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钱钟书先生所著的《围城》是大家喻户晓的一本小说，如果你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钱老在其中运用了大量隐喻，把主角们的形象刻画得十分深刻、充满讽刺意味。钱老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将隐喻挥洒得淋漓尽致，在文学理论分析等领域的学术论著中也同样不惜笔墨。从早年的《谈艺录》到晚年的《管锥编》《七缀集》，隐喻一直是钱钟书著述中最重视的核心论题之一。
本文对钱钟书有关隐喻现象的学术思想进行归结提炼，挖掘其对隐喻的类别分野、语义蕴涵、哲学基础、内在发生机制等方面的创见。钱钟书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著作中率先征引美国学者Lakoff＆Johnson 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此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参照，重溯援引钱钟书著作中有关隐喻现象的精辟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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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隐喻学术思想管锥
■ 本文作者：孙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唐萍（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 内容来源：《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1期
一、引言
中国学术大儒钱钟书先生不仅在小说《围城》等文学创作方面将隐喻挥洒得淋漓尽致，在文学理论分析等领域的学术论著中也同样不惜笔墨，单辟大量篇幅来专门论述隐喻现象。从其早年的《谈艺录》到晚年的《管锥编》《七缀集》，隐喻一直是钱钟书著述中最重视的核心论题之一。钱氏隐喻思想总共囊括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传统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另一方面较为贴近西方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隐喻”(cognitive metaphor) 。对于前者，学界关注颇多；对于后者，近十余年来也有学者驻足探讨(胡范铸 1992；赵利伟 2003；Ding 2007；么孝颖2010；刘涛 2016，2018；彭英龙 2016，2020) 。毋庸置疑的是，学贯东西、融通中外的钱钟书是我国最早留意并详细论述隐喻认知属性和表征的先驱学者之一。钱老以其宽广的学术胸襟目睹并拥抱隐喻认知汹涌大潮的到来。目前学界对于钱氏隐喻理论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钱钟书的隐喻观予以初步剖析，从隐喻的类型分野、语义蕴涵、哲学基础和内在发生机制等方面挖掘其学术创见，希冀阐发钱氏博大精深的隐喻思想。
二、隐喻的类型分野
钱钟书在《周易正义》第二则《体用之名》中通过对比《易》“象”和《诗》“比”的差异，厘清了概念隐喻与修辞隐喻的区别。其自认为，对此问题的论说发前人未发之覆，足以“开拓万世心胸”(敏泽 2000) 。
钱钟书从象 意关系的角度提笔：“《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 sign) 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 (icon) 也。”从上下文可推测，sign 应当是指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所说的符号；icon 是指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提出的象似符概念。索绪尔(1980：103) 认为语言符号(sign) 是任意的；皮尔斯( 2006：280-281) 则主张相似符(icon) 与其指称对象(objects) 的关系并非随机任意，二者的形式或结构具有或远或近的联系。钱钟书虽未进一步详释这两个术语，但对于《易》“象”和《诗》“比” 却进行了详实确凿的论述。
2.1 《易》之拟象
钱钟书(2011［1979］：19) 援引《系辞》定义“象”：圣人拟定卦象用来代表事物及其特征，那么，“象”即“以想象体示概念”，是认知方式。而《诗》中的“比”是托物抒情，就是通过描写景物来寄托情感，即修辞形式。两者虽同为隐喻却实质有别。“象”是钻研探索的手段，古今说理，取用贴近生活的隐喻，借助现成物象，即佛教所说的“权宜方便”。往往，广博高深且具有开创性的义理是依靠新奇隐喻而滋生。“象”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钱钟书 2011 ［1979］：20) ，是解释“道”的手段，呈现两大特征：其一，使用时“变其象也可”。《易》之象本身可视为能指，其所隐含的意义可看作所指。所谓“指示意义之符(sign) ”，意在强调《易》之象与其意义之间没有紧密而必然的联系，“《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因为象与意之间的关系是相对任意的，不同的象可以传达相同的意义，如：乾卦其义为健，源域可以使用天、马或者木果；坤卦其义为顺，把地、牛、布釜作为源域均可。为了避免“囿于一喻而生执着”，钱钟书提出，在说明同一靶域时需要运用多个源域。另外，法国哲学家的柏格森( Bergson) 也曾讲，不同比喻的拟象存在差异，则玄妙的道理不至于被一个比喻所独占从而失其真实目的。其二，目的达成后“舍象也可”。钱钟书用《关尹子·三极》《蝦蟆》中动物互消互存的例子说明隐喻只是用来说理的工具，并非道理本身，道理说明了，“象”便可舍弃了。鉴于此，他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思想家要避免将“比论”(analogy) 信作真质。
2.2 《诗》之比喻
诗是依靠“比”而存在的，丢弃比喻，诗就荡然无存了。换一个比喻，则是另一首诗，或者压根就不复为诗了。比如，“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象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着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生面，另成章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钱钟书 2011［1979］：21) 。这里强调《诗》之比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不容替换或更张。于诗而言，每则比喻均承载不同的价值，对意蕴的产生举足轻重。这与诗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方式有密切关系。钱钟书反复强调：诗文生于情感，但情感本身却非诗文。因此，诗歌的表现方式往往需要通过“事物当对”(objective correlative) 来表达情感，“写情言志，亦贵比兴，皆须‘事物当对’”(钱钟书 2011 ［1979］：1809) 。此见解与皮尔斯象似性理论高度契合，皮尔斯理论在20世纪六十年代重受欧美学界追捧，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甚至兴起了一股皮尔斯热潮。钱钟书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初便已注意到皮尔斯的独到见解，足见其学术视野之广博和学术胸怀之宽阔。
2.3 《易》之拟象与《诗》之比喻的辩证关系
钱钟书( 2011［1979］：23) 用一个隐喻总结拟象比喻在《易》和《诗》的差异：“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这里用“蘧庐”“旅亭”指《易》之象，用“菟裘”“家室”指《诗》之比。简而言之，《易》“象”是指示( sign) ，源域和靶域并非一体，可以更换，达意后即可舍弃；《诗》“比”是体示( icon) ，源域和靶域同为一体，不可替代。
关于两者的互换关系，钱钟书的相关创见发人深思：《易》“象”可视同为《诗》“比”，反之，《诗》“比”不可视同为《易》“象”。《易经》里面的“象”承载着义理而《诗经》里面的“比”寄居着情感。若不能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寻章摘句、含英咀华”，也未尝不可。如若反其道而行，把《诗》之比视同《易》之象，忘却语言去寻觅言外之意，脱离意象去揣摩形上之旨，则容易造成错谬不断、漏洞百出。
钱钟书的象喻之辩启前人之未发，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这与西方认知隐喻理论有所不同。首先，与概念隐喻中隐喻的地位不同。Lakoff＆Johnson于1980年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肇始的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人类思维受隐喻制约。他们认为抽象思维不可能脱离隐喻，因为只有隐喻能赋予相关概念域以丰富的结构。而钱钟书则认为《易》之象即概念隐喻，仅仅是说理的权益性工具，达到目标后便可舍弃，是一种达意手段。这一研判是对当下概念隐喻过度扩大化的拨乱反正。其次，与诗性隐喻中隐喻的性质不同。虽然 Lakoff＆Turner 在之后出版的《超过冷静理性：诗性隐喻分析指南》一书中区分了概念隐喻和诗性隐喻，但作者还是认为诗性隐喻在本质上也是概念隐喻(Lakoff＆ Turner 1989：136) ，诗性隐喻只不过是诗人创造性地运用常规概念隐喻的产物，概念隐喻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诗性隐喻研究。这种划分把诗性隐喻置于“基本隐喻”的框架之下，未突出诗性隐喻区别于基本隐喻的非规约性。然而，钱钟书则区分了概念隐喻和诗性隐喻的本质，而且明确指出，把《诗》之比喻当作《易》之拟象会有穿凿附会之嫌。相比西方“泛隐喻” 论，钱钟书对隐喻的分类更为切合实际、可靠可信、棋高一筹。
三、隐喻性蕴涵
钱钟书将隐喻分为概念隐喻和诗性隐喻，对于前者，钱钟书又专门提出了“两柄多边”的学说创见。学界褒奖：“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钱钟书提出‘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的思想，我国学者才真正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符号三角中的符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概念域……可以说，他的‘两柄多边’思想是汉语隐喻研究向认知转变的一次跨越”(徐慈华 2009：39) 。钱先生将所有隐喻总体上一分为二，区分为高规约度的概念隐喻和低规约度的诗性隐喻或曰新颖隐喻，是颇具前瞻性的，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填充一揽子规约度不尽相等、林林总总的各种隐喻类型。
3.1 语用之“两柄”
关于隐喻的两柄，钱钟书在《周易正义》第十六则中说：“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钱氏喻之“二柄”说受到了斯多葛派(Stoic) 、慎到、韩非关于 “二柄”言论的启发。斯多葛派哲人认识到事物的两重性，“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 ；慎到、韩非均为谋士，慎到的“二柄”指威德，韩非的“二柄”指刑德，均为统治手段。钱钟书把“二柄”运用到隐喻上，专指源域的情感色彩，有褒贬、喜恶、毁誉、抑扬等区分，即隐喻的评介功能。同一个源域喻旨有异，使用者对评价的抉择取决于其审美倾向(aesthetic inclination) ( Ding 2007：132) 。例如，“水中映月之喻常见释书，示不可捉搦也。然而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誉与毁区以别焉”(钱钟书 2011［1979］：65) 。为此，钱钟书专门提出了“名同分异”的概念 (钱钟书 2011［1979］：1010 ) ，即事物的性质( quality) 相同，而论事观物的情感( the feeling towards the quality ) 有别。钱钟书解释道，“神仙”和“妖魔”其实是同一事物之两端，但是人们赞誉“神仙”，诅咒“妖魔”，而使其云泥有别。比如，《老学菴笔记》中讲述了一则有关慎伯筠书法的故事，王逢原对其赞誉有加，称之为“铁索缠龙”；苏轼却讥笑其为“竹篾束骨”。两人的评价均道出了慎伯筠笔法的“瘦硬”，即“名同”；但是一褒一贬，“分异”皆因说话人的偏好不同。
另外，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同一个隐喻会呈现不同的感情色彩，即“世异时殊，执喻之柄，亦每不同”(钱钟书 2011［1979］：66-67) 。例如，意大利语和英语中都有“使钟表停止” ( stop a clock) 的隐喻，但褒贬色彩大相径庭。意大利语用这个隐喻来盛赞女性容貌之美，英语则用其讥讽人形貌丑陋。隐喻是评价人或物的强大机制，即所有隐喻用法都具有自身鲜明的褒贬立场，饱蘸着说话者的喜怒哀乐。
3.2 认知之“多边”
除了“两柄”，隐喻还有“多边”。钱钟书关于隐喻“多边”说，也称“分喻”说，指出：“一物之体，可面面观，立喻者各取所需，每举一而不及余；……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分’与吾所谓‘边’印可。”
钱钟书( 2011［1979］：69) 多次引用《翻译名义集》中的“雪山似象，安责尾牙? 满月况面，岂有眉目?”来论证这个问题，即所谓“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混同”。钱钟书( 2011［1979］：67) 解释道：“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有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使用隐喻时，往往不是取用源域之全部，而只是采撷其中的某一或某些特性。这与概念隐喻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概念隐喻指出，隐喻有“突显” ( highlighting) 和“隐藏”( hiding) 功能，一个隐喻只能凸显事物的某一或某些特征。如“月亮” 用作源域时，圆是月的一个“边”，明亮是月的另一个“边”。又如，同样是以“波浪”作源域，法国古诗用追逐的波浪形容时间的流逝，而雪莱用波浪的意象写欢快的情景。
钱钟书(2011［1979］：1195-1199) 用“镜中花”“水中月”精彩绝伦地论述了隐喻的多边性。把镜中的映像和水中的倒影用于解释对自我和他人认知的缺陷，司空见惯。钱钟书先生把这种隐喻分为四类：其一，误认己为人。《笑林》中有一则“不识镜”的故事：一个人带回了一面镜子，他夫人看到镜中自己的像，误以为是别人，大惊；他母亲照了照镜子，还以为带回来了一个老婆婆。其二，误认人为己。有一则西方童话讲的是，一位黑奴去河边打水，看到了水中仙女的倒影，以为自己长得美若天仙却要为人劳作，盛怒之下就摔坏了水罐。其三，目中无人。钱钟书举了“水仙花症”和“山鸡症”，并分析其背后原因为过度自知导致了自我麻痹，过度自信引发了自我陶醉，“我执我慢，不知有人”。其四，爱影憎形。《楞严经》中有一镜喻，演若达多因爱镜中头的影像而憎恶他自己真正的头，以为自己是鬼魅而疯掉了。
“有名无实之喻”也是分喻，是用事物的一个“边”来做源域。不过，这个“边”比较特殊，不是事物的物质属性，而是事物的一个虚名。钱钟书( 2011［1979］：254) 以《诗经·大东》的诗句为例论述“有名无实之喻”，如“织女星”不能织布，“牵牛星”不会放牛，“南箕星”不可簸扬， “北斗星”无法装酒，均有其名而无其实。另外，虚名“不止引申而能翻腾”，如关于“箕星”，《诗经·大东》写“不可以簸扬”；李白《拟古》之六说“空簸扬”；而韩愈在《三星行》则道“无时停簸扬”。不同观点取决于说话人的不同用意。“有名无实之喻”在西方语言也稀松平常，比如德国俚语 Gummilöwe；再比如英国儿歌：“A pin has a head，but has no hair；a watch has hands，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but it does not eat.”
钱钟书所称隐喻的“边”是用同一源域表达不同的隐喻主题，直指源域运作的重要本质。Goatly( 1997：258-260) 也曾不约而同地用源域的多价性(multivalency) 这一术语来表达用同一词项指代不同话题的现象。
3.3 “两柄多边”之汇流融合
当隐喻的“两柄”与“多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语用和认知错综复杂的关联。以下引用冯广义( 2002：309) 汇总的有关“水”的隐喻来解释“两柄多边”：
在以上例子中，“水”作为源域映射不同的靶域，但每例只择选了“水”的部分属性，即某“边”;而且表达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即某“柄”。它们之间形成了多种错综相连的联系。第一种关系是“同柄而异边”，同一事物的“多边”均可分别作源域，“多边”基本亦可归入“两柄”中的一柄。例如，句1、4和8都用“水”表褒奖之意，而庄子选取水的淡，柳永着重水的透明，陆游则聚焦水流动时的无声和迅速。第二种情况是“同边而异柄”，选取同一事物的某一边为源域，而这“一边”可以归入“两柄”中的任何一柄。例如，句9和10用水分别映射眼睛和月光，都取水的“明亮”这一特征，但在“望穿他盈盈秋水”句中表中立的态度，在“月光如水照缁衣”一句中则表达了鲁迅对动荡不安社会的控诉，取贬义。需要指出的是，“两柄”除了褒义的、贬义的还有中立的评价，因此，其实质上是三柄。第三，还有一种“同柄同边”的情况。例如，句3和7均取水的源远流长之性质，表达恨意的无穷无尽。李煜用“一江春水”表达亡国之恨，秦观用“沉沉如水”抒发谴谪之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有关隐喻的绝大多数例子虽取自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中的文字隐喻，但其早已敏锐地嗅到了多模态隐喻的存在。钱钟书在《太平广记》二一卷 (2011 ［1979］：1364) 引用《莺莺传》中的一个例子，崔莺莺送张生一枚玉环，玉代表坚贞不渝，莺莺希望张生对自己的爱永世不变；环象征始终不绝，莺莺表达自己对张生的忠诚。坚贞和忠诚不是玉环固有的属性，而是通过玉环表达情感。钱钟书解释：“按赠玉环而以玉望人、以环喻己，一物分属彼此。”“因物达情”与文字隐喻最大的区别在于想象力，即“将感知和记忆整合到真实和非真实事件的创造性表达中的心理能力”(孙毅 2021) 。
钱钟书的“两柄多边”学说结合了语用学、认知学的双重视角，具有批评分析的功能。无独有偶，西方隐喻学也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并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的方法，代表人物有
Charteris-Black，他在《批评隐喻分析之语料库研究方法》(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2004) 一书中开展批评隐喻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即隐喻识别、隐喻分析和隐喻阐释三大步骤(孙毅、熊佳腾 2022) 。虽然钱钟书的“两柄多边”与西方批评隐喻分析在理念上殊途同归，但在操作上却大相径庭。西方隐喻学注重隐喻识别的研究，如 Charteris-Black ( 2004) 不仅详实论述如何识别隐喻关键词(metaphor keywords) ，还结合数据库语言学，引入词例(token) 、共鸣值(resonance) 等术语对隐喻进行定量分析。Pragglejaz Group(2007) 专门创制出一套隐喻的识别方法(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MIP)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良版 MIPVU(Steen et al.2010)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学者对于隐喻识别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有关文字隐喻和多模态隐喻识别的标注软件应运而生。而钱钟书隐喻说对于隐喻的识别基本依赖个人直觉，其重心在隐喻的分析和阐释两个方面，即“多边”和“两柄”，这不仅是钱先生隐喻思想的闪光之处，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喻研究的崭新路径。“多边”是就源域的状态而言，钱钟书(2011［1979］：825) 曾表示“事非一端”“其理不一”，因而同一事物可以置于不同参照系、从不同角度加以观察。有些隐喻被前人用旧后，另取一边使用而见奇佳，互相贯通而交相辉映。“两柄”是源域映射到靶域的价值取向，同一源域可表褒扬、喜好也可以带有贬抑、憎恶的感情色彩，阐释其中的价值取向是隐喻研究的最终归宿。“多边”和“两柄” 这两条重要规律是对隐喻理论的杰出贡献。
四、隐喻的哲学基础
孙毅(2019：30) 指出，隐喻不是语言学界的专属领域，哲学维度是当代隐喻学的一个支撑象限。实际上，钱钟书从未忽视隐喻与哲学的密切关联。
4.1 移情与通感
钱钟书早在 1937 年就言传：“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宇宙观的观念，无不源自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alsob) 、诗意的认识。”(钱钟书 2011［1937］：66) 钱钟书认为，移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原。维柯在《新科学》第二卷《诗性智慧》第二部分《诗性逻辑》第 405 则(2008：191-192) 提到：“在各门语言中，大部分关于无灵魂之物的表达，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从人的感觉和人的情欲转义而来的。”维柯在此揭示规律的这一论述被后世德国美学界称为“移情”。作为美学术语，移情其实与隐喻关系密切。朱光潜(1984：633) 将移情界定为：“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地，把原来无生命之物看成有生命之物，仿佛它也有赋予其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与事物产生同情和共鸣。”所谓移情作用乃是通过“推己及物”“以己度物”，“在不知不觉之中，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境界”。钱钟书(2011［1948］：138) 进一步指出：“要须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 因此，移情是主客体融合，是物我间的双向运动，主体与客体化为一体，存在于自我体验的对象形式中(高燕、苏玉君 2003) 。换言之，移情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而是基于体验主义，这与概念隐喻的具身哲学基础相暗合。因此，钱钟书在此所说的“移情作用”可以理解为隐喻，而后文所谓的“比喻”“象征”“像煞有介事”“诗意”都是隐喻的同义反复。钱钟书这一观点揭示出概念是通过“以己度物”的隐喻建立起来的，他把通常被认为只是修辞手段的隐喻上升至认知工具的高度。客体是需要观察和认识的事物，主体是已经了然于胸、牢记在心的事物。利用已有概念去理解和泛化未知概念，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简单、临近可及概念化复杂、遥不可及的过程即是隐喻产生的认知机制。
除了移情，钱钟书有关“通感”的论述把隐喻的具身哲学阐发得淋漓尽致。钱钟书(2011 ［1985］：68) 解释道，寻常官感，时复“互用”，心理学称为“通感”，“通感”就是“感觉挪移”。五种感官本来各司其职，但人往往通过“挪移”将其打通，本来是视觉之实，却挪用触觉表达；本来是听觉之感，却借用视觉表达，如此等等。如《拟西北有高楼》曰：“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琴音”本应诉诸听觉，却借助嗅觉，把嗅觉挪移过来形容听觉，传达抚琴之人的高超技艺和听者的心旷神怡之感。近世西班牙诗人洛尔迦( Federico Garcia Lorca) 有云：“碧风，碧树枝”(Verde viento. Verdes ramas.) ，“风”本应诉诸感觉，却因所吹之物而得色，是用视觉形容感觉。道家认为，心神凝聚即可超乎感官之外而体察外物。钱钟书称此“神秘宗侈陈之高境”，如《文子道德》：“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佛家主张，每个官能互相通用，能看见事物的不一定是眼睛，还能是耳、鼻、口；能听见声响的不一定是耳朵，亦能是口、眼等其他感官，以此类推。视、听、触、味、嗅、位等一众感知方式和渠道相通互联，语言的张力和感染力大大增强了。
4.2 近取诸身
钱钟书(2011［1937］：119) 认为《周易》“近取诸身”的思想为移情奠定了基础。《周易正义》第六则称《易》以噬磕为相反相成(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之象。“分而合，合而通：齿之动也就下，下齿之动也向上，分出而反者也，齿决则合归而通矣。比拟亲切，所谓‘近取诸身’也”(钱钟书 2011［1979］：40) 。同样，在《周易正义》第二则提出“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他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列举与身体部位相关的词语，如杀头、塞口、灼目、凿喉、削足，来映射各种抽象复杂的道理。以人类自身为源域就近取材，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说服力强，这与概念隐喻以身体为起点和归宿的具身哲学相契。事实上，钱钟书多次征引 Lakoff＆Johnson 的著作。例如，《周易正义》第二十六则说明人们用描述空间的词汇来隐喻时间关系，在其“增订四”引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来佐证之前的说法：
“就人心之思感而言，未来为瞻之在‘前’者，已往为顾之在‘后’者，故忆曰‘回’而望曰‘期’；就时间之迁流而言，则已往居于‘前’，未来续在‘后’，序次晋然。直所从言之异路耳。”(钱钟书 2011［1979］：107-108)又如《七缀集》第五篇《诗可以怨》注释11征引《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用方位词表达情感的见解：如Lakoff＆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中的“快乐上向，忧愁下向”(Happy is up；sad is down) 以及“快乐宽阔，忧愁狭隘”(Happy is wide；sad is narrow ) 诸例(钱钟书1985：131) 。
据钱钟书本人解释，Lakoff＆Johnson列举的英语表达与对应汉语表达在机理上相似，此类补注是为了“照明”自己的观点。只不过，概念隐喻理论常以通俗的口语为语料，而钱钟书的研究恰恰多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释读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钟书确乃睁眼看西方、批判性地将国外的认知隐喻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巧妙结合的学界第一人，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
关于隐喻的“近取诸身”哲学基础还有一则精妙绝伦的例子。在《管锥编·毛诗正义》第四十三则《蒹葭》中，钱钟书列副标题为《“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告诉读者，“象”是用具体可感知之物来表达某种抽象道理。“在水一方”作为企慕象征，却因有阻隔而“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他列举了中外用“在水一方”表达“企慕情境”的现象。比如，表达爱情的可望不可及，《古诗十九首》用银河喻阻隔，“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但丁《神曲》以“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寄寓此旨。再比如表达宗教类，“蓬莱仙境”“彼岸世界”，都取“在水一方”为象，甚至“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其实，除了爱情和宗教，“在水一方”亦适用于表达人们心中一切美好的愿景，比如“求贤”“求友”“求官”“求财”“求名”“求福”“求寿”等等。这一系列隐喻并非偶然，而是以身体感觉运动为基础。无论是从人类语言起源演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还是从大规模语汇集合的拓展延伸机制而言，都是从最贴近的身体及其器官出发，不断延伸到外部世界和幽深的情感世界。
钱钟书在《太平广记》一一四卷二五八则中把“近取诸身”的“近”发挥到了极致：“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洪大者纤言之。”把生活中看似粗俗、卑微、琐碎的事物巧妙地投射到宏大、高贵、遥远的事物上，“则渠一时杀风景语亦正其格物穷理之定见也”。他还列举了大量实例，如《野获编》中的“瓶倒壶撒溺”，《柳南随笔》载某禅师咏雪诗“天公大吐痰”，《樵说》仿写李白诗“小时不识雨，只当天下痢”等等。为进一步说明“取鄙琐物为喻”并非文字游戏，而是认识世界的方式，钱先生以“星空”为靶域，通过中西隐喻对比又举一例。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谈及星空无美可言，只不过像患癣的皮肤。无独有偶，董说的《西游补》和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分别把满星的苍穹和龟裂的大地视为“天癣”和“地癣”。钱钟书“近取诸身”的隐喻思想与概念隐喻理论提出的具身性哲学不谋而合。西方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意义理解从根本上来说受制于人类感觉器官的构造(孙毅、王媛 2021) 。不管是规约隐喻还是新奇隐喻，都以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s) 为基础。
五、隐喻的内在机制
钱钟书(2011［1985］：46) 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提出了隐喻的内在机制问题：“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需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但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所以佛经里讲‘分喻’，相比的东西只有‘多分’或‘少分’相类。”这段话明确阐述了隐喻机制的两大原则，即相反相成和引喻取分。
5.1 相反相成
首先，源域和靶域不是同一事物，否则无须相比，是“凡喻必以非类”；其次，二者必须具有某种相同之处，否则依旧无法相比，是“凡比必于其伦”。钱钟书在《谈艺录》(2011［1948］：133) 论及：“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隐喻的相反相成原则体现了中国阴阳学说的内涵，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对立双方存在内在的共同性。比如，冰火之喻在《淮南子》《论衡》《正蒙》以及佛经中很常见，它通常含两层含义：其一，表示生死轮回( the circle of generation) 。其二，佛经以及张载的《正蒙》赋予冰火之喻新含义，妄即真、迷即觉(the circle of cognition) 。僧肇在《宝藏论》中提到：“真冰释水，妄水结冰”。是说水和冰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物，只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物理条件下的两种状态，就像认知中的真真假假“体一而用常二”。
钱钟书往往选择抽象的、虚幻的事物作源域，或以丑喻美，或以庄喻谐，使构成隐喻的靶域和源域处于矛盾对立范畴的两极，相反相成。关于相反，他还专门阐述了“反象以征”和“反经失常”。
钱钟书在《周易正义》第十二中提出“反象以征”命题。“象”是《周易》的卦象，具体到本卦就是革，牛皮之革；该具象的外物，有其象下之义，即坚韧的一面；但当我们“征”求其意义时，却是相“反”的变革的意义，用相反的形象来告诫人们该如何做，这种做法就叫“反象以征”，这是一种至为奇特的现象，亦是一种逆向思维。以褒为贬、以贬为褒，亦合“反象以征”之道。并非所有事物表象都从反面认定其意义，这只适用于一部分事物。钱钟书列举诸多实例，每例均有“象”，表象或物象。每个“象”都有其意义。怎样求得“象”之意呢? 钱钟书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反体”“逆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想给女朋友送酸辣泡菜；二是“顺求”“直指”，如阮兵曹赠杜宗武一柄石斧。
有关“反经失常”这一现象则由钱钟书在《九歌》(三) 用《湘君》的诗句“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提出。“经”“常”就是现实和自然，“反经失常”之事即不可能出现之事。他结合王逸的注解分析，屈原“采荔搴芙”之喻的真意是对“小人居高位、君子沉下僚”黑暗现实的鞭笞。钱钟书(2011［1979］：601) 指出，“反经失常之喻”不仅见于屈原诗中，也存在其他场合，“西方诗歌题材有叹‘时事大非’(die zeitklage) ，‘世界颠倒’(lemonade renverse) 一门，荟萃失正背理不可能之怪事，如‘人服车而马乘之’‘牛上塔顶’‘赤日变黑’‘驴骑人背’‘牲宰屠夫’ 之类，以讽世自伤。”除了讽世自伤外，反经失常诸喻还常用于情诗中，表现在“方正倒植”“毕竟无”“未之有也”之喻。比如，唐朝诗人张籍的《白头吟》有诗句“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开月长满”；苏格兰农民诗人 Robert Burns 在 My Love's Like a Red，Red Rose 中写到 Till a'the seas gang dry，my dear，/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这些诗句都表达了坚守爱情、永不背叛彼此的决心，除非出现上述极端的反经失常之事。所有隐喻都背离表面的直白意义，与真值事实相悖。换言之，一切隐喻都是有意无意的谎言，服务于说话者的内心意图和目的。隐喻的大量使用让抽象概念或情感具体化，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人试图传递的写作意图，获取诗歌更深层的意义，但在激发读者各种情感的同时也挑战了读者的认知能力(孙毅、邓巧玲 2022) 。
5.2 引喻取分
前文提到的钱钟书喻之“多边”的概念来源于《大般涅槃经》：“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那“取分”究竟有什么原则呢?
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提出：“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比喻就愈新颖。”如果就此断章取义，可能会得出“源域和靶域越不同，隐喻就越新颖”的结论，这就误解了钱钟书的原意，因为钱钟书提出隐喻“诱力”的总原则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另外他还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提议要规避“假象过大”。钱钟书在此文开头援引挚虞《文章流别论》：“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钱钟书继而论述，“假象过大”与“逸辞过壮”两者相通，即“壮辞”宜用于“大象”，奇诡绚烂的辞藻自然会让读者联想到宏大事物。如果“壮辞”用于小物，则不太合适。譬如，钱可复《莺出谷》中有诗句“一啭已惊人”和“博风飞翰疾”。纪昀在《唐人试律说》这样评价：“莺有声，然‘惊人’非莺之声也；莺能飞，然‘博风’非莺之飞也。”又评陈至《芙蓉出水》之 “剑芒开宝匣，峰影写蒲津”，芙蓉花尖在形状上像剑尖和山峰，但不宜用剑尖或山峰来比喻芙蓉花。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假象过大会导致“类相远”或“事相违”。
钱钟书关于隐喻内在机制的探究对Lakoff＆Johnson主导的概念隐喻理论形成相得益彰的补充。钱钟书本人曾在《谈艺录·二》“附论比喻”时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设譬系统性进行比较：
参观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1980，7 ff.“the systematicity of metaphorical concepts”；151 ff.“metaphors create similarities”。犹树有本根，家有肇祖然。通乎此意，诗人狡狯，或泰然若假可当真，偏足概全，如义山之“莺啼如有泪”、山谷之“白蚁战酣千里血”，是也；或爽然于权难作实，隅不反三……(钱钟书 2011［1948］：33)
首先，在相反相成原则方面，概念隐喻理论不纠结于“是”或“非”，认为隐喻不以“相似性”为基础，而是创造“相似性”，从而构造现实，这种提法较为激进；而钱钟书提出隐喻受制于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诱力”原则，将中道观融入到隐喻的认知机制，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思维。其次，在引喻取分原则上，概念隐喻理论试图归纳隐喻映射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 ， Lakoff(1993：202-251) 甚至为此提出了映射的“恒定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 ，即隐喻映射需要在与靶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同时保持源域的认知拓扑恒常。
六、结语
钱钟书对隐喻的观点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词选注》，他并未对隐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浑圆论述。这些论述虽看似零碎，实则内在线索之间存在密切的有机关联。钱钟书融合古今中外，在庄子、老子、道家、佛家以及查理兹、维柯、康德、莱考夫等哲学家、语言学家对于隐喻见地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柄多边”的独到见解，并对隐喻的类型分野、哲学基础、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刻透彻地论述。但论无完论，钱老在论述中也存在概念混用的情况，比如“名同分异”与“有名无实”中的“名”不同，前者指事物的性质，后者指名分。同样，“名同分异”与“引喻取分”的分也不一样，前者指论事观物的情感，后者指源域的表现特征。甚至，两柄多边的“柄”和“边”亦有杂糅现象。钱钟书着力将西方刚刚萌芽的隐喻认知观与我国浩瀚悠久的隐喻研究历史两两巧妙结合，赋予隐喻以全新的学术生命，功莫大焉。钱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理论素养，敏锐地嗅到国外隐喻认知革命不日而至的气息，在顺应国际隐喻认知革命的滚滚洪流中留下了中国人靓丽的身影，着手构建起极具中国特色的、普适性较强的钱氏隐喻理论，为隐喻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开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康庄大道，值得后世青年学者大力挖掘、悉心研读，进而发扬光大。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1期， 第51-62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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