人化、“人性化”的目标也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Shin，2022），如陈昌凤指出，当下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以传统的文化、惯常的思维去判断自身与机器的关系，人类将人机交互中异质行动者的互动，仍视为或显或隐的权力争夺，过于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占有，却忽略了全新的互动关系需要全新的伦理观（陈昌凤，2022）。有研究者期待，当社交机器人与人类逐渐发展成“同伴”乃至朋友关系，就要用一种不偏袒人类优势的方式来审视人与社交机器人之间的新型同伴关系（何双百，2022）。当然，习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是否能真正建立与机器的新型关系还有待观察。
未来对人机关系的研究也需要对“机”背后的技术路线和行为逻辑进行更深一步的了解，这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人机关系，更有助于在智能时代更好地把握人与机器的互动。正如美国学者海勒所说，机器和人类共同成为了一个二元体系使得他们成为彼此的衡量尺度（海勒、黄斐，2019）。从机器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再次审视人之为人的那些本质。
四、全民化的智能传播、智能环境下人的生存：智能传播研究的新面向
智能技术不只为传媒从业者带来机会与挑战，也不只是为用户带来算法下的传播体验。智能传播也是全民化的新传播实践，这种实践很多时候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理解与接受智能传播，是否有机会接触智能传播，智能传播都在改变着社会生活图景与人的生存境遇。
（一）全民参与的AIGC革命及其意义探究
2022年，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个概念及相关实践也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AIGC应用可以帮助人们生成文章、小说、音乐、绘画、程序代码甚至论文等各类内容，年底突然走红的ChatGPT更是为人们理解与应用AIGC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验场所。
AIGC虽然与新闻传播领域的智能媒体实践相关，但其应用范围与意义有了进一步扩展。智能媒体的主体主要是媒体、媒体人及相关机器，更多涉及的是新闻等公共内容生产与分发，而AIGC的应用者扩展到了普通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AIGC工具参与不同类型的智能化内容创作，这不仅会大大拓展AI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也将开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机协同创作运动，新媒体平台中的内容将进一步井喷，这些内容也会对传统内容创作带来挑战。
互联网的出现为全民的内容生产提供了传播平台，而AIGC技术的发展则为全民内容生产提供了直接的工具支持。如同移动视频生产工具的平民化、智能化带来了视频文化的变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种领域内容创作专业壁垒的AIGC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文化变革。在全民参与这一新语境下，人机协同生产的内容是否会改变内容生产的核心逻辑，它的兴起会带来哪些新的内容范式，作家、画家等专业的内容生产者是否还有存在价值，原本只是为人生产内容制定的各种法律、规范、伦理是否适用于人机协同生产的内容，如何界定人利用机器创作内容的合理边界，这一系列问题都等待着研究者去探索。
（二）智能传播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洞察
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智能传播不仅仅是各种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被智能技术勾连缠绕，人工智能客服与社交机器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互动对象，公共事件的舆论场中不乏社交机器人的“刷屏”与引导，可穿戴设备在为人们提供各类便利的健康服务的同时，也成为许多使用者的规范者乃至隐藏的“教练”。此外，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应用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情境，虚拟世界中的生活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又彼此影响、彼此建构，逐渐改变着智能时代每一个参与者的生活方式。智能前景下，人们的媒介化生存会有新的含义，相关的研究版图也会不断拓展。
对个体而言，通过智能设备量化自我便是智能传播的日常实践之一，相关研究正在变得丰富，除了对量化自我带来的自我赋权感以及社会资本提升的研究外，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量化自我与时间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担心，随着媒介化时间管理的深入，数据主义、日常生活的透明化隐忧也渐趋凸显，媒介依赖深度演化的行为本质在此过程中得到明晰（刘义军等，2022），使用者在试图借助量化自我技术让无序时间重归序时化、提高个人时间利用率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内化了APP的技术逻辑（曹璞、方惠，2022）。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解析量化自我实践中人与机器或物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等。
除了自我量化的智能设备，未来还会有更多智能物体以媒介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作为媒介的“物”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情感，有研究者通过对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应援棒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应援棒所规范的情感力量构成了一种现场的纪律机制，“物”也在无形之中成为娱乐工业操控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社会控制方式（黄华、吴越，2022）。虽然应援棒还算不上智能物体，但它已经展现了控制性的媒介意义，可以想见，未来“智能物体”的控制性作用会不断强化，这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新研究方向。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智能传播将使得身体传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元宇宙中，身体的参与度也会大大增强。智能传播视角下身体与传播关系的研究在未来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化。
（三）智能鸿沟视野下的“排斥者”与“被排斥者”关照
在近几年关于智能传播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聚焦于那些被卷入到智能传播过程的人群，包括被算法算计的各种平台的数字劳动者、被推荐算法引导的用户等。但是，智能媒体与智能传播实践中，还有一些人群主动排斥相关使用或者无奈地“被排斥”，从而成为了智能传播这一新世界的边缘人群，智能鸿沟成为数字鸿沟的新表现，对边缘、排斥或被排斥人群的关注也将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
在现有的研究中，刘国强等已将视角转向智能媒体使用的边缘人群——重庆棒棒，对其拒用智能手机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提炼出消费保守主义、熟人社会、“弱者”身份建构三个核心解释范畴，这也为数字鸿沟理论的反思与发展提供了情境化理解（刘国强、颜廷旺，2022）。尽管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对那些被忽视的、失声的人群（如老年群体、贫困人群、残障人群）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我们还需要广泛关注那些对智能媒体、智能传播进行有意识地抵抗或逃避的行为或人群，以及这种抵抗或逃避带来的影响。
在面对健康码带来的社会影响时，吴冠军曾指出，在健康码机制下，只有经过数字认证（“绿码”），个体才被允许进入人际交往的共同体。健康码应用因此带来了一些“余数生命”——被智能技术排斥在外的人群（吴冠军，2020）。健康码所带来的人群的区隔，只是智能传播时代一个典型现象，类似的现象未来必将在各种领域广泛体现。这既意味着日常生活被高度技术化从而制造并驱逐大量边缘人，带来数字商民或充满偏见动员和“被同意”的公民参与现象（朱政德、胡泳，2022），也意味着在智能传播时代的社会交往、社会资源的获取或分配甚至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方面，差异甚至鸿沟都将继续存在。
钟祥铭等指出，智能鸿沟是核心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尽早地发现其社会后果，一旦这项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且难以控制，就将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钟祥铭、方兴东，2022）。
智能传播不仅是一个传播话题，也是一个生存话题。在智能化趋势下，如何提高所有人的生存质量，如何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与生存可能，如何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而不是将所有人套进智能生活的模板中，这些问题都仍有待未来的实践和研究作出回答。
五、结语
当下，智能传播研究的版图在不断扩张，但各研究方向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日益重视智能技术力量扩张背景下人的存在与价值。无论是从人与技术的互动中观察人机协同、人机信任或人机博弈，还是从人的日常智能传播活动中寻找其行为动机与情感轨迹，抑或是关注智能时代的边缘人群，都是在以不同的视角关注人的存在。面对未来，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将机器视作一个平等的伙伴，或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研究者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但无论如何，在与机器的共处中，我们将有更多机会认识人自己。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彭兰、安孟瑶：《智能时代的媒体与人——2022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3-18页。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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