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创新论坛
作者简介
任帅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神圣家族》群众史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美好生活视角下的《神圣家族》研究”（项目号：20YJC710050）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把《神圣家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献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群众史观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主体。他们在驳斥“纯粹的思维”的局限性时，指出使工人“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揭示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他们批判“批判的批判”故意制造“精神”与“群众”的对立，无限拔高“精神”的作用又极力贬低“群众”的地位，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唯心方法。最后通过明确“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指出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任务。《神圣家族》群众史观通过关注人的主体问题、贫困问题、解放问题，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有助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确立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关键词
群众史观；思想政治教育；无产阶级；社会历史规定性；人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但他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过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如果从影响人、教育人、改造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其中就蕴含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逻辑和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要素。《神圣家族》是批判思辨唯心主义、阐发群众史观的重要理论文献，一方面通过揭露自我意识哲学的秘密，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通过阐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在“为社会主义奠定唯物主义基础”的同时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立场。当马克思恩格斯从“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中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时，就找到了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迈向“群众的共产主义”中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力量和主体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群众史观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的武器”“实践的指南”和“阶级启蒙的法宝”，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可以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一、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主体：群众创造历史
自我意识本身是人的大脑机能的一种反映，是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的一种表达。可是在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看来，人活着是为了自我意识而存在。当人在现实生活中痛苦地感觉到意识与生活之间的差距时，他就教导人们通过改变观念进而现实地改变自己的存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讥讽道：“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只用人的主观意识来说明人的存在，使人不仅陷入了崇拜“精神”的幻觉之中，而且陷入了膜拜英雄的迷雾当中。当“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时，他们就作为英雄成为历史的“积极的因素”，而群众作为对立面就成为“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这种做法是用自我意识制造人与人的意识之间的对立，完全无视群众是通过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才能改变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历史是由谁来创造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人如何实现解放的问题。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把自我意识绝对化，用意就在于“摒弃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当群众被排斥出创造历史的行列时，就可以抹杀其社会历史作用，也就谈不上群众作为历史主体解放自己的问题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的同时，明确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主体，及其社会历史规定性和社会历史作用。他们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这里的“群众”指的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的无产阶级，其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里的“群众”特指用无产阶级理论武装后具有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而非自发的乌合之众。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进行批判时，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第二，群众不会主动地接受无产阶级理论，需要被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调研，决定改组正义者同盟，并于1847年6月在伦敦指导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因。第三，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这是由无产阶级和私有财产在私有财产世界这个整体中作为相互存在的对立面所决定的，同时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即无产阶级“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就无法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才指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无法真正地解放自己。而不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非人性生活条件，就无法解放全人类。因此，他们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而抗争。这正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集中表达，体现了不废除私有制就无法进一步解放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可见，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具有双重使命，既要反抗私有制的统治，又要建设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这种双重的历史属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集中体现为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
二、揭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生活中成为人
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塑造，其作用领域局限于人的自我意识，揭示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改造人的主要途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自我意识并不全部来自人本身，而是人通过自身活动对外界进行把握的过程中在人脑的机能中产生的一种能动反映。因此，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外在于人的现实世界进行把握绝不是持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看法，或者把被主体把握到的客体仅看作是对象，这是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理解，而应该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或者抽象地、绝对化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这是布鲁诺·鲍威尔式唯心主义的理解，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而没有看到被直接给予人的现实世界对人的实际影响。不管是对象，还是意识，都与生活有关。“人们首先必须活着，然后才能思考哲学问题。”只有把生活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把对象、自我意识看作出发点，让对象、自我意识等遮蔽生活，才能发现人在生活实践中真正的、实际的问题，进而把历史理解为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致力于从人的实践中发现历史运动的规律。
“生活”概念既是马克思恩格斯驳斥布鲁诺·鲍威尔式唯心主义的核心范畴，又是他们超越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就前者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不在观念领域，而在生活领域，是群众直接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当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论证历史是为自我意识服务时，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用“生活”概念展示了群众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用以驳斥“纯粹的思维”臆想出来的历史发展图式。就后者而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此时还称赞费尔巴哈用人本身取代了用自我意识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的方式，但费尔巴哈所指的人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概念层面，而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关注生活中现实的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仅体现出现实的人在生活中的目标，而且历史就是为了人及其生活而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通过关注费尔巴哈，把哲学从抽象思辨拉回到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而且通过关注蒲鲁东，着力解决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问题。《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出版在法国轰动一时，也让蒲鲁东在西欧的工人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他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经济学的大厦，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权问题系统地暴露了出来。以往的国民经济学者大都通过肯定创造社会财富的私有财产为私有制的存在进行辩护。虽然“亚当·斯密有时抨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抨击汇兑业者，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抨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抨击土地所有制”，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某种个别形式扭曲了人性、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但是只有蒲鲁东自觉地对国民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即私有财产）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指出私有财产是造成工人生活贫困的真正原因，从而将贫困的根源指向所有权，通过改变所有权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问题。然而，蒲鲁东虽然正视了私有财产的弊端，却并不主张消灭它，只想用占有取代所有，幻想让无产阶级也能与资本家一样实现工资平等，而不是根除这种被异化的社会关系，由此导致蒲鲁东放弃了革命道路，他的思想也最终在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销声匿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消灭异化人的生活状况，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铲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整个组织，这既是他们与蒲鲁东的根本不同之处，又是对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工人并非天然就是无产阶级，要想具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组织性、思想上的觉悟性、生活上的力量感，就要重视无产阶级运动对人的塑造作用。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运动就是在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同时解放无产阶级的运动。不管是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还是布鲁诺·鲍威尔式唯心主义都无视人是在改变环境的同时被环境改造了。无产阶级不用实际的革命行动和具体的斗争方式消灭私有制，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存在状况，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观念意识，更无法“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要想在生活中成为人，无产阶级就要坚定地实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使命。因此，群众史观就提示了在生活中推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唯心方法：让人崇拜“精神”
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让人认为一切痛苦都源于观念上的错误认识。既然“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那么只要工人们转变观念，不要认为是自己的企业主造成了他们实际的屈辱地位，就能够摆脱自身意识与现实生活之间不一致的痛苦感觉。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将原本是社会的问题转变为个人的问题，进而通过个人改变观念将问题化解。这不仅要清除社会问题对工人的现实影响，打着自我意识的旗号臆想“解放”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制造了一种新的迷信和崇拜，个人只要转变观念就能实现“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自我意识就在宗教之后成为新的个人信仰了。个人在对彼岸世界的神进行批判后，重新在此岸世界找到了新的“庇护”。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识破这种通过自我意识麻痹群众的伪装的？他们对通过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进而在生活中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深刻分析，实际上从群众生活与纯粹精神的相互对立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唯心方法及其演绎逻辑，即通过制造“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制造出对“精神”的崇拜，从而实现对群众及其生活的抽象统治。
具体而言，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所鼓吹的自我意识哲学只关注精神世界，而不关心生活中的人，尤其是与“精神”相对立的“群众”。他们故意制造出“精神”与“群众”的敌对状态，认为“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只有将“群众”看作是历史上的消极因素，才能在“群众”的对立面中发现“精神”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作为“精神”的代言人，自然就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批判的历史”就在对“群众”的蔑视中成为所谓的正解。那么，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为什么能够如此解释历史呢？他们又为什么热衷于制造出“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假象，用来掩饰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呢？这一切都与他们所使用的唯心方法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露，揭开了把“精神”视为神的神秘面纱。
马克思恩格斯以水果中的一般概念“果品”与具体水果的关系举例，通过揭露“思辨结构”是如何将“果品”这个抽象概念推向神坛，形象地指出了“精神”是如何被“封神”的。首先，用事物本身的叙事迷惑人，从苹果、梨、草莓、扁桃等水果中归纳出“果品”概念，诱使人们把这种陈述看成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紧接着，用思辨话语将“果品”规定为苹果、梨、草莓、扁桃等水果的“主体”，让人们认为这些水果之所以是同一类的东西，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都在人们的观念中作为“果品”而存在着，“果品”才是这些具体水果的真正的本质。最后，这些不同的水果虽然在人们的感官中有着具体的差别，但这些差别在作为本质的“果品”面前是无关紧要的存在样态，或者说仅仅是“果品”的具体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从而完成对“果品”的崇拜的逻辑建构。由此可见，“思辨结构”的秘密就在于，把原本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概念实体化、人格化、绝对化，再把自然界中相应的存在物视为这个概念的附属物，从而颠倒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确立起意识、精神等思辨概念的绝对统治地位，让人们迷信“精神”，制造“精神”主宰一切的假象。
这种思辨唯心主义认为，“精神”只有与“群众”分离以后才会确立其在尘世的绝对支配权。殊不知，从表面上看起来“精神”似乎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实现了对“群众”的统治，但这种抽象的统治只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群众毫无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就指出，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不是无产阶级意义上的革命，就在于革命思想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范围，从而不可能体现出群众的思想和利益。那么，群众的思想和利益如何才能被体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群众通过有组织的革命实践，通过发挥实践的力量完成了教育自己的任务，成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主体，使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思想向现实、意识向生活的转化。
也就是说，虽然法国大革命宣扬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群众”的政治伎俩，只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无视真实的群众在非人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失去了人的生存的外观。法国资产阶级做到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所运用的逻辑就是用德国哲学的概念打扮了法国大革命，最终造成群众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中被双重异化了。
四、明确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任务：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其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但他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解放为实现人的真正的、最终的解放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虽然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但是却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作了必要的历史准备。
一方面，这种政治解放使世俗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使人从“上帝的仆人”变成“国家的公民”，把被神权所垄断的权利归还给个人。但是，这种解放人的意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宗教对人的压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消灭了，信仰从一种公共领域变成一种私人领域，然而这并不能阻碍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利用资本对人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因此可以说，这种解放并不是要解放每个人，只不过是转变了国家的看护人，“不是要赋予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而是赋予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自由”。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解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以前所有的社会形态均无法产生出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使人类从此有可能在物质方面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却暴露了其内部阶级矛盾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资产阶级确实过上了合乎人性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然而无产阶级却成为这种生活的对立面，在非人性的生活条件中日趋贫困潦倒。法国作家欧仁·苏在《巴黎的秘密》一书中所讲述的底层社会人们之间的不幸故事，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冷漠、虚假的一种无情鞭挞，讥讽资产阶级用想象中的、抽象的观点改造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结果进一步导致了玛丽花的悲剧。马克思恩格斯就在批判塞利加·维什努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时，通过指出“鲁道夫和鲍威尔及其伙伴都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告诉人们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切就要重新看待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并没有真正解放人，无法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天赋人权，过上物质充裕的生活。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意义上的解放既是指通过政治斗争使人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重新复归于人自身，又是指充分实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尤其是物质方面的利益。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无产阶级解放人，就是要消除资产阶级国家造成的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对立，使人的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实现统一，在政治上消灭阶级差别、在经济上消除资本剥削现象、在文化上使人具有阶级自觉性，最终在社会层面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无法做到这些，这一历史使命才在无产阶级身上显示出格外的重要性。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担负彻底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是由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私有财产与无产阶级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对立面，要想消灭贫困现象必然会指向消灭私有财产，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停留在消灭贫困现象的层面思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世界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将导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危机。这种危机还会进一步加剧和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使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斗争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才能把人真正解放出来。因此，资产阶级私有制就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对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种阶级对抗，使得无产阶级运动成为一种具有革命彻底性，预示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性，以及体现解放全人类的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批判的社会主义”无视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性；“真正的社会主义”用德国哲学概念宣扬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企图用概念的抽象建构代替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最终沦为一种思想上的空想的实验。只有“群众的共产主义”才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运动中找到了通过无产阶级运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正确路径。
可见，在实现人的解放的问题上不可能通过制造思辨的概念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解放来实现。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政治说教，本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政治国家的统治。而《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重视群众的社会历史作用，尤其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作用，并揭示私有制是群众生活贫困的根源，主张通过消灭这种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同时，通过指出“精神”与“群众”对立的实质让人们崇拜“精神”，从而在观念上实现对群众的统治，并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对人的解放的历史局限性，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肩负起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重任。这些洞穿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迷雾和意识形态假象的思想突破，不仅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而且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议题设置，本身就包含了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群众力量。因此，对《神圣家族》群众史观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讨论，就不只是一个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议题，更是一个考察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论题。只有将这一主题嵌入到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上，才能真正抓住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奥义。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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