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在文学领域，海洋文学”研究日渐成为热点。建构科学的”海洋文学”概念，拓展中国海洋文学研究的格局，对丰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力推进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作者：康丹芸
近代以来，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西方国家以殖民扩张的方式迅猛发展，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由此分析世界发展变化趋势，提出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并对西方海洋文明大加赞美。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海洋浩渺无限、茫茫无定，而“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而他同时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与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因此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在黑格尔这一论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便据此认为中国与海洋并无联系，是完完全全的陆地国家，只有适应陆地的农耕文化。然而，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由北到南分别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分布着6500多个岛屿，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江汉朝宗于海”（《尚书·禹贡》），我国绝大多数江河水流也都东流入海，将内陆与海洋连接起来。在辽阔的海域范围内，我国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沿着河流向海洋探索，而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则也早早开始了对海洋的开发，他们捕鱼、造舟、拾贝装饰，造就了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海洋文化。及至三代，古人对海洋的探索更加频繁，《尚书》中的“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就说明了这一点。而随着航海技术的提升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古人探索开发海洋的能力逐渐加强，与海洋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就为海洋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于是古人便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海洋的印记。
“海洋文学”概念的建构
海洋文学是伴随着人们对海洋的探索与开发而兴起的，王庆云教授提出，海洋文学以文字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的理解、感情，是“中华民族的海洋生活史、情感史和审美史的形象展示和艺术记录”（《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不过，“海洋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支撑相对薄弱，就连 “海洋文学”的概念尚且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界定。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视野投向了海洋。无论是海洋地理勘测，还是海洋资源开发，抑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当今世界各种海洋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海洋文化研究专家曲金良教授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一书中就提出，人类社会进步的希望和未来文明的出路都将越来越寄托于海洋，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非常重视海洋科技、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事业的发展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海洋文化这一深层人文意识观念、社会组织制度和民众生活方式等系统牢牢支撑着海洋事业的发展。因此，重视海洋文化建设和发展乃是大势所趋。研究中国海洋文学对深化和丰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形象输出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当下“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等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应当受到学界关注。
从先秦至明清的几千年间，国人从未在探索海洋的历史进程中停下脚步，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诸如《山海经》、班彪的《览海赋》、曹操的《观沧海》、李商隐的《海客》、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民族心态及情感，极富历史研究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海洋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尽管柳无忌于1943年就已经提出“海洋文学”一词，但其正式成为一个文学概念则可追溯到1975年台湾学者朱学恕发表在《大海洋》诗刊的《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一文。文章指出，海洋文学是一种人们用来抒发对海洋的热爱之情、弘扬海洋精神的文学形式，其中应包含“外在的海洋”（即自然海洋）和“内在的海洋”（即精神海洋）两个表现范畴，概括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这一认识可视作关于海洋文学最早的美学定义，为“海洋文学”概念建构作出了贡献。自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推进
对于当下海洋文学研究的现状，总的来看，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格局似乎尚未形成，对海洋文学的研究存在重现当代而轻古代、重西方而轻本土的态势，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较为缺乏。目前，主要有王家斌的《海狼的呼唤——中国海洋文学巡礼》、曲金良的《海洋文化概论》、沈农夫的《变化中的海洋文学》等成果对“海洋文学”的概念、本质等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这些探讨在推动海洋文学的类型化研究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对于实质性的文学研究影响有限，且由于没有能够形成统一认识而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海洋文学”类型研究的进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跳出 “概念”讨论的圈子而对古代海洋文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又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方面来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梳理整个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轨迹、总体特征、演进线索，或总结某一时代海洋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审美特征等，属于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的勾勒性考察。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进行梳理勾勒的目的在于对海洋文学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但是，目前存在的明显不足在于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简单的史实勾勒与陈述上，多为描述性质的研究（descriptive study），其研究结果往往只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海洋文学题材、内容、分布特征等方面的描述，而对现象之外“为什么如此”，以及其所隐含意义的理论性阐释、作品“文学性”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并非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
从微观方面来讲，研究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的海洋文学研究上。这又以古代海洋小说为重点及热点，对于诗、词、赋、曲等文体的海洋文学研究则相对不足，且多宏观概括性描述，微观深挖与分析相当缺乏。这些研究大多具有“科普”式的特点，也即张平所说的“将海洋文学视为经济、政治、文化载体进行一般性介绍者居多……而海洋审美的独立性多有缺失”（《从边缘到活力——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的拓新之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上还未成系统，亟须改进与拓展。
整体而言，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明清以前的海洋诗词研究相当匮乏。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此关注不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文献的整理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使学者因文献零散而力不从心、难以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有关。有鉴于此，已有学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爬梳整理，如李越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倪浓水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徐波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这些选集尽管在文献整理方面有较大贡献，但由于规模小，尚无法反映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全貌并适应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有待学人进一步充实。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重新审视和发掘可为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一定的审美心理支撑。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推进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以富有中国传统审美价值与史学意义的古代海洋文学为切口，回顾当时海洋活动与海上事业的盛况、滨海风情、海洋心态，以及表达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海洋史等，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古人对海洋的理解与感情，对华夏民族“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徐恒醇《生态美学》）有更深的认识与体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大力推进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及美学意义与价值。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粤港澳海洋书写
作者：张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任务刻不容缓。这也就对粤港澳区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粤港澳因海而生，亦因海而盛，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海洋，长久地作用并参与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区域发展的命脉，同样生发出颇具特色的海洋书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粤港澳内部子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港澳回归以及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齐头并进，区域文学创作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命力。其中，兼具地域性与典型性特征的海洋书写更是以多元、集中的创作形式展现——其立足滨海现实生活、捕捉时代特征，聚焦海洋环境主体、反映海洋文化身份，融创出新，成绩不俗。这既是四十年来粤港澳发展实践在文学层面的呈现，又彰显出互通共鸣、个性鲜明的区域海洋文化亮色。
图绘现实 展时代风气
20世纪80年代初的粤港澳文学以海洋为切口，聚焦日常图景、提炼现实生活，别开生面的海洋图景颇富生机活力。其创作特色如下。
一是作家所绘的海景由战争记忆逐渐过渡到当下的滨海现实生活，面海抒情逐渐由悲愤激昂归于细腻平静。1980年，吴有恒的长篇小说《滨海传》以海洋为视角复现革命时期华南地区的海上武装斗争。同时期与之相似的长篇小说还有秦牧的《愤怒的海》、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等，这些小说既传承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抒悲愤之志、思乡恋海之情，又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审视海洋、比照今昔。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至90年代的海洋书写，更多地转向对主人公观海、渡海日常体验的描写。在也斯的小说集《岛与大陆》中，有主人公对望陆岛、直面海洋，抒发“海—天—人”一体的细腻情怀；东瑞的长篇小说《小岛黄昏》聚焦港澳岛屿景观，描绘都市爱情故事，抒发恋海情怀；懿灵、高戈的诗集《流动岛》《梦回情天》立足澳门海湾，展现海城之思。
二是关注的对象由海洋传奇个体转向普通渔民。20世纪80年代初，钟伟民的长诗《捕鲸人》《雾海螺》《捕鲸之旅》和诗集《捕鲸之旅》塑造了海上渔夫、捕鲸者等形象，在粤港澳文坛掀起“海洋风暴”，被称为“钟伟民现象”；钟晓阳的小说《哀歌》同样以深情的笔触塑造了远离世俗生活的深海渔人形象。这些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个性化海洋人物，暗合了《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精神气质。此后海洋书写中的人物形象逐渐贴近现实生活，多关注海上渔猎、滨海劳作的活动场景以及海洋人物的心理变迁。秦牧的散文集《潮汐和船》，紫风的散文集《渔歌飘荡的时候》《船家姑娘》、散文《海姑娘》《海恋》，海辛的小说《鬼街渡》，袁立勋、陈尹莹的剧作《逝海》《花近高楼》，以及冯峥的疍家生活系列作品，均以渔民为主角，描写时代转型期的人物形象及其内心活动。在这些作品中，海洋是变幻不定的自然空间，从主人公涅槃重生的成长之所逐渐过渡到人海相依共生的理想家园，敢闯敢拼、激情澎湃的海洋传奇人物与风雨同舟、以海为家的渔民形象交相融汇，连缀出别具地方特色的海洋人物谱系。
三是从聚焦海城市井生活扩大到闯海、下海的时代图景。在章以武的小说《雅马哈鱼档》中，买鱼卖鱼杀鱼吃鱼的场景活灵活现，掀开了“清明上河图”般热闹纷繁的当代岭南日常生活，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敢闯敢干、生机与活力并存的个体经营状态。朱崇山的长篇小说《南方的风》与陈国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均以海洋景观为开篇，关注改革开放大潮中“下海”人物的切身体悟，将主人公拓荒生存、海上搏击的坚韧精神“迁移”至改革开放浪潮之下的商业活动及建设事业中，从日常生活中来，到时代大潮中去，呈现沿海城市发展的腾跃之象。
激发创意 融多维想象
新世纪以来，粤港澳海洋书写更善于从海洋自然景观及海洋现实生活出发，回望历史、眺望未来，探幽发微、融创结合。其创作特色如下。
一是聚焦粤港澳“海丝”脉络及其特色，创造性地呈现区域海洋商业文化特质。部分作品开宗明义，以广角扫描、全局敞开式的模式，以及长诗、大型舞台剧等艺术形式吟咏“海丝”，展现海洋商业文化。如颜烈的十四行诗集《商埠·海丝》，丘树宏的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珠海，珠海》《海上丝路》《海上丝路·香云纱》《粤港澳放歌》，以及长篇史诗《海上丝路》。洪三泰的长诗《大海洋》《丝路叠影》在国际诗坛收获好评。此外，他还深入调研“海丝”历史遗迹，推出《开海》《千年国门》，以及报告文学《醒来的海魂》《丝路悠悠海蓝蓝》等。也斯的短诗《丝绸之路》从古往今来“海丝”航行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谈起，借其所见所感复现航海景况，以他们的心理变化勾勒出“海丝”图卷。相似之作还有西西的长篇小说《哨鹿》《钦天监》及邓晓炯的小说《迷魂》等，把握粤港澳海洋商业文化中东西方元素的多元互动交流，串珠成线，打造“丝路之海”。
二是聚焦粤港澳经典海洋符号，提炼升华，创新再造。21世纪以来，不少作家围绕粤港澳地区发掘的古商船，系统展现华洋贸易中的商船、商人、商行、远洋商业活动及其背后的复杂情感。如冯峥的长篇小说《南海1号传奇》从当下现实体验出发，巧借文学创作重现彼时海船贸易时空；“十三行文艺”依托新编历史剧、话剧、网络连载小说等形式，重塑十三行时期的海商人物形象，已成为区域品牌；辛镛的长篇小说《海邦剩馥》、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以及郭小东、陈柳金等人的侨批书写勾连海内海外，展现华侨文化。这些作品将粤港澳海洋景观、海洋遗产打造成一种特色文化符号，生动鲜活，“海丝”形象“浮出历史海面”。
三是立足海洋空间，展开未来想象，如董启章、周桐、陈楸帆、邓晓炯等作家的创作。邓晓炯的小说《浮城》将未来海岛城市想象成环球漂流的巨轮；周桐的长篇小说《除却天边月没人知》由岛及海，道出了未来经历生态危机的外星人穿越至澳门海域的种种机缘巧合；陈楸帆的长篇小说《荒潮》集潮汕地区海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与未来科技、后人类想象于一身，借硅屿之上“赛博人”的经历，打开了对人工智能时代后人类生存的思考空间。这些作品虚实同构，各自提供了“想象区域海洋的方法”，引发关于后现代、后人类问题的思考。它们既彰显了对晚清以降王韬、梁启超、吴趼人笔下海洋书写的共鸣与传承，又表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巧用当代科技外衣下的生态内核打造“生态之海”。
以海为脉 塑区域形象
新时代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不仅要注重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还应大力推动海洋文学文化繁荣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以粤港澳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海洋书写从区域海洋地理环境和滨海生活特色出发，应时而变、逐浪翻新，彰显出心系本土的现实关怀。粤港澳海洋书写以海洋为视角来介入并重构区域形象，稳中求变、出新出彩，推动区域文化阐释不断深入，为当代海洋书写提供了多重思路。因此，粤港澳并非文化意义上的“薄弱区”或“沙漠地”，而是洋溢着地方特色的生命之力、共鸣之情。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下，时代迫切呼唤地方性，但地方性特色如何彰显也成为当下亟待探讨的问题。海洋书写最初展现的是从地方出发看世界的视野转换与心态变迁，涵盖了区域性特色与世界性的共通因素。立足现实、融创出新的粤港澳海洋书写不仅提供了全球化中的地方性特色，更为文化对话提供了契机。当代海洋书写有待进一步发掘及提炼，进而将其上升到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形象。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药人文研究中心
民国学者的海洋文学地理研究
作者：陈绪石
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海洋文学地理，始于域外海洋文学批评。从地理上来看，海洋对文学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在海洋活动中创造了海洋文化、获得了海洋精神，它们影响文学的风貌；二是作家直接书写海洋，产生了海洋文学。由于古代中国不是一个重视向海洋发展的国家，加之古代文学作品中优秀的海洋文学经典相对较少，所以，关注海洋地理与文学关系的著述鲜见。有价值的海洋文学地理研究始于民国时期。1924年，英国作家康拉德去世，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表数篇文章，称康拉德为海洋文学家，他们的译介初步涉及海洋文学地理问题。
明确地从海洋地理角度批评域外作家的文章是阎折吾的《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南国周刊》，1929年）。作者认为，环境给予人相关的感受，作用于人的气质、精神，促使海洋文学发生，西方海洋国家多“海贼文学”，作为大陆之邦的中国则多涌现“山贼”“湖贼”或“江贼”文学。柳无忌在《海洋小说家康拉德——〈阿尔麦耶底愚蠢〉的绪言》（《长风文艺》，1943年）中提出英国是海洋国家，英国人是航海民族，所以，英国作家创建了优秀的海洋文学传统，外来人康拉德受英国海洋文学熏陶，是英国史上伟大的海洋小说家。这两篇文章强调海洋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揭示海洋文学发生和形成的原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海洋文学地理研究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是近代新出现的词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活跃在海上的西方国家有着强大的实力，在惨败于新兴海洋国家日本，西方的海权理论进入中国以后，学者在《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海军杂志》等期刊热烈研讨海权问题，开始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有确切的认知，梁启超等提出中国是大陆国家，英美日等是海洋国家。因晚清不敌海国，近代学者开始讨论如何将中国建设为强大海洋国家的议题，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这两个语词普及开来，海洋国家成为当时的中国人所喜欢的国家类型。
民国学者研究海洋文学的另一起因是近代中国海洋国家建设的需要。近代中国意欲向海复兴，海洋政治地理崛起，在此背景下，民国学者开始建构海洋文学理论。柳无忌在《海洋文学论》（《海军建设》，1942年）中阐释了海洋文学的概念、美学、功能等，提出新兴的国家需要新兴的文学，倡导在中国开展海洋文学运动。蹇先艾的《如何建海军文学》（《海军建设》，1942年）和徐逎蒙的《建设海洋文学》（《长风文艺》，1943年）在抗战时期呼吁中国需要海洋文学，希望以海洋文学增强国民海洋意识、培育国民海洋精神，进而维护中国的海权。如果说在域外海洋文学批评中，民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制约上，那么，在基于国家需要的海洋文学论中，他们则主张以海洋文学的提倡、普及来影响海洋人文环境的建构，从而夯实民国的海洋政治地理。
从国家角度探讨问题是民国海洋文学地理研究的显著特点，民国学人有大局观，但在论述中也遮蔽了部分史实。民国学者发现了海洋文学地理的大势，认为西方海洋民族活跃于海上，因而创建了光辉的海洋文学传统。他们的海洋文学地理研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向海洋国家转型，为了学习英美日等海洋国家，域外海洋文学被译介到中国。民国学者很容易就了解到，在英美等海洋国家，有大量名家是海洋作家，有大量名著属于海洋文学，反观古代中国，少有成为文学经典的海洋文学作品。因此，阎折吾、柳无忌、徐逎蒙等轻易得出中国几乎没有海洋文学的结论。民国学者的整体把握虽不错，但他们无视古代中国海洋文学作品丰富的史实。古代中国虽以大陆为主体，但许多王朝如唐宋明等与海洋没有绝缘。而且，由于滨海的缘故，沿海民间与海洋的关系颇为密切，所以，在古代中国涌现了大量陆上观海、近海泛舟、想象海洋的作品，海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文人书写中的精卫、蓬莱、海市等构成了海洋人文环境。因此，在研究中屏蔽中国海洋文学地理，与真实的历史并不吻合，但海洋处于古代中国文学地理的边缘是不争的事实。
回顾民国学者的海洋文学地理研究，在学术上有其必要性。地球上的海洋面积超过70%，海洋在人类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中国是太平洋西岸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影响，因此，海洋文学地理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学地理学在当今是显学，但海洋地理对文学的影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迄今为止，尚无当代学者专门研究过中国的海洋文学地理。从学术史角度看，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是中国海洋文学地理研究的起点，探究民国海洋文学地理研究能为当下的学术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借鉴民国学者海洋文学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当下学者应加强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研究中外尤其是中国的海洋文学。当今的学者研究海洋文学地理，既要有兼顾中外海洋文学的气度，还需纠正民国学者的偏颇做法，应该以中国海洋文学为研究中心。研究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学，既要概括它的优长，如“和合”的古典哲学底蕴，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也要揭示海洋未能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原因。从古代海洋作品的空间情感看，疏远海洋或与海洋隔膜是常态，对海洋的认同、热爱的书写少见，这表明海洋是古代中国文人的陌生领域，仅为次要文学地理。其二是呼吁并引导当代作家多创作洋溢海洋家国情怀的作品。家国情怀的海洋书写始于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20世纪太平洋歌》《新大陆游记》等作品中，他呼吁中国变身为太平洋强国，书写对海洋的认可、喜爱，建构贴近海洋的人文气候。在抗战期间，柳无忌等学者从国家需要角度论述海洋文学，认为海洋文学可以塑造国家的海洋人文环境。当代作家需修正古代文人较少亲近海洋的文化心理，感受海洋，积极书写海洋家国情怀，表述海洋空间认同，提升海洋文学的地位，服务于海洋强国建设。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海洋文学理论研究”（20YJA751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