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孙少晶等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2022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者
孙少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阿迪娜·约提库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要
【摘 要】本研究从“健康”“传播”等基本概念、研究范式以及研究场域的转向讨论健康传播的学科发展，并反思中国健康传播学科体系的建设。研究认为，学界需要思考整体健康观到生成健康观、信息传递到关系建构、物理社区到数字社群的变化，从而深度结合中国的问题语境，联合多学科力量推动健康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关键词】学科体系；整体健康观；生成健康观；关系建构；数字社区
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指出，政府、社会、个人要协同推进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引导群众建立正确健康观，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2019）。作为与健康中国建设与全民健康促进紧密相关的学科，健康传播研究与实践在当下中国任重而道远。如何在健康中国与数字中国的建设背景下构建具有理论前瞻并能有效指导中国实践的健康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又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反思健康传播的概念内涵，解释健康传播的范式转向，描述健康传播的研究场域转变，并展望基于中国语境的健康传播作为学科与作为实践的前景。
一、概念转向：从整体健康观到生成健康观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不同的学者从传播学甚至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总结。长期以来，健康传播被视为以问题为基础，致力于识别、研究和解决健康促进的相关问题，包括人类日常沟通对医疗保健和公共健康的实际影响，以及健康促进互动的评估等（Kreps et al.，2003）。杰克逊认为：健康传播应该以大众媒介为渠道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此达到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目的，这其中包括健康营销和健康政策制定等（Jackson，1992）。传播学者罗杰斯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通过各类传播策略将医学研究结果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健康信息，通过改变大众的态度和行为降低疾病的传染率和死亡率，最终提高整个社会健康水平的行为（Rogers，1994）。而后，罗杰斯又将健康传播定义扩展为内容与健康有关的所有传播活动（Rogers，1996）。Bernhardt（2004，p.2051）考察了健康传播和公共卫生的概念，把健康传播定义为“围绕有价值的、准确的、可触及的、可理解的健康信息的科学制作、策略传播、批判评估，这些信息通常面向或来自特定的受众，目的是促进公众群体的健康”。
国内学者对健康传播的定义基本上沿袭了来自西方的一些早期界定（孙少晶、陈怡蓓，2018）。总体上，“健康传播”一词经常和“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替换使用。尽管这些概念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少被深入讨论。比如发布于1986年的《渥太华宪章》阐述健康促进的三个基本策略，即倡导、赋权和协调。倡导（advocate）指人们通过社会活动提出正确有益的观点，并努力争取来自其他人的支持。赋权（empowerment）指赋予人们实行健康行为的权力，人们辨别健康影响因素和做出正确健康选择的能力得到提高。协调（mediate）强调突破卫生部门的单方努力，相关各方协调组织、共同参与促进个人和公共健康（田向阳、程玉兰，2016）。这三个核心策略与传播实践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涉及信息的传递分享和意义的建构。
健康传播概念的厘清需要对“健康”与“传播”两个核心概念同时进行关联解释。正如Zook（1994）所言，学界需要从传播的理论视角来重新思考“健康”的本质才能突破医学界对“健康”的狭窄但支配性的学术话语，同时从健康的本质出发来思考传播才能理解传播在健康语境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而不是把传播置于一个附属的地位。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定义如下：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Huber等综合众多医学和公共卫生学者的观点，重新定义健康为“个人或群体面临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挑战时，适应及自我管理的能力”（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to self-manage）（Huber et al.，2011）。跟WHO的定义相比，Huber等的解释强调以下特点：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对疾病和健康风险有一定的适应甚至管理能力，尤其是鉴于很多慢性病的普遍性和长期性，需要一个人对慢性病有一定的管理和共同生活能力，也就是说即使慢性病不能完全治愈，但一个人如能够保持很好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则仍然被认为具有较高健康水平。第二，这个解释强调了健康不是一个静态的终点，而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健康能力的提升，个体的健康状态也在改变。Tengland（2007）进一步提出健康的两个维度：安宁（well-being）和能力（ability），前者指向个体的理想健康状态，后者指向个体的主体能动性。这些较有影响力的有关健康的定义主要来自医学或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而传播学者更多是对“传播”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和界定。
可以说，医学领域对“健康”本质认识的深化也是源于长期以来对有关健康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反思，意识到心理、文化、社会等宏观因素对个体以及公众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开始转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这种转向在健康社会学、健康人类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推动了“整体健康观”的发展。唐均、李军（2019）认为整体健康观是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影响因素纳入考量，把健康看作整合身体能力、个人资源、社会资源的积极概念。可以说，整体价值观采纳的是整体的（holistic）、系统的（systemic）、动态的（dynamic）的视角，意味着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和生活实践活动回归到健康的内在本质。王立杰（2022）提出整体健康的三个实现路径：在空间维度实现人与整体环境的和谐，在时间维度实现生命历程的动态平衡，在人本维度实现从治病服务向健康服务的观照。笔者认为，实现整体健康需要增加第四个核心维度，那就是从传播角度认识意义建构（meaning construction）与个人能动性的内在联系，个体参与提升“整体健康”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存在目的、解释存在意义、践行存在价值的过程。
过去十几年，传播学者对传播的生成性、构成性、过程性的理解日益深化。具体到健康语境，传播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只是健康信息的传递或分享。相反，个体与公众对“健康”的认识与理解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Deetz，1978）。Zook（1994）认为，整体性健康观在本质上仍是一种笛卡尔二元论的体现，即把传播看作恢复“整体健康”的附属手段。即使纳入社会和文化因素，整体性健康观点强调的是对身体的“社会服务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调集各种资源帮助个体靠近所谓的“客观理想健康状态”。传播学者Field-Springer和Striley（2018）呼吁从具身性（embodied）、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视角重新理解健康传播。个体对健康的意义的建构是基于个体在生活世界的存在性体验。从此传播视角出发，“健康”应该是身体与精神、个体与世界、存在与经验的统一，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统一（Zook，1994）。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健康观是传播生成观的体现，强调的是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践行、生成（being-in-the-world，doing-in-the-world，becoming-in-the-world）。生成健康观提供了一个从人类传播实践观照“健康”的视角，“健康”不是一个终极的、可见的身体状态，也不单单是医学病症的消除，而是涉及个人的身体机能、人际和谐、精神价值等在存在论意义上（ontological）多方面元素的复杂过程。因此，健康与传播的内在联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信息传递层面，而是基于人对存在及生活意义的解读和建构。生成健康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健康传播的内涵，也影响了学界和业界对健康服务、健康风险、疾病痛苦等基本现象与概念的理解。
二、范式转向：从信息传递到关系建构
长期以来，健康传播对“知识传播”“态度改变”和“行为达成”的关注导致了聚焦微观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如“知信行”理论）的主导地位。宽泛地讲，信息本位和行为本位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两个主要理论基点。信息本位的理论视角与劝服理论密切相关。聚焦特定健康信息的影响效果，学者从健康传播中的内容环节着手，分析健康讯息设计的特点，分析相关特征如何影响个体。常见的研究问题包括健康信息的来源为何，是来自于权威人士还是普通人？信息内容的策略为何，是诉诸情感还是诉诸事实？信息呈现的形式为何，是
、文字还是更为丰富的媒介形式？行为本位的理论视角常常引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行为理论，聚焦回答“健康行为的改变受哪些认知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表1呈现的是跟两种视角相关的常用的健康传播理论。
基于上述两种视角的各种理论在过去几十年引领了大量的健康传播经验研究，也被广泛运用到健康传播运动的实践中。Lwin和Salmon（2015）考察了过去十几年亚洲的健康传播研究，发现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是框架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计划行动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尽管前述两个理论视角具有强势影响，但健康传播学界一直没有停止反思它们的局限性。Lupton（1994）认为，以往的健康传播研究理所当然地将由上而下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视为基础，过分强调了中心权威的作用，忽视了传播过程中协商和对话的力量。Dutta-Bergman（2005）将上述的行为理论归纳为个人主义和认知导向，缺少传播学信息建构的理论背景，同时呼吁用批判的观点审视健康传播研究，Hornik（2002）指出一味的强调媒介产生的行为效果，会使研究者过于专注信息内容或渠道，而忽视健康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作为对前两种理论视角的反思与回应，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认为健康传播是在人们的互动过程中产生意义的，语言、历史、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都属于健康传播领域需要考察的影响因素。与自上而下的主流健康传播模式不同，文化中心路径更加重视“结构—主体—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区成员的主动表达和实践能够实现健康信息，甚至健康价值观的更广泛、更深层次传播（Dutta-Bergman，2004）。也就是说，让人们在自身所在的文化结构中自发地形成健康意识、促成健康行为是文化中心路径为健康传播提供的另一方案。
文化中心路径重视社会建构意义，因此建议研究者花足够的时间学习文化，并沉浸在这些文化中，以便更好地促成健康传播实践（Sypher et al.，2002）。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关注文化是“消除健康差异、解决健康知识问题以及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Iwelunmor et al.，2014）。文化中心路径已经成为研究健康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框架，尤其是在边缘化的环境中（Dutta & Basnyat，2008）。
可以说，基于文化中心视角的健康传播理论跟前面所谈的生成性健康观一脉相承，都承认了个体的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社交网络、生存环境等多元因素对人的健康理念、态度、行为、甚至想象的推动建构作用。这种传播建构过程不是停留在信息的传递和送达，而是对存在意义的建构，对存在关系的建构。李路路、王煜（2018）认为“健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对“健康”的双重建构。在机会约束与个人能动性行为共同作用下，人们会根据价值观并结合生活机会来判断、选择、持守与健康相关的集合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包括了促进健康的行为与危害健康的行为。正如詹姆斯·马库姆等（2022）指出，现代医学的革命将是从逻各斯（logos）或精神气质（ethos）到激发感染力（pathos）的过程。感染力将技术和信息的逻各斯转化为患者与医生的当下存在与行动方式的智慧。
三、场域转向：从物理社区到数字社群
社交媒体和移动医疗正以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为受众提供丰富、快捷的信息和服务，健康传播正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体系；不同传播主体分众化、对象性的传播趋势大大提升了传播效果（刘彬，2015）。在健康传播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强调公共宣传、消费主义和授权，鼓励疾病预防、自我保健和使消费者成为保健事业的平等伙伴将有助于革新现代保健系统，促进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缓解现代保健系统的巨大压力。当前和未来的健康传播研究将越来越关注有效传播相关健康信息以促进公共健康。现代健康促进工作将认识到健康传播的多维性，确定结合人类传播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传播策略，并针对相关的和特定的（细分的）受众实施广泛的不同预防信息和活动策略。现代健康传播活动将越来越依赖于整合人际、群体、组织和中介的沟通以有效地传播相关的健康信息给特定目标群体，尤其是高危人群。
数字技术为健康传播研究和实践创造了更多可能。比如丁香园的疫情地图、腾讯新闻的新冠疫情实时追踪，都为公众了解疫情发展提供了更为清晰直观的渠道，视觉与健康传播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姜海（2021）认为视觉以自身独特的程序建构起了健康认知，且这种以逻辑方式表达共同认知的方式也引导了人们对于健康概念的“再建构”。白净、吴莉（2020）强调了数据信息可视化在健康传播应用方面的优势，认为可视化能够降低医学知识的理解难度，有助于知识的传递和转化，但是也要保证核心或实质信息准确无误，不能被曲解或误传。同时，视觉信息也为健康传播进行了赋能，增强了说服和行为改变的效果。张伦等（2017）通过对“冰桶挑战”运动在国内的传播效果研究验证了说服理论的适用性，认为视频信息“诉诸事实”策略可以有效提升用户对事件的认知度，“诉诸情感”策略则可以提高用户对于信息的积极评价。武晓立（2020）认为健康传播实践应该运用游戏化思维，将说服理论、严肃游戏和个人信息数据可视化技术融合在一起，激发用户的内在动机（需求、认知和情感），并利用外在动机（环境），分别从情绪、态度、行为三个角度作用于健康传播和健康促进。
长期以来，人们对健康的认识、行动和想象等受官方的正式组织的影响比较大。宫贺（2016）认为对于健康传播而言，一味地强调“去中心化”未必是有效的。“中心”组织与“民间”组织的作用应该是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完全依赖民间的力量而消解“中心”组织的引导，对于关乎人类健康生命问题的社会讨论是有风险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组织的变化，也极大地重构了个体所在的健康信息传播环境。赵洁、荆学民（2021）认为政务媒体实质上是与广大受众紧密相连的，因此在进行健康传播时需要和政治传播结合起来，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辅以优良的制度，实现长期而持续的良性互动。王威（2020）认为未来在公共卫生健康传播方面更应该发挥政务新媒体平台的优势，通过强化健康信息的科学严谨性，以及选择具有高度公信力的传播渠道，帮助公众树立健康信念，确立健康行为。
不同的数字媒体平台似乎在健康传播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微博中的健康信息讨论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空间：一方面，政务机构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影响趋势；另一方面，意见领袖的舆论能显著地影响活跃分子的讨论，而活跃分子与作为草根用户的普通公众的讨论形成共同演化的讨论态势（汪翩翩等，2020）。微信因其“熟人”强关系的传播特征，被认为更具可信性，也更容易激发对方的认可、模仿与学习（李文芳，2014）。网络社区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们情感互通、信息分享的虚拟公共空间，其中情感支持需求是贴吧中最为频繁的社会支持需求类型，尽管“话题讨论”这类支持需求能够引起大量的回复评论，甚至有时能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之效果，但其引起支持供应的类型却是较为狭窄的（孙少晶、康静诗，2022）。
全媒体语境突破了传统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限，使得传播的信息流与人们每天的生活无缝对接，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构成要素，人们正进入一种“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这种全新的变局之下，传受主体、传播过程以及传播机制方面的现实与理论都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了大量虚假信息、谣言、污名化信息、阴谋论等，形成的“信息流行病”对公众的健康理念和健康行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数字平台和多元复杂的数字社区成为健康传播需要更加关注的重要领域。宋美杰（2016）认为数据密集科学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执着转而关注相关关系为健康传播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新媒体技术、可穿戴设备、精准医疗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新的研究问题。常松、王慧（2021）认为健康传播研究应当聚焦互联网健康议题，重视老龄人群健康议题，提高健康传播专业化方面的研究，并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研究。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关注到数字媒体为促进健康服务平等带来的机遇，认为观照边缘群体的健康问题，提升弱势群体的健康水平是实现全民健康目标的重中之重（曹昂，2020）。例如，国内老年人健康传播研究对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有较高的关注（蒋俏蕾等，2020）。对于少数民族脱贫地区的健康传播，周敏等（2022）使用文化敏感性理论构建了相关模型，认为闭环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新媒体传递的健康信息缺乏适应性，影响了受众对于信息来源、信息内容和信息渠道的感知，进而影响健康传播的突出性和可信性。马志浩等（2021）通过心理网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认为差异化校园管控措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性互联网使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周裕琼等（2020）通过健康代沟的研究，呼吁年轻人“挺身而出”，触发家庭内部应激性数字反哺和健康反哺，通过“全家健康”实现“全民健康”。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文化语境、社区社群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的健康传播场域。
四、结语：中国健康传播学科建设
Trench和Bucchi指出，一个领域要被接受为一个学科至少要满足下面这些基本的条件：1）一个具有边界的研究领域，2）共同的研究旨趣、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3）在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有较高的展示度，4）具有国际范围的影响，5）专业的学术发表园地，6）成熟的学者组织和社区，7）一系列能够指引经验研究的学术理论工作（Trench & Bucchi，2010）。从上述七个方面看，国内的健康传播最近几年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上发展很快，然而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周裕琼、尹卓恒（2022）认为我国当前健康传播研究具有较为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数据意识，多关注差异型和独特型问题、采集嫁接型和原生型数据，但中国理论意识薄弱，西方理论模型仍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张如东等（2022）通过对推特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认为传统的知信行理论为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无法解答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市场环境下健康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如何从本土语境出发，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传播学科体系，这一任务紧迫又艰巨。
对于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创新，闫婧、李喜根（2015）认为体现在理论的完善、方法的改进上，提供对事物之间关系与规律的更深入认知而不是简单地研究一个新的现象、给出一个没有严格定义或缺乏可测量指标的新概念。“只有深入研究健康传播的理论及其与中国实践的关系，并积极利用各种新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利用涉及注意力、信息处理模式等的认知理论和方法，我们才能对当下中国在健康传播方面的困境有更加系统的把握和更加可行的解决方案”（贾鹤鹏、苗伟山，2017）。健康传播学科建设需要坚持跨学科和超学科的学术研究理念。国内除了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公共卫生学科对健康传播的关注和贡献，来自健康社会学、健康人类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健康传播学科体系建设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例如焦思琪、王春光（2022）聚焦国内的农民群体，发现中国农民的疾病观与就医观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特点，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中国农民会根据自身痛感体验将疾病分为小病、大病、急病、慢病、邪病（“国家看不了的病”）。当下中国的健康传播学者需要关注更多类似此研究中的中国现实场域并对其深描，从而推动本土健康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简言之，健康传播学科建设需要考虑基本学科概念、研究范式、实践场域的发展变化，通过聚焦中国问题、对话国际学界、联合多学科力量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创新。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孙少晶、阿迪娜·约提库尔：《健康传播的学科转向与体系构建》，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94-106页。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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