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17—P18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摘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4辑，武雪彬摘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家，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史先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和历史地图等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代名师。
一
史念海先生在近七十年的学术道路中，对历史地理学的多个分支领域均有研究探索，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就，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这一学科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除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教材从学科格局出发，就历史时期水文变迁、地形侵蚀和海岸线、土壤与沙漠、气候演变、植被分布与变化诸方面做了归纳分析外，还先后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等系列论著，就历史时期黄河对黄土高原的侵蚀、黄河流量的变化及其原因、黄土高原原隰沟壑的变化、生态环境演变、农林牧的分布及其变化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探究黄土高原环境变化乃至不断恶化的根源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与应对方略，对现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真正发挥了历史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作用。
就史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而言，属于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多一些，尤其体现在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古都探索等几个重要领域。
历史政治地理方面，代表作如《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部最初以顾颉刚与史念海先生联合署名、由史念海先生执笔的著作，是最早以现代学术的眼光与思路，对夏王朝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的历代政区沿革、疆域范围及其演变过程加以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的著作。
早年，史先生先后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一系列关于秦汉和唐代政区地理考释方面的论文，如《两汉郡国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就秦汉和唐代政区的演变进行清理分析，钩沉稽疑，补缺证伪，填补学术空白，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先生早年的这部分成果，大都属于沿革地理的范畴，但却为此后的学术发展与学科开拓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在中国古都文化领域，史先生不但先后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与中国古都学，并有诸多学术成果面世，《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确立了中国古都学与古都研究的基本体系。史先生从事古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在充分探索中国历代古都形成的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社会基础的同时，尤其注重古都建立的自然地理与环境因素。
相对而言，史先生关注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并蔚然而成一大学术流派的，还是应该在历史经济地理领域，代表作除了前些年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专著外，从《河山集》初集至第九集，在研究黄土高原历史地理变迁中，抑或在分析中国古都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二
史先生先后对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地理与族群交融，城市、都邑发展及其制度演变，经济地理如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发展，交通、水利、运河诸方面的进步等方面多有研究探索，创获颇多。
有秦一代置郡之数额，是中国沿革地理中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许多历史名家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秦代置县多少，文献失载，一直是中国早期政区地理方面的一大空白。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在该领域下过功夫，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成果，较大地补充了文献记载之缺失，然这方面最初的工作，应首推史先生的《秦县考》一文。史先生细捡《史记》《汉书》各篇，再参之以《左传》《战国策》《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可信文献，钩沉稽疑，并按照《汉书·地理志》的郡县排列次序，梳理出秦县320多个。
《春秋时期的交通道路》是学习先秦史地者都很熟知的一篇文章，史先生于其中有诸多精彩的分析归纳，如在论述丹江通道时，先生说：“还应该注意的乃是丹水汉水流域的道路。……正说明春秋末年这条道路的规模已经有相当的样子了。”不仅春秋时期的情况如此，直到战国早中期，秦楚之间的交往、征战也大都沿着丹江通道上下展开。秦、楚之间强弱格局的转变，除了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进步之外，秦人善于利用秦岭南坡的地理优势，形成对楚居高临下、攻守兼备的有利条件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铭文，在战国中期偏后的公元前322年前后，鄂君经商船队不仅在汉水中下游与湘、资、沅、澧诸水往来运货经商，并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和其他支流两岸各地贩运物资，且通行便利。鄂君船队于长江中下游的往来经商，正好与秦军战船从长江上游穿三峡直达中游的记载相印证，战国中晚期长江水道的开发利用，与春秋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由此亦可见史先生在分析春秋时期交通时对长江水道的准确把握。
类似的创意和新见，在史先生的研究成果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的关系难以一一列举，史先生长期以来治学的精髓，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认真思考和深入领会，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三
史先生的学术基础深厚，学术面宽广，成果丰硕，创获众多。
首先，是史先生渊博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功底，对文献资料的娴熟、准确把握以及辩证思考。不管是在梳理中国历代疆域沿革、分析历代都城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是考释秦郡秦县、春秋交通道路或战国农工业的发展与区域特征时，均有明显的体现。
其次，史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田野调查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运用。
史先生在强调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时，还列举了一系列他自己通过该方法所取得的收获与新见，纠正了不少传世文献中的误解以及长期以来争论不清的疑难问题，这些经验总结，对我们整个历史地理学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对考古材料的运用，也是史先生学术生涯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史先生即发表《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通过相关考古资料的归纳排比，分析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址的发展进步以及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再次，是史先生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洞察力。在探讨战国时期的经济都会时，史先生特别谈到“宛”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揭示了“宛”于战国时期作为经济都会的基本特征，同时阐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区位优势。这一情形，不唯战国时期如此，西周、春秋时期已有所体现了。
最后，是史先生精益求精、深入细致的学术态度与治学精神。史先生在分析问题时，从不随便下结论，而是在认真归纳、深入分析各类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尽可能合理的选择，结论坚实有据，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一文中，史先生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在对西周之周原、丰都、东周洛邑，以及齐国临淄、鲁之曲阜、晋之侯马故城、郑韩故城、楚国纪南城、秦之雍城和魏国安邑等列国故址的布局与规模做了认真细致的分析比较后，论定这部分文献的成书“最早也只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也许就在战国的前期……按之具体内容，《考工记·匠人营国》只是营建都城的规划，而非周代的制度。”这一论述虽还有进一步讨论、深化的空间，但史先生所提出的基本论点、论据以及时空构架是值得信从的，经得起考古材料的检验。
史先生作为一位学术大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留给我们无比丰厚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先生的治学理念与方法，人格魅力与师德风范，谆谆教导与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后人，我们要努力发扬学术前辈的优良传统和治学精神，充分吸取他们的学术精华，沿着史先生及老一辈学者所开辟的学术道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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