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25—P26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6期，王志强摘
面对现实发展与理论反思的双重需要，我们有必要重回马克思主义视域，从马克思对资本与财富、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的三维阐释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资本与财富
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性角度对产业资本（职能资本）与生息资本（借贷资本）这两种资本存在方式与职能形式的论述说明，在社会主义还需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保留资本和运用资本的今天，我们既要发挥资本的生产性能力，也要防范资本的逐利性动机，在发挥资本为利润而生产的同时注意防范资本对利息的过度追崇。
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本能，使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能动主体和生产灵魂，从而把资本与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勾连起来了。如果说，资本按照它的增殖本性来说是“狭隘的”，那么资本也正是因为这种本性而同时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就此来说，只要资本还充当着现代社会的生产灵魂和能动主体因而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就必须继续运用资本的力量来创造财富并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这里唯一不同的是，资本的生产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在对立中进行的，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则由于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而通过相对和平和谐的方式“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情况下，我们必须破除那种离开资本的生产性而抽象谈论财富生产、生产力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观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资本在推动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使它“守纪律”地、有节制地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增殖和逐利的狭隘本性必然会为自己设定出种种生产界限，而资本为了摆脱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命运也必然会不断克服自身的这些限制，寻找适合自己增殖和逐利的新的存在方式和制度环境，为自己开辟规模更大、程度更高、效率更快的价值增殖狂想和财富生产机制。伴随着资本存在方式与职能形式的历史演进，资本亦逐渐地从产业资本和职能资本中游离出来，重新沉淀为生息资本、货币资本和借贷资本等，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利息而非对利润的过度追崇。在这种过度追求中，人们仅仅关注生息资本、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投机本能，似乎完全忘记了产业资本、职能资本和实体资本的生产性能力。
从资本与财富的关系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生产性功能，特别是正确认识和看待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乃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财富生产和生产力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确实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生产动因、动能和动力机制问题。
资本与劳动
首先，就劳动的政治来说，它包括对资本的批判和对劳动的解放两个方面。在这里，对资本的批判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废除，对劳动的解放则意味着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它们构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所有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强制劳动的间接强制劳动，因而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统治关系的资本关系。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抗性和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如果说资本对劳动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支配是通过“过去支配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这种统治的阶级本质正在于让劳动者阶级停留在被统治地位的“现在”而丧失了其可能性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要改变这种“过去支配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建立“现在支配过去”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消灭资本关系，消灭劳动的阶级属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通过劳动的政治对资本的统治的颠覆，实现私人资本向社会财富、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既然资产阶级生产造成了资本的财富积累同劳动的贫困积累之间的两极分化，那么把劳动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理论的第一重含义。
其次，就劳动的科学来说。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东西，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对科学技术特别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述，而且在《法兰西内战》中从劳动解放的高度论述了劳动的科学的重要性。
具体来说，与劳动的解放内在相关的劳动的科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性质上说，劳动的科学只能是“属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属于资本的科学”，是有利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有利于资本的科学。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说，劳动的科学只能是“关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资本的科学”，是关于劳动者如何节约劳动、科学生产、体面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资本如何吸食劳动、残酷剥削、精心压榨、巧取豪夺劳动者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通过它同生产劳动的结合体现出来，但这种结合的内在动力和社会结果却会因为它是出于资本的考虑还是出于劳动的考虑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情形。
既然资产阶级生产造成了“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社会对抗，那么，把科学从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变成劳动的科学，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理论的第二重含义。
资本与国家
马克思不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关系出发阐述了市民社会的两种意义和现代国家的两种职能，而且把它们同资本问题勾连起来了：在市民社会“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的意义上，现代国家必须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载体）的关系出发，解决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在市民社会“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的意义上，现代国家必须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以世界历史为引导）的关系出发，解决好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早期的国家理论主要是通过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对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总体性批判，而在中后期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借由《资本论》的革命结论而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就已经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角度富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建构了社会共和国的原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资本的治理，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治理，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治理。很显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实现自身从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历史转型。这里所说的政治国家与社会国家，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而是说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两种不同的职能形式：在经历了建立之初和发展之初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而经由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职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正轨后，就必须适时地从阶级专政职能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社会管理职能为主的发展阶段，实现把民生国家与民主国家统一起来的“富国裕民”的发展任务。
总之，既然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能消亡，而社会主义国家又现实地成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客观事实，那么如何通过国家与人民的连接来管制国家与资本的连接从而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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