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缘
马在旧中国曾是军队、官员和富人的专用物资，骑马的人身份都很显贵。记得小时侯母亲曾多次给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老奶奶下葬的那一时刻，从庄里走出一个骑马的人，丧事帮忙的乡亲齐声说：这家的后代要出能人了。我想母亲之所以反复给我讲同一个故事的目的大概是对我的期盼与激励，而我听了却总是嗤之以鼻。
我后来竟然阴差阳错地考了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从此与马结下不解之缘。畜牧养殖种类繁多，但学习的几十门课都以养马为重点，而骑马、驯马、调教马更是必修课，因为文革前毕业生分配去向主要是军马场、新疆、内蒙、东北等牧区，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练习骑马，我曾和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从当地生产资料公司借了一匹刚从新疆购入的野马，在学校操场沙石跑道上练习骑没有马鞍的光腚子马，野马性情刚烈，乱蹦乱跳，时而两前腿腾空，愤怒嘶叫，突然两前腿跪地，两后腿猛跳，我一下子摔到沙石跑道上，着地的左脸立刻满是鲜血，时过几十年，至今仍有伤疤。
1970年毕业分配到沾化县泊头公社兽医站，该公社土地瘠薄经济贫困的芦洼大队集资买了一匹母马，想养马致富。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该村的马病了，来人要我马上去诊治，阴沉沉的漆黑夜晚，十几里冰雪路，北风呼啸，寒冷刺骨。赶到现场，看到马腹疼剧烈，几个壮小伙都按不住，我首先怀疑是肠便秘，毫不忧郁的脱下棉衣，挽起袖子，手伸进肛门直肠掏马粪，在场的社员全都楞了，支书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袄给我披上，大队长抱来柴草点起烤火，尽管我满头大汗，但始终没找到结快，打针灌药都无效，折腾到天明马死了，我眼泪汪汪的说：实在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了，支书队长把本来要掉下的眼泪硬是咽下去，笑着安慰我说：没事的，你已经尽力了，辛苦了一夜，喝点酒吃点饭吧，我谢绝了，趔趔趄趄的回到兽医站，躺在床上，浑身酸痛，饥肠辘辘，昏昏沉沉，难以入睡。忽然听到公社高书记喊我，慌忙爬起来迎接，高书记笑着说：芦洼的书记队长大清早跑来找我，要我在大会上好好表扬你，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我说：高书记，我求你了，千千万万别表扬我，人家的马死了，我没有尽到责任。高书记安慰我：有这种敬业精神就难能可贵。我说：我静心思考，马的病因在于饲养管理，我想召开全公社饲养员会议，专讲马的饲养问题。高书记说：这个主意好，让大队书记带队，我来主持会议。我跑到县兽医站向老站长汇报，老站长很重视对我的培养，派我参加地区和全省骨干培训班，向军兽医学习针灸治马病技术，到泰安学习综合办站。后来得知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学校回炉学习的信息，就给原农学院的辅导员写信，回信说：可以回学校免费学习，但要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推荐信，我立即给地区局长写信请示，回信说：想法很好，但不现实，现在需要你在工作中学习，她还亲自来到泊头，当面对我指导鼓励，我在农学院时的辅导员（农大组织部长）得知我不能回学校学习，特意送来一套新版的教材。在社员群众的宽容和热情期盼，各级领导的大力扶持下，兽医站服务项目扩大，人员增加，服务质量提高。我没歇过节假日星期天，二十四小时待岗值班。北镇农校请我给学生做报告，并把泊头兽医站定为教学实习点。
1976年调任沾化县畜牧兽医站站长，该站有兽医院和马牛配种站两个院子，中间隔着马车队，可见县政府领导在县城规划建设布局时对马车队是何等重视。当年没有货运汽车，没有柏油马路，大宗的物资全靠马车运输，骡马是农业耕种和运输最好的畜力，为了尽快增加数量，协助生资公司从新疆大批购入马匹，并严把检疫关，为了提高马匹质量，引进国外优质种公马，为了提高种马改良覆盖率，全县十八个公社都设立输精点，统一配备仪器设备，统一培训技术员，为了提高全县兽医人员的技术水平，聘请农业大学教授，省农科院专家授课。山东省畜牧兽医总站来沾化召开现场会议，省电视台做了专题视频报道。
1980年任地区畜牧站站长，负责12个县千军万马的技术管理工作。1983年联合国畜力顾问（印度人）来考察，我全程陪同，他对我们培育的挽乘兼用渤海马及其培育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毛驴地排车特感兴趣，要了地排车制作尺寸图纸，他说，非洲毛驴很多，但不会利用，他要把这种车介绍给非洲等贫困地区。
1985年，调到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从事科学研究，获得多项受奖成果，有一次路过滨州黄河大桥，一位同事指着大桥北头唐赛儿塑像问：你说唐赛儿骑的马是公马还是母马？我回答：我还真做过研究考证，古今中外所有的战马都一样，既不用雌性母马（骒马），也不用雄性公马（儿马），全都是中性骟马（摘除睾丸的太监马）。
现如今，战马早已经退役，军马场也已经转产，农业普及机械化，再不用牛马出力，宽敞平坦四通八达的公路虽然人们还习惯叫马路，但早已见不到马的踪影。小朋友要看马，只能去动物园里。而我每当看到马的视频场景，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昔日与马相处的精彩往事。
作者简介：冉汝俊，男，1944年生，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山东省委、省府授予“科教兴鲁先进工作者”金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