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105—P10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原题《谨慎的喝彩：对历史政治学的反思》，摘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8期，刘倩摘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历史政治学方面开展了很多经验研究，既有宏观的历史透视、中观的制度考察，也有微观的行为分析，所涉及的时段也很多元，有先秦、秦汉、唐宋、明清的，也有近现代的，以及跟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的历史。
在这些研究当中，能看到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尝试。一是对美国和西方政治学的反思。杨光斌教授多次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行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人假设一统天下，这些研究其实是没有历史感的，是非历史的，或者说是反历史的。二是对中国政治传统进行学术性的挖掘。例如，在历史进程方面，指出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政治结构方面，强调大一统、中央集权、强国家等政治传统；在政治制度方面，注意到科举制与今天的贤能政治之间的对应关系，官僚制与现代科层制之间的对应关系，御史台等机构与今天的监察权之间的对应关系，等等；在政治观念上，也注意到儒法互补、民本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观念对中国政治发挥的重大影响。三是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试图在借鉴的基础之上有所修正、有所超越。尤其是杨光斌教授所提到的，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当前中国学界所盛行的历史政治学似乎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第一，在立场上特别强调历史政治学是一种本土性的研究方法，注重挖掘中国的传统以及中国政治的独特性。第二，在旨趣上强调历史政治学资政、资治的现实功能，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探究功能。第三，在方法上强调历史政治学既继承又超越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有意识地与之区别开来。这三个特征使历史政治学在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的意义上，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如果过度强调这三个特征，可能会带来一些偏差。
首先，在研究的目标设定上，应该避免把历史政治学固定化的做法。固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其理想化。强调历史政治学资政、资治的现实功能以后，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和科学性的东西，还具有一种政治性或功能性的意义。期待历史政治学能够克服当前政治学研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存在的各种弊端，期待历史政治学能够解决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可能还需要继续探索。
其次，在研究的基本假设上，对中国文明、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挖掘可能会导向一种绝对例外论。如果把寻求中西之间、中外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作为一种基本目标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种风险：把中国和西方分别同质化、本质主义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西方也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样就会形成全方位的甚至是无条件的例外论。在国际政治、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观点，即美国例外论。单独来看，美国例外论的一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如果把美国例外论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把它作为涵盖一切的结论，就很可能走向固化、本质主义化，而忽略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忽略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一些共性。同样地，过于强调中西之间的异质性和对立性，有可能导致对中国文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之现代性特征的认识被遮蔽。从本质上讲，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虽然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特性，但它作为现代制度和现代文明，跟传统的制度和文明之间还是存在实质性区别的。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会抽离中国制度、中国文明的现代性特征。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本质化和抽象化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一方面，只能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异，而看不到二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可能会有的一些相似性。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忽略西方内部的差异性和中国内部的差异性。避免本质化和抽象化，实际上是要防止历史政治学在过于强烈的先验性假设的引领之下反而把历史给消解掉了，把历史工具化或者说抽象化了。历史政治学一定要基于非常明确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杨阳教授说历史政治学本质上应该属于一门经验科学，必须具备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要避免以文本的真实来替代历史的真实，我对此非常赞同。
关于如何理解时间，历史学家理解的时间和社会科学家理解的时间，显然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分层的、复调的、绵延的。而社会科学家的时间更多是一种因果机制、因果链条当中的时间。我用两个词来描述社会科学家的时间，一个是time，一个是timing。time是说要从过去的时间当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是一种宏观的因果机制；timing则是时机，就是说要通过特定的时机来解释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何以发生，以及何以如此发生，这是一种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因果机制。
从机制的角度来看，时间就意味着它既有延续的一面，也包括变迁的一面。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有一本书，名字叫“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即“中国政治的动力学”，中国台湾学者胡祖庆把这本书翻译为中文，书名用的就是“中国政治的变与常”。这个“变与常”怎么解释呢？必须到时间当中去解释。所以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必须尊重时间，尊重时间就意味着研究要有历史感、复杂感与张力感。历史感就是要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中去思考问题，复杂感就是不能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刻板化、同质化，张力感就是要看到不同力量、不同层次、不同面相、不同书写之间的差异和紧张。
历史政治学要想有足够的后劲，要想取得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就应该真正地去尊重时间、尊重历史，而不能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过于强烈的中国例外论和过于强烈的资政意识，可能会导向去历史化，把历史政治学变成一种简单的类型政治学。
关于历史政治学的方法，我想简单谈两点。
第一个是溯源的方法。陈寅恪先生说，研究政治文化的要诀有八个字：“察其渊源，观其流变。”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政治学长江学者张凤阳教授、历史学长江学者孙江教授最近几年分别倡导政治现象学研究和历史现象学研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关注历史和现实、历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都真正地尊重历史、尊重时间，而不是把时间当作一个工具化或抽象化的存在。历史政治学研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第二个是比较的方法。历史政治学从本质上来讲天然就具有一种比较性。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比较。德国学者凯博的《历史比较研究导论》写到，从研究者的动机和目标来看，历史比较分析有四种。第一种叫分析性比较，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所做的比较就是这种，通过比较异同去寻找规律。第二种叫理解性比较，最典型的就是托克维尔为了理解美国的民主，把美国跟欧洲大陆的国家尤其是法国进行比较。第三种叫评判性比较，比如说二战结束后比较德国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目的是要对德国何以走上法西斯道路进行批判和反思。第四种叫认同性比较，典型就是前面所说的美国例外论，目的在于用美国例外论来增进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在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应该更多地使用分析性比较和理解性比较的方法，对于评判性比较和认同性比较则应该更加谨慎，因为这两种比较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是先行设定了立场和结论的比较，过于依赖这两种比较，结果可能是洞见与不见、揭示与遮蔽并存。
“谨慎的喝彩”这个说法，是我从孔飞力的《叫魂》这本书中借用过来的。孔飞力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和儒家伦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制衡专制皇权，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出帝制的一种普适的本土资源。所以，他要对传统官僚制给予“谨慎的喝彩”。
历史政治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让人肃然起敬，也给我们引领了方向，所以一定要喝彩。但是为什么要谨慎呢？其一，已经很成熟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历史政治学的色彩和意味，学术创新当然重要，却也不必刻意标新立异。其二，我担心历史政治学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使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反而走向去历史化。其三，我担心历史政治学被固化和本质化，而失去了激发学术灵感的开放、创新和多元的特征。
我期待并且相信历史政治学能够发展壮大，能够在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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