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生竞赛既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实践创新的平台，又被视为拔尖创新人才评价和选拔的手段之一。从学生发展角度来说，竞赛在选拔之外具备怎样的育人功能？参赛和获奖孰轻孰重？本研究使用2018—2020年的全国大学生调查数据和10项全国性高水平大学生竞赛的获奖信息，发现参赛经历对学生的教育收获,尤其是能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大小在不同类型学校和专业中有所不同。高水平竞赛选拔出了学业优秀的学生，但获奖并未带来更多的教育收获。要发挥大学生竞赛作为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价值，应重塑“重过程、轻结果”的竞赛观，通过优化竞赛内容、提高参与面、提供优质指导等方式以赛促学，达到鉴才和育才的统一。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学生竞赛；以赛促学；倾向得分匹配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竞赛在我国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首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2007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将大学生竞赛列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方法之一，明确要求要“继续开展大学生竞赛活动，重点资助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和广泛参与面的大学生竞赛活动。”自此，全国各级各类竞赛不断增多，参与范围不断扩大。面对种类日益繁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大学生竞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工作组曾组织全面摸排，邀请专家从覆盖面、高水平高校参赛、获奖难度等方面评选出了我国最高水平的全国性大学生竞赛，除面向高职院校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共18项赛事上榜。但大学生在参与竞赛中收获如何，尚未得到有效证实。
大学生竞赛的设置初衷是让学生结合理论与实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的能力。从大学生发展理论的视角来看，大学生竞赛具有“高影响力教育活动（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的特征：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知识，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强调深层思维，有频繁高效的互动和及时丰富的反馈。已有研究也认为，竞赛中的挑战性题目要求学生调动自身知识储备、结合实践来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因而能够提高其知识水平，专业能力、创新力、合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另外，竞赛经历也有助于学生认清自我优势与不足，明晰发展方向。因此，大学生竞赛成为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开展大学生竞赛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选拔优秀人才。因竞赛特别是全国性高水平竞赛本身的高竞争性和选拔性，竞赛获奖，尤其是国家级奖项，长期被作为质量指标纳入各级各类教育评价体系。在学生层面，高校各类选拔性评奖评优、考研保研均将竞赛获奖作为学生学业水平评价指标之一，在竞赛选拔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因此获得更好的就业或深造机会。在院校层面，学生整体的竞赛获奖情况也被教育管理部门纳入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学科评估、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库等指标体系中。在评价的指挥棒下，学生和院校参赛踊跃，不少高校通过层层选拔、集中培训“尖子生”等方式组织参赛，以期获得满意的成绩。但过于看重竞赛结果助长了功利化倾向，使竞赛的育人作用在过于简化和刚性的结果评价中蒙尘。
在教育评价破“五唯”的要求和改革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反思大学生竞赛的教育功能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尤为重要。在接受选拔之外，参赛学生是否真正从竞赛中获得了增值性收获？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参赛过程和获奖结果何者更为重要？明确这些问题，不仅对如何组织开展大学生竞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经验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明确大学生竞赛相关指标应该怎么使用。
已有关于大学生竞赛育人作用的讨论多源自朴素的经验总结，少有的实证研究也仅简单比较了有不同参赛经历和结果的学生在学业表现和能力方面的差异，未能解决其中因自选择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即参赛/获奖学生本就具有较好的先赋性条件或知识能力基础，与未参赛、未获奖学生相比的优势也许是因其本身优秀而导致的。本研究整合使用全国本科生调查数据和全国性竞赛获奖数据，分析大学生的参赛行为、获奖结果及其对教育收获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尝试解决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研究问题为：
（1）大学生竞赛参与的现状如何？谁更倾向参赛、谁更有可能获得国家级奖项？
（2）大学生竞赛参与和获奖是否会对其教育收获产生影响？是参与更重要，还是获奖更重要？
（3）不同学校类型、专业的大学生参与竞赛对教育收获的影响是否相同？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之一为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调查，该项目每年在全国参与院校内根据年级进行分层概率随机抽样，2018—2020年共回收来自57所院校的有效问卷302843份（三年分别占30.24%、37.66%和32.10%）。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教育收获、竞赛参与情况、个人和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等，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竞赛参与方面，CCSS调查的题目为“上大学以来，你是否参加过各类学术、专业、创业或设计竞赛”，未区分竞赛类型和层次，因此仅能在整体层面表征大学生竞赛参与情况。
为进一步探究高水平竞赛参与和获奖的影响，本研究依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9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选择有公开获奖信息的10项竞赛，根据样本学生就读时间（2014—2020年）搜索赛事组委会公示的国家级获奖名单，通过获奖人的院校、年级、院系、学号等信息与CCSS样本进行匹配和核验，共匹配上1081名学生。
（二）分析方法和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大学生竞赛参与和获奖情况，本研究构建了两个二分变量：基于CCSS问卷构建了“是否参加过大学生竞赛”变量（Comp_p），1代表参与过（不区分级别和类型），0代表未参与过；基于获奖名单匹配结果构建了“是否在高水平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变量（Comp_w），1代表获奖，0代表未获奖。
为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即谁更倾向于参赛、谁更可能获奖，本研究分别以Comp_p和Comp_w为因变量（统一以Comp表示），以学生的家庭背景、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和表现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1）：
以上模型中：chai为个人特征相关变量，fami为家庭特征相关变量，edui为过往教育经历相关变量，colli为大学教育经历相关变量，suri为问卷调查相关因素，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其中所有变量无缺失样本共298219份。
为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即参赛和获奖对学生教育收获的影响，本研究以学生自我汇报的教育收获（SLOi）为因变量，以Comp_p和Comp_w分别作为自变量（统一以Comp表示），同时控制学生家庭背景和在学经历，构建线性回归模型（2）：
其中SLOi涵盖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维度上的提高程度，各维度具体内容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学生自我报告的教育收获程度受自我期待和初始水平等影响，也正因如此，其作为结果性指标更能体现个体所感受到的教育活动的“增值”效应。模型（2）的控制变量与模型（1）基本一致，但因学习成绩和不及格科目数与教育收获同为教育结果而未纳入。
模型（2）在估计参赛和获奖对教育收获的影响时可能有内生性问题，这是由于参赛和获奖都不是随机事件，会受学生个体特征，如自身能力、动机等因素影响。故本研究采用PSM法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对估计结果的不良影响。首先分别以参赛、获奖与否为因变量，将混淆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系列协变量纳入模型，通过Logistic回归预测个体参赛或获奖的概率（即倾向值得分，PS值），根据PS值将有过参赛、获奖经历的学生与未有相关经历的学生进行匹配，再进行模型（2）的估计，此时比较的就是参赛/获奖可能性相同、但实际情况不同的学生在教育收获上的差异。该模型与模型（1）的形式基本相似，但因无法确定大学相关经历与参赛的时间顺序，在大学经历部分仅纳入了大学类型和年级变量。需指出的是，PSM仍是基于已知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尽管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自选择偏误，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在分析结果时需谨慎对待。
三、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竞赛参与现状
在调查样本中，22.01%的大学生有竞赛参与经历，0.36%的学生在重要比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表2第1~2列分别展示了以参赛和获国家级奖项为因变量的模型（1）估计结果。在参赛方面，男生、汉族、城市生源、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大学生积极性更高；从高中背景看，参赛同学更多来自重点高中、重点班，高考成绩更好；从大学背景看，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高年级学生更为积极；从大学经历来看，参赛者学生干部经历和深层学习行为更多，学习态度和主动合作学习水平更高，学习成绩更好。在获奖方面，表2第2列显示，男生、汉族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高、来自重点高中、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获国家级奖项的概率更高；高考成绩等高中经历影响不显著；大学的大部分学习经历与获奖概率显著正相关，尤其是学习成绩，GPA每提高1分，获奖概率增加1.36倍，但社团组织任职经历与获奖相关性不显著。
以上分析表明，参赛与未参赛、获奖与未获奖学生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家庭和教育背景更好的学生参赛更积极，在大学学习和学生干部经历上也更投入，而这些因素也与获得国家级奖项显著相关。这一结果证实了直接比较参赛和获奖经历不同的学生会存在内生性问题，无法验证大学生竞赛的育人效果。更重要的是，以上分析发现大学生学习成绩与获得国家级奖项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而代表学生多元兴趣和经历的社团任职则没有显著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竞赛选拔出的“尖子”主要还是学业优秀的学生，其综合素质如何仍未可知。
（二）大学生竞赛对教育收获的影响
1.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本研究利用Logistic回归和极大似然法，计算学生参与大学生竞赛的PS值，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匹配样本，通过对比匹配前后PS值和主要解释变量来检验匹配效果。以参赛与否为例，图1展示了实验组（参赛但未获高水平竞赛国家级奖项）和控制组（未参赛）PS值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2为匹配前后主要解释变量的均值差异。匹配前，两组PS值的概率分布、学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及教育经历等变量均值均存在明显差异，而匹配后两组样本PS值的概率分布已非常接近，解释变量在两组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样本匹配效果良好。同样，在参赛学生群体中，以是否获得高水平竞赛国家级奖项为因变量估算倾向性得分，也取得良好的匹配效果。
2.竞赛参与对教育收获的影响。在匹配样本上基于PS倒数的权重（IPTW），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估计模型（2），检验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并与匹配前直接比较（T检验）和WLS估计结果对比，见表3。
表3列1显示了参赛但未获得高水平竞赛国家级奖项（以下简称“参赛未获奖”）与未参赛学生在教育收获上的差异。直接进行T检验，参赛未获奖学生总体教育收获比未参赛学生高10.62分（p<0.01），PSM估计的ATT为2.53分（p<0.01），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参赛（即使未获奖）仍给学生带来了正向的教育收获。具体而言，学生感受到的能力提升最大（高3.00分，p<0.01），知识积累其次（高2.04分，p<0.01），价值明晰最小（高2.00分，p<0.01）。
3. 高水平竞赛获奖对教育收获的影响。表3列2显示了获高水平大学生竞赛国家奖（以下简称“获国家奖”）学生与参赛未获奖学生的教育收获差异。匹配前的T检验显示获国家奖学生的总体教育收获比参赛未获奖学生高2.67分（p<0.01）、知识积累高2.93分（p<0.01）、能力提升高3.06分（p<0.01），价值明晰无显著差异，但PSM估计的ATT显示，两类学生在各方面教育收获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这说明获国家奖学生与参赛未获奖学生的教育收获差异是由其他因素而非获奖经历导致。
总体而言，基于模型（2）和PSM的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参赛经历对其各方面教育收获均有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能力提升上；相比之下，获得高水平竞赛国家级奖项未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增值。
（三）异质性检验
1. 不同院校类型。为分析不同类型院校中大学生参赛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院校中分别进行参赛倾向匹配并检验匹配后的教育收获差异，结果见表4。匹配后，两类高校学生都能通过参赛获得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增值，但普通本科院校学生收益小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
2. 不同专业。为了解不同专业学生竞赛参与对教育收获的影响，按性质和数量将本次调查涵盖的专业划分为9类，分别进行PSM分析，结果见表5。医学专业参赛比未参赛学生的教育收获高2.46~3.66分，各维度均高于平均水平。艺术和体育专业学生的参赛收获主要体现在价值明晰和能力提升上。人文和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参赛收获普遍低于理工和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农学专业、大类培养或书院培养等尚未确定专业同学的竞赛参与对教育收获无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学情调查和高水平竞赛国家级获奖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竞赛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作用，并使用PSM纠正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发现如下。
1. 当前参与大学生竞赛的本科生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汉族、城市生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男性、就读于重点高中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参赛，参赛群体学业成绩更好，学生干部的相关经历更丰富，并表现出更好的学习态度、主动合作学习水平和深层学习投入。这说明学生参赛具有自选择性，学习积极、成绩好的学生更倾向参赛，而背景更好的学生更能认识到竞赛的价值，也有更多机会和条件参加比赛。
2. 高水平竞赛选拔出了学业优秀的学生。毕业于重点高中、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业表现更好的学生更可能获得高水平竞赛国家级奖项，但学生在课外社团中的任职经历与获奖没有显著关联。此外，家庭背景中，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学生获奖可能性显著更高，但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竞赛的选拔体现在学业方面，且会受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
3. 除选拔作用之外，竞赛参与具有显著的育人作用。使用PSM控制自选择偏误后发现，参与大学生竞赛能够提升学生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层面的教育收获，尤其是能力锻炼方面。相比之下，获得国家级奖项并没有带来额外的增值。这说明大学生竞赛应“重在参与”，参与本身比获奖更重要。
4. 竞赛参与对不同院校类型、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育人作用有所差异。“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参赛获益多于普通本科；医学、艺术和体育、理工和社会科学等专业的学生参赛收获高于人文、经济管理、农学专业的学生。这种差异可能与各专业高水平竞赛发展情况不一有关。仅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高水平竞赛榜单为例，农学方向的竞赛无一上榜，人文相关专业的也只有全国英语演讲大赛1项，且演讲比赛与其他创新创业类竞赛在内容和挑战度上都有很大区别。这说明对于部分专业的学生而言，尚没有“高影响力”的竞赛活动。
（二）建议
整体而言，以上研究发现证实了大学生竞赛是一项同时具有选拔性和育人性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可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高品质教育经历重点关注。要发挥竞赛的正面价值，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重塑“重过程、轻结果”的竞赛观。本研究发现，从学生教育收获的角度来说，参赛本身的价值大于获奖。在教育评价改革“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四新举措的指导下，相关部门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高校对学生发展情况的评价都应摒弃“唯奖项”的观念，设计更合理的过程性指标，引导各方将关注点集中在参赛、备赛过程中和学生的教育收获上。
2. 基于学生发展理论，大学生竞赛要发挥育人作用需加强其作为“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特性，竞赛主办方应根据学科特点加强题目的情境性、复杂性和挑战度，强化对学生专业能力、深层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考察，提高命题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参赛组织方，如高校、院系，应为参赛学生配备指导教师，在各环节为学生提供积极指导和反馈，鼓励并吸引更多学生参赛，尤其关注家庭、教育背景较弱的学生。参赛学生在积极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团队沟通与合作，积极寻求支持，主动加深思考。
3. 要关注参赛过程中对学生的价值引导。本研究发现参赛在明晰价值方面给学生带来的收获相对较小，且高水平全国性竞赛的获奖经历也未能进一步帮助学生明确自我规划。获奖者作为学业优秀的“尖子生”被竞赛选拔出来，却未能因此而更加明确自己的发展之路、坚定学科志趣，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再次说明组织、参与竞赛应重过程而轻结果，引导参与者们更理性地选择竞赛，以提升自我、挑战自我为目的，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过程性的投入、体验和收获上。
以大学生竞赛反观我国高水平人才的自主培养，本研究认为，应注重鉴才和育才的统一、拔尖创新和整体创新的协调。一方面，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既离不开精准的选拔，更不能缺少恰当的培养，需从两方面为富有创新潜质的拔尖学生提供适宜的成长途径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创新不能仅是“尖子生”的特质，而应是社会绝大部分群体都具备的能力。建设创新型社会不仅需要高精尖的领军人才，也需要在更广大范围内推动创新型组织结构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参照“橄榄型”社会人才结构，创新教育要根据个体差异探索分层培养模式：拔尖创新本着“选优促优”的原则，选拔出高潜力人才给予资源支持和集中辅导；普适创新要关注大多数群体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开发，鼓励学生广泛参与竞赛等创新创业活动。创新教育从拔尖走向整体，更要注重高校类型、专业的异质性，不同类型高校应积极探索研究型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规律的差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环境土壤；不同专业应进一步结合知识特性改善创新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并加强过程中的价值引导。
【郭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张蓝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4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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