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15—P16

作者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社会学系，译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5期，王宁摘

数字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亚洲市场中。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现代性在情感资本主义相关的劳动体制中转变成了一种将情感转化为情感商品的超级营销模式。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洲，劳动力外包运动和“特殊就业形式”的出现与倍增（如临时工作、定期合同、间歇性工作；远程工作、自由职业、居家工作等），不仅促进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平台的出现，而且为全球资本主义中新的外包机制提供了支持。工厂工作正趋于消失，基于数字化和资源汇集的众包工作正在劳动法和社会保护系统之外发展，不仅模糊了诞生于与雇佣劳动相关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的定义，而且模糊了活动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自主创业者的形象成为这种数字资本主义所形塑的象征，并与工人的形象相重合。

随着劳动力的外包和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催生了数字劳动，即“用于驱动自动化系统的以任务为导向和数据化的劳动”。不断涌现的平台通过聚合不同的活动、商品、服务和经济产品扰乱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在国家和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薪酬模式特有的合同雇佣关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工人、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于临时工作中。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公司越来越有去地域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不同时刻和环节的生产过程是多区位的和分离的。

数字工作者过度暴露在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中，他们不隶属于传统薪酬体系的雇佣关系，而是被置于模糊的灰色经济区。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低技能青年工人在电子商务、快递、团购、食品配送和出租车服务等发展迅速的数字平台上工作，“点击工人”通过执行非技术性的任务获得低廉的工资。计件式工作正在通过微型就业平台重新出现，并且最先涉及移民工人的参与。数字工人、众工和自雇者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可见的威权工作组织，这些组织通过紧张和严苛的工作节奏与条件，在不体面的工作中制造强烈的自主性禁令规范。

平台是生产赛博无产阶级的商品化和底层性新空间。泰勒主义的工人来自农业世界，他们通常是移民，在进入工厂之前曾从事过建筑工作或者季节性工作。如今，亚马逊的工人是承包商、技术人员、电工……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他们是难民和学生。

在从工厂工作向平台工作的过渡过程中，霸权主义的劳工制度通过强化对平台的依赖而重组，通过强化“准时制”的做法，使用隐藏系统来评估、控制和施加绩效压力，并结合不达标和不稳定的薪酬来提高工作率。低薪工人正在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困难：被压缩的时间、任务执行被低估的所需时间、无报酬的任务和技术工作，以及不被遵守的最低工资标准。年轻的数字工人梦想着“为自己而活”，与他们内在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能够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而不总是“打卡”。然而，与之相反的现实是，他们成了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中新的底层工人。他们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按时交货）或受到用户的攻击，他们受制于极端的最后期限和工作量，这些都会造成有限自主性。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工作生产了新形式的底层性，这种底层性隐藏在有限自主性的背后。

在欧洲，社会隔离的过程被认为嵌入了经济和社会不安全、贫困、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化和种族歧视的过程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规模的失业、劳动和就业关系的不稳定化、工作的迁移和去工业化，使得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移民后代，在欧洲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后殖民移民和移民的低技能子女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种族数字经济中工作，在服务平台、产品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上被组织起来。数字劳动关系种族化的基础是后殖民移民和移民工人的子女被剥夺资格，他们获得工作的过程是基于系统性和情景性的歧视，标志着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有时候他们在教育、资格和经验方面与非移民相当，甚至优于非移民，但在工作中还是会出现降级和种族主义的情况。数字工作者通常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被雇用的，包括不稳定的合同、有限的晋升和专业流动机会、艰苦的工作条件。一些相对更有资格和资质的数字移民在有各种隐形歧视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当他们遇到玻璃天花板时，等级提升的职业生涯被无形的障碍所阻止，这些障碍是潜在的和非常活跃的种族主义。

在欧洲过去的40年里，见证了竞争加剧、学校表现下降和劳动力市场贬值，与此同时，年轻人对尊严和社会认可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结构性丧失资格的现象不仅影响了中产阶级青年，也削弱了来自农村或工人阶级的青年，特别是低技能的年轻农民工，他们遭受社会歧视和污名化。经济不安全和专业经验得不到承认的情况，在寻找尊重的年轻人中产生了集体幻灭的现象。在一个被压缩的现代性背景下，年轻的数字人部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为他们被要求做自己。他们面临着强烈的“社会化障碍，或者说，上一代人传递的价值观、表征和身份认同与新一代所经历的条件和情况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在一个集体焦虑的环境中，年轻的数字人参与了一个矛盾的社会化过程，围绕着令人疲惫的身份工作，管理着“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指令和难以进入强大的合法性空间之间的双重困境。捕捉自我的社会和道德机构导致了新的异化形式，并被压缩的现代性所控制。

在数字工作中，个体生活在将情感转换为情感商品的超级商品化进程中。这个过程发生在与“情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威权结构所创造的霸权劳动制度中，而且年轻的毕业生和低技能工人对此有不同的经历。压缩的现代性通过使亲密关系和经济领域正常化，以及通过去人格化技术没收底层年轻人的情感而获得支配地位。压缩的现代性激发了渴望自我实现的年轻毕业生的强烈情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追求卓越的指令，这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当在工作中寻求认可和快乐成为情感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时，一部分年轻的毕业生对这些指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高技能的工作者通过参与情感劳动来符合这些社会期望，并可能由于内化竞争规范而过度消耗自己。广泛的工作环境稍微改变了他们建立在过度投资、追求卓越和自我实现基础上的劳动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所经历的情感与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催生了紧张的情感劳动。

因此，压缩的个体被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强制性自治所约束。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既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也有有限的自主性。然而，年轻的毕业生必须不断地与新形式的有限自主性打交道，这迫使他们去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而且对做自己产生疲劳感。年轻的数字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最有资格的人，可以部分地、暂时地为自己重新获得一段被强制劳动所占据的时间。但是，如果数字能力是一种对新的情感资本主义指令的回应，那么它也可以让人们暂时逃离占领身体的装置，并在所谓的弱者和社会群体的经验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开辟出通向自我的视野。在数字工作中，另一类厌倦了做自己的年轻人批评将成功和卓越准则内化的指令，认为这阻碍了他们的自我实现。在这里，经历的情感和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产生了不那么紧张的情感工作。他们与工作保持距离，不再希望为了成功而将自己的职业兴趣置于情感生活之上，也不想在工作环境中过度暴露和参与消费主义文化。年轻的毕业生选择不参与“幸福行业”，这一行业造就了以情感理性为特征的自造之才，即他们有能力做出反思性和战略性选择，并在个人层面上发展。因此，一些有技能的年轻人发展了抵制战略，通过拒绝在平台资本主义和情感资本主义中成为英雄的指令来对抗压缩的现代性。

自90年代以来，工作更多的是从流动性、移民和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归属和融入一个专业团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认知社会学是对工作社会学的一种新贡献，它处理了当代社会中关于尊重、羞耻、蔑视、体面和下流的社会结构。最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情感资本主义和情感场域理论被用来分析虚拟和多极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合格和不合格的人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处理漂浮和模糊的身份，并促使数字和全球压缩的个体出现。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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