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哲学研究 ，作者袁祖社
摘要：文化内在于人类生存、生活之中，对于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文明进步状态是否有一种“文化自觉”(共识性、规范性意义的价值理念及其秩序)，是民族心智成熟与否的标志。肇始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推崇自由个人主义、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以及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导致制度、思想与生活现实之间明显的冲突化事实。以对历史发展中文化合理性与人类价值实现问题内在性逻辑的深度关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现实的个人”的诠释立场，以实践共同体的反思批判智慧，围绕“自由个性”和“人的解放”这一主题重思文化的本质，确立了以“社会化的人类”为核心关切的文化哲学的新逻辑，推动了人类文化从“历史－存在总体性”向“生存－实践总体性”到“文明－价值公共性”的历史性跃迁，开启了具有典范性、引领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之新的叙事历程。
关键词：文化；马克思文化哲学；合理性；心灵秩序
作者：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11期
文化是特定社会理解、获取、创制秩序的方式，是总体性意义上复杂人性的自我实现与自主性的实践证成与诠释方式。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合理的价值感受和美好生活的连续性意义体验，来自合乎文明法则的优良文化之普遍性意义的实践性作为。一种本质上先进、合理的文化观念的生成与确立，关涉民族优良的精神生活品质和个体心性秩序的自主建构，其实质在于，为生存和生活在这种文化观念和相应制度环境下的个体，提供一种真确地感知、体验世界的典范性图式。
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当代意义的寻索，在于依照观念史所秉承的反身观照和历史性辨识，全面反思由启蒙现代性——一种本质上属“隐性的意识形态”力量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并在场域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辩证关系，以整体性思维智慧，基于现实的规范性建构实现有效超越，形成、确立具有时代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国化的新的理念、主题、范式、逻辑和话语表达。
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勃兴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文化哲学研究，立足对人类生存意义和命运问题的深彻思考，集中关注了以下主题:马克思有无文化哲学以及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文化哲学，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梳理和背景澄明、马克思文化哲学之独特的理论关切和实践品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人学价值论关切和当代性资质的获得等。“马克思文化哲学”这一表述直接关涉到两个问题的前提性求证和阐释:马克思哲学观的文化逻辑以及马克思文化观的哲学逻辑。换言之，我们要确证的是，现代思想理论究竟依据何种正当理由将马克思的哲学指认为“文化哲学”，进而认为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化哲学家”?不仅如此，在文本学的意义上，马克思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在何种意义上，明确地选择并宣称了要以“文化”的方式呈现其独特的新哲学主张?
文化所关切的是较高层次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秩序和逻辑，在关涉人类生存之超越性旨趣和本质的意义上，澄明一种哲学是否具有文化的意义，首先要立足其赖以产生的历史、制度、生存与生活现实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复杂的思想情境和观念境遇，进而对这种背景、理据等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诠释和辩护。有关思想史形态意义上文化哲学的生成契机，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文化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对自身进行更高层次反思的结果。人的这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认识，发韧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神权进行了猛烈冲击，从哲学中赶走了神学，从而使人们不再借助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何萍、李维武，第52页)马克思是启蒙思想的产儿，深受其文化的全面洗礼，处于现代性文明遭遇内在困境并寻求新的突破和辩证重建的时代，更是历史理性和实践辩证法双重观照下，文化哲学之迷雾重重的暗夜时代。文化哲学的出场和变革，具有历史的、实践的、理论的必然性。它所直接针对的是19世纪以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理性主义主导下以追求普遍性知识，因而赋予认识论以特权的思辨的精神(意识)哲学。这种哲学在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逐利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其所造就的所谓“自由、理性主体”是一个丧失了“人”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单一原子化了的存在，一个对自然失去了敬畏，与共同体严重疏离的冷漠的无根的存在，一个因崇拜技术理性、疯狂追逐、迷恋财富的本质异化了的自私自利的享乐的存在。在“欲望”“功利”的高压下，现代社会的集体人格严重的普遍萎缩，人性沉溺于“世俗化”了的当下，在“幽暗意识”中不能自拔。文化失去了追问、确证生存之本质的品格和担当，混迹于污浊的现实，没有了主心骨和灵魂。这导致人类根本没有、也无法真正确立、找到一种确当性的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的方式。人类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迷失了，在任性和自我放逐中对真实的、真正的价值、意义问题变得麻木，付之阙如。个体成为无根性存在，呼唤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的出场，期望在文化与哲学的双重变革中获得新生。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文化是具体的、现实的，它生成于历史之中，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晶，服从的是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价值自主性以及文明超越性的逻辑。一定的文化观念通常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决定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了认识人类历史的“科学”视角:“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因此，“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6－67页)就历史与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马克思在超越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的主导性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哲学的新视野，确立了有关历史进步性意义认知的新范式。
基于观念史的逻辑，整个19世纪，派别繁多的西方文化哲学，通常被归结为“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大基本路向。前者以狄尔泰、斯普朗格、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注重现代性生存个体的“文化生命”，后者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强调有关“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甄别与研究。就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秉持的是实践批判的立场。这一新的文化哲学关注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具体的、感性的历史活动。马克思以反思批判的姿态审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念，直面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对现实个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探究。“这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路向上似乎更接近于历史主义，却又与历史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历史主义把人的文化生命的研究封闭于人的精神世界，而马克思则力图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发现挣脱这个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的文化哲学。”(何萍，第6页)这一见解启示我们，马克思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现实”本位的文化哲学的叙事方式。在整个文化思想史的谱系中，这种方式深刻变革了以往的抽象理性本位的叙事逻辑，从根本上矫正了现代文化哲学的坐标方位，真正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并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诠释方式，本质上与对现实的实践批判具有内在一致性。
19世纪的欧洲，由现代性的资本文明所主导的精神生活遭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危机，理性主义的文化神话开始遭到普遍、深刻的反省。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思辨哲学和唯心史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把文化或精神看作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根本动力，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为文化或精神的演变过程，将人类历史归结为“文化史”。“‘文化史’已成为唯心史观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康德、黑格尔等人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因归结为某些精神性因素，如自我意识、理性、绝对精神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这些因素推动的，这些因素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赫尔德则更为直接，他干脆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作是一些依次相继的文化发展阶段。”(杨宏伟，第19页)不仅如此，历史的真实呈现给这一时期欧洲人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现实。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对于所谓“文化史”的称谓，基本上持拒斥的态度。“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2页)“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页)
作为一种合理形态的文化哲学，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无情地批判一切形式的宗教神学之虚妄性本质，超越了抽象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弊端，吸收了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一切有益成分，强调以最具“现实性品格”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弥合文化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对立，明确主张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未来理想社会之新文化世界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哲学以其坚定、鲜明的实践性、革命性文化立场和态度，实现了人类文化观和哲学观的深刻变革。之所以将马克思哲学一以贯之的文化逻辑归结为实践，旨在表明，作为文化之本质内涵的“实践”——这种文化指导下的实践，必然合乎历史进步与人性之自我实现的逻辑，与人类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综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与资本、异化的现实的遭遇及其所展开的无情的批判，是沿着清晰、一贯且不断深化的思想逻辑展开的:早年的马克思是一个“关注人的解放的哲学的马克思”，中年的马克思是一个“关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之正义诉求的经济学的马克思”，而晚年的马克思则是一个对人类命运和道路进行“人类学关怀的文化的马克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哲学”，及至“文化哲学”。文化的根本特质是对整体性意义的“生存与生活样式”的理性观照，其所呈现的是具有鲜活生命特质的人类共同体(集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这个‘存在’不是凝固的模式，而是一个充满活动能力、情感赋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动态过程。这个存在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日常的生活样式及其变化和进步，以及对这些样式和进步的最具有普遍性的思考，就是哲学的根基。”(李鹏程，第41页)因而，基于文化和现实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何确立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保证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文化言说方式，真正把准了时代的真问题，获得并确证越来越多的社会真理性内容?
二
有关文化的本质以及文化哲学的根本旨趣，历来是一个纷争的场域。文化在根本的意义上，关涉对人之生存(理念、范式)的根底的追问与反思。依阿格妮丝·赫勒之见，在康德看来，“文化哲学(也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不能在哲学体系的框架内被讨论;它仅仅属于批判的体系，尤其是判断力批判和实用人类学”。(赫勒，第191页)格奥尔格·西美尔基于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实践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之间日益明显的悖反性事实的深刻觉察，提出并重点剖析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分离及其后果。依西美尔之见，“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以此为评判尺度，启蒙现代性文化之深重弊端在于:“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那里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德国哲学》第二辑，第198页)西美尔的见解，切近了文化的最深刻本质。的确，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文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完善”(科斯洛夫斯基，第104页)。“文化哲学的主题是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及生活世界中统一性的建构。”(同上，第124页)
马克思文化哲学具有特定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艰巨而深刻的历史新命，所揭示的是其所处时代被全面异化了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背后的思想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获得或者开始生成一种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文化”属性。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的新哲学首次赋予思想、理论以“改变世界”的使命，克服了旧的思辨哲学的弊端，立足人类文化所以可能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这一基础，确立了对于人类世界之总体性特质的文化的诠释立场和诠释方式。“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所使用的‘文明’‘自然’‘精神生产’‘精神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标示了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构建的基本轮廓。因此，正是在对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深切关注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化哲学观。”(邹广文，第30页)怀特认为:“人类种系在其中生存、呼吸和繁衍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简言之，即文化，与人类的未来有很大关系。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期望，……总有一天，文化的‘发现’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与哥白尼的日心说或发现一切生命形态的细胞基础相媲美。”(怀特，第383页)有文明史以来的人类思想和现实生活，总是保有建构“文化世界”的努力和期许，然而又一直遭遇诸多“非文化因素”和力量的干预和阻滞。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并没有如其所是地完成自己的理想。人与其所创造的、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制度变革、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人类心智的改善而得以有效缓解，文化迷失了方向，人与文化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
现实关怀取向和实践性变革的逻辑，决定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立场、境界和思想品质。文化哲学的研究，经历了18世纪的萌发，19世纪的清晰主题呈现，以及20世纪的理性反思与自主建构，在人类文明转折的新起点上，正在理智地回归马克思的旨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文化所做批判的主体性话语和方法论原则，如“生产”“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历史”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重新引起当代西方先锋思想家的关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之病理诊断(消费的符号文化操纵)，以及赛义德的东方学观照(聚焦后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生机制)，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阐释学，辨析宏大叙事、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真趣，剖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马克思理论智慧的滋养与启发。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中所能起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伊格尔顿，1999年，第119页)
文化面向的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真理。在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积淀、升华的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显著的特质和标志，渗透到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全过程。优良的、先进的文化，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价值指针，引导着人类在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奋力前行。尤为重要的是，人不仅创造、发现文化，而且会按文化规约自身，优化其生存环境。所以，文化是人使自己成为“总体性存在”的一种卓越性努力。面对启蒙现代性所主导的技术理性、工业“文明”对人性本身完整、连续与内在和谐的严重解构，守护精神家园、照料心灵、重塑人性的完美，就成为亟待出场的优良文化自身不可推卸、必须承担的使命与功能。作为“整全生活方式”的文化的追求，从整体上关涉并指向构成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历史进程。当我们共同生活的种种环境发生了普遍而重大的变化进而引起人们一种普遍的反应时，文化观念就出现了。
文化何为?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来，现代社会赋予文化的思考、实践以双重使命:一是将文化视为“治疗一个新兴的世界的病理现象的方法”，二是把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和政治的安排的一个回答”。(参见赫勒，第187页)“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已经返回到它以前的——前现代的——实践中。它提供一种服务，然而不是对它自己的神，至少不直接地是。更确切地说，它把服务提供给了被给予的服务。……首要服务的产生现在被称为文化。哲学的上帝已死;文化的哲学万岁!文化哲学是没有同一性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哲学。”(赫勒，第268页)赫勒关于文化哲学的分析启发我们，文化是总体性的，文化的哲学思考关联着历史、人性，关联着人的存在、人的活动，关联着人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实践。被正确理解了的文化，甚至影响、关涉和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道路。在这方面，加拿大学者谢弗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关于确立“文化整体论”的新的世界体系的见解，具有重要启示。他提出“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的观点，认为:“目前形式的世界体系不可能存在多久。代价、后果和危险太大了。”(谢弗、国海，第15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需求和期望，现有的全球生态系统将要崩溃”;二是“世界各地大大小小各种不平等，靠现有结构的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减少或消灭的”;三是“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缺少组织和杂乱无章的地方”;四是“世界日益变成一个丧失人性和冷酷无情的地方。”(参见同上)针对此种状况，谢弗认为:“如想找出一条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必须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体系，它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并且大刀阔斧地予以解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脱颖而出。”(谢弗、国海，第15页)“在文化所具有的一切性能和素质中，没有比文化整体论更重要，对未来世界体系更密切相关的了。”(谢弗、李国海，第30页)所谓文化整体论就是要通过文化理念的更新革命，建立世界整体论。一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宇宙、世界和世界体系的整体性上”;二是当前矛盾重重的世界“需要协调统一”;三是“需要同分裂、混乱和各自为政现象作斗争”;四是“必须抵制走极端，把一切事物都划分为对立两极的倾向”。只有整体性革命，才能“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大量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问题”。(参见同上)
真正的、真实意义的严肃的文化哲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关系性”本位，有着实实在在的实践－价值性内容。“文化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确立了其他的价值标准。真正的价值并不在自然或物质之中，而在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以及通过这种行为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卡西尔，2004年，第182页)不仅如此，“一种文化，就象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本尼迪克，第36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理论家们大多认为，“政治变革要有效，必须是‘文化的’。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感情和观念之中，——变革得不到他们的赞可，不和他们的渴望紧密相连，不能千辛万苦地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可能长期持续”。(参见伊格尔顿，2009年，第46页)以此为观照，启蒙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的最重要的积极成果，体现在社会历史主体之高尚的精神信念与文化自主性的养成。它彰显的是基于历史进步意义上人类文明正道的制度理性规制，以及对于人性体面、优雅与尊贵性价值存在目标的追求。自文化获得此一坐标方位和定向开始，它就依照实践合理性的逻辑，随人类历史进步、活动形态的变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矫正和自我完善。
三
一部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文化本质的自我发现、自我确证与自我实现史。文化性生存的逻辑，是一种总体性的优良秩序和意义获得与体验的逻辑。但人类客观的现实情境往往是离散的、片段的，陷入某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被动存在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大众文化”，对这种生存情景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工业制造一些五花八门的肤浅的文化产品，让人沉浸其中，不知不觉地放弃思考、批判和担当。“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第135－136页)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甚至称大众文化是“伪文化”，本质上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依阿多尔诺之见，“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种反启蒙的效果，……其间本应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本来是很明智地为自己作出判断和决断的”。(转引自陆扬、王毅，第50－51页)
文化发源于社会，文化上的任何变化，本质上只是社会变迁的映照和显现。现实是文化塑造的结果，现实的逻辑又常常违背文化的本性。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理性经济人为特征的技术化、功利化了的巨型复杂化社会，生活在其中，文化主体通常难以自持。严肃文化遭遇挑战和重建的时代，我们对待马克思实践的文化哲学的应有态度，或者说我们让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以这个时代应有的高度和水准出场的最切要的态度，是直面我们时代的“文化真实”——社会公共性不断减弱和丧失过程中，市场化社会的文化的“任性”和“失度”，以及某种程度上甘愿自我放逐，导致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特定群体和个体心灵的迷茫和“失序”。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来临，多元文化与价值的冲突以及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作为传统的“历史总体性”意识断裂的后果，我们也面临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风险。借助于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技术便利，一些人假借“文化”之名，热衷于“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公共价值遭遇稀释、扭曲甚至歪曲。需要以合理性的文化方式或者文化合理性的实践，立足社会公共性的逻辑，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的共同体整合，以便形成一种可以持续促进公共价值自主进步的内在机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辩证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的合理成分，充分挖掘、弘扬革命文化，结合具体的文化现实，努力创造出一种先进的、主流文化主导的、兼顾各方合理需要的文化价值诉求，努力创造出一种共生、共融、共荣的现代公共性文化哲学生态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习近平，第44页)这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从重塑社会整体性的公序良俗的高度，实质性地超越对于繁杂的现象和事实的经验描述，让有关文化的哲学思考进入“真的历史”和“真的现实”，丰富“文化自我实践场域”，以期建构“优良心灵秩序”，提升人格境界。
优良的文化直指人的生存境界，直指现代个体之自主的心灵秩序的养成。保障并促使个体保持自己的生存与生命本真和文化价值本性，找到安顿自己心灵、整肃心性的方式，是一项需要包括优良制度、主体、先进理论和指导思想等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的同时在场，有前瞻性的战略设计和精心筹划，依托一批心志坚定者百折不挠、身体力行方可见成效的宏伟事业。从当下以及未来着眼，本着超越文化哲学问题研究的西方现代性逻辑，向世界贡献有关文化哲学形态当代建构的中国智慧，我们应做出以下努力。
一是倾情观照当代社会与个体的现实生存境遇，在人类文明的新的起点上，自觉回归并重新审视文化的哲学本质，明晰文化哲学一以贯之的人学主题和理论使命。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征的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怀特认为:“‘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参见傅铿，第145页)卡西尔认为:“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卡西尔，1985年，中译本序，第5页)文化是人之为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样式，文化的实践指向的是人的深层本质，着眼的是人类自身丰盈、充实的完整性生命存在与生命过程，旨在通过为其提供有效的解释系统，帮助其应对、化解、舒缓并最终走出生存困境。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需要立足新时代马克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始终坚持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的主体性立场，视人的发展为整全性的生命存在活动，着力培育文化创生与文化主体自由个性追求之辩证统一意义上优良文化的生成机制，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努力冲决现代社会因狭隘的技术理性规制、资本逻辑扩张等所造成的现实的文化主体与自然、社会共同体和自我之间严重的疏离境遇，始终强调严肃、崇高的美好生活理想的真实性，通过回归给予文化与人的发展以生命力和养分的日常生活世界，致力于以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目标为引领，深刻观照普遍意义的人性尊严与当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心智的成长现实，努力促成现代文化个体之健全的自我人格和高尚境界的养成。
二是围绕被正确理解和合理界定了的人的现代化的目标，关注特定文化主体之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日常生活的改造，着眼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引导文化主体在反思自身生活样式的基础上，实现一种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自我超越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实践，就是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创造、呈现和实现一种新文化理想、文化哲学观，在指导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全面、深刻地感受其价值深蕴和丰富性意义的过程。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逻辑，意味着必须在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中国经验的原创性及其世界性意义展开自主性的文化哲学思考与分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历程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主探索实践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一伟大实践背后的思想密码和实践逻辑，一定包含先进的文化哲学观念及其引领性的始终在场，是这一文化主体在自信、沉着地应对传统与现代、群体本位抑或个体本位、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异常复杂的价值冲突情境中，对严峻而急迫的历史与时代主题的理智回应:选择并认同一种有效的文化方式，成就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典范性的民族自我新形象与优良、高尚的人格境界。以整体性的眼光观照之，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中国人试图按照中华民族自己的方式，发现、挖掘、阐释一种属于我们、也属于全人类的新文化理念、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价值观的深刻性内蕴和意义，塑造一种我们民族自己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完善并实现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良本质，并最终形成我们民族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合理、健全的心性结构。
三是基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秩序”功能，关注民族文化心智的“真实成长”，以超越“符码化现实”的勇气，致力于一种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相匹配的人性新质的锻造，确立一种中国人自己的“自我实践”方式。当今时代的文化实践，面对的是日益强大的全球化的场景。全球化内蕴着“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不同的趋向，如果对全球化做意识形态层面的理性审视，其实质是所谓宗主国与殖民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西方与东方的相互作用过程。(参见丁立群，第22页)对此，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汪晖、陈燕谷主编，第527页)这样的警示表明，文化的方式是一个民族自我实践和自我确立的方式，文化的本质是自我人格的形成。文化的界限、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借以区别的标准，就是自我的确立。人的自我形象和内在特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选择和文化塑造的结果。
依照马克思实践的文化哲学的立场，我们需要一场基于现实的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帮助我们这个深陷多重文化困境的时代，淬炼、还原人性和文化当代性的本真。文化是人性的实践表征、精神练达和价值实现，人性是文化的实践所历史地、辩证地塑造的结果。近一两百年来，命运多舛的中华民族历经多次内忧外患，愈挫愈坚，勇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凤凰涅槃中重获新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健全的民族文化自我形态的确立，关乎民族精神品质的提升和民族生机的勃发，关乎民族的未来。一个民族的生机的源头和绵延不绝的密码，来自精神价值。世界历史上，各民族进化中在人性层面所确立的公认的精神价值因子，主要表现为“慈爱”“善良”“诚信”“正义”“人道”“崇高”以及“廉耻”等。失去了这些可贵的品质，该民族一定会逐渐丧失自己的文化信仰，欺诈、背叛、见利忘义、蔑视理想、亵渎神圣就会乘虚而入。拉塞尔·雅各比不无惋惜地指出:“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甚少有人想象未来，认为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好些，但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政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雅各比，前言，第1－2页)这不正是对当代西方文化危机的真实写照吗?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的自我确立必不可少。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有关“自我实现”的种种设计同时呈现的时代，每一种筹划和方案都有一种合理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和论证逻辑。现时代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在于，我们走在健全、健康的“心灵成长”的新时代。
置身人类文明转型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创新性地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哲学理念。“这种建构不只需要世界主义的文化哲学视角，而且更需要我们对被我们的民族知识界自己怀疑和贬低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的哲学理念进行下大功夫地重新学习和研究。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哲学，也即建立起中国文化哲学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又是承担这一使命的前提。”(李鹏程，第44页)我们要立足新全球化时代变革和变化着的人类社会历史情境，植根中华文明，关照中国实际，不断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本文转自“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注释从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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