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杰：古籍数字化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古籍数字化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反映在古典文献领域也是如此。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古籍是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知识、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它们既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要彰显古籍的文化价值，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们的传播广度和被接受的深度，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将古籍数字化。

在传统的文献阅读环境下，受制于古籍保护制度的规定，许多孤本、珍本和善本古籍都“深藏闺中人未识”，普通读者根本难以见到。且现存古籍总量不下19万种，每种古籍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对于远离国家古籍收藏中心的读者个体来说，想要阅读特定版本的纸本古籍是一件特别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而一旦实现古籍数字化，珍本秘笈即可化身千百乃至无穷，读者还可远距离检索和翻阅古籍。这不仅有利于纸本古籍的长期保护，还可以在数字化检索中发现被埋没的珍稀版本。反过来，之前有的被认定是孤本的古籍，则可能发现更多被湮没的复本。这些都是古籍数字化为保护古籍、认定古籍版本价值和提高古籍利用率带来的便利。

当然，古籍数字化要助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以高质量的数据内容为基础。而要保证数据内容的高质量，就必然要关照古籍整理的学术传统，因为古籍数字化是传统的古籍整理范式在数字环境下的发展和延伸，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古籍数字化缺少对古籍整理学术传统应有的尊重，未能建立起必要的学术规范，表现在: 数字化之前不能精选底本；数字化过程中不能及时校勘文字；数字版本不能悉数保留原本上的讳字、异体字、俗体字、假借字以及各种夹注、眉批、印记等，导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遗失；有的甚至肆意删除原书序跋、注释或校记；有的变乱古籍书名或体例，正文与注文、佚文不分。如果能借鉴我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文献整理实践中养成的“广勘异本、择善而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等学术传统，建立一整套古籍数字化的学术规范，包括底本遴选规范、文字转录和校勘规范、历史信息保真规范等，就能保证以现存最优良的古籍版本实现高质量的数字化。

另外，古籍数字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古籍原书内容的数字化，还应将传统文献环境下的古籍整理成果进行配套的数字化。众所周知，古籍的作者生平、成书经过、流传情况、历代书目对它的著录、后世对该书的评价等知识信息，对于专业人员研究学术史和普通读者了解古籍背后的故事，都有极高的价值，但以往的数字化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前人已经做了很好的古籍整理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序言、题跋、校记、书目提要，以及年谱、志书、类书、政书等工具书，这些成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如果现有的古籍数字化系统能以恰当的形式将前人的古籍整理成果嵌入其中，可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有价值、更具针对性的知识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能再参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会通”等学术思想，开发出一些具体的研究支持功能，则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学术品质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古籍数字化不仅要借鉴优良的古籍整理学术传统，更应积极拥抱和顺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随着“第四范式”和数字人文技术的兴起，人们对古籍数字化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不再将它局限于古籍内容存储介质的转换，而是进入了古籍知识的数据化整理层面。换句话说，当纸质古籍的内容文本或版本影像被转换成可存、可读、可传输、可检索的数据之后，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大规模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GIS时空分析、本体构建、知识图谱、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对这些古籍文本数据和影像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知识加工，以达到知识发现、知识聚类和知识可视化的目的。

这种更高阶段的智能化开发实质上是将古籍的内容进行知识解析后，以另一种活态的数字媒介形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人们阅读和利用古籍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

之前人们多是按类浏览古籍，或是从书名、作者名去检索特定的古籍，这些都是以文献单元开展的古籍阅读利用方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人们可以打破这种方式，直接以知识主题单元来聚类批量古籍中的相关信息内容，并借助以上信息技术手段，以可视化的形式还原古籍内容描述的历史场景。这类知识主题可以大到古代的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教育文化、戏剧文化等，也可以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一场古代战争，或是某一个农业生产劳动的场景、某一种服饰的设计工艺、某一道菜肴的烹饪手法、某一所古书院的建造布局等。此时的“阅读”，可以不再是以文字为主要对象，而是借助知识图谱、三维动画、元宇宙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社会传播，带给读者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这种让古籍内容活化起来的古籍数字化方法，可以大大降低普通市民阅读和利用古籍的门槛，消除传统古籍内容传播面临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古籍数字化在兼顾历史传统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还应有博大的胸襟和气魄“走出去”和“引进来”。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古籍被动“走出去”的例子，如敦煌遗书被盗掠至世界各地，明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流失海外，清末藏书流落至日本静嘉堂，今天在欧美的博物馆和东亚图书馆仍可以看到它们孤楚的身影。这些都是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应看到，散落海外的中华古籍，却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异域的传播，引发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促进了中外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新时代，我们更有底气和自信主导和参与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国际合作项目的共建共享。199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等几大敦煌文献收藏机构倡导成立了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截至2022年6月4日，IDP数据库已经征集到来自中、英、俄、日、德、法等国家的敦煌文献的数字

565697帧，这些数据都是向全球开放利用的。国家图书馆在向海外开放“中华古籍资源库”“甲骨世界”“碑帖菁华”“西夏碎金”等自建古籍数字资源的同时，也迎来了流失海外的中华古籍的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建成的“哈佛大学善本特藏数据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建成的“东文研汉籍影像库”、法国国家图书馆建成的“法藏敦煌数据库”，都免费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开放使用。

美中不足的是，我国一些省级公共图书馆、有特色的区县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目前在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方面还比较滞后，表现在项目建设缺少总体规划，有的项目低水平重复，在古籍数字化方面投入的人员和经费不足，建成的古籍数字资源开放利用的意识落后，有的甚至抱着封建藏书楼时代奇货可居的思想。殊不知，公藏机关的古籍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只有被最广大的学者和民众利用，才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古籍数字化是国家实现文化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议在全国古籍普查数据的基础上，优先编制全国性的馆藏古籍联合书目。有了书目数据的指引，就可以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建成以国家图书馆和地方古籍收藏重点单位为中心的全国性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在这个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平台内，不同收藏单位之间采用相同的元数据标准，版本相同的古籍也可避免重复数字化，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综上所述，会通古今、统筹兼顾、开放包容、面向世界是古籍数字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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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珞珈文化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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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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