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欢宴，已使皇帝醉昏了头脑，他自言自语：‘要像吹灭蜡烛一样，轻轻一吹，就把自由吹灭！’自由再生！他奄奄一息！”与现代大多数诗人相比，兰波的诗更多的是一种反理性，反形式，反压抑的强烈呼号“我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我能做什么？”。
十七岁开始，创作的激情 怂恿着他不断迸发生命的激情，如果说《地狱一季》还残留着一些色彩，《彩图集》则全然是一种“生命的悲怆——对价值、意义、理性的失望，对确定性的背离”，而这又是对同时代的尼采另一种形式的回应——上帝死了即是兰波式的抗争。
提起兰波，不是为了引出现代哲学，而在于引出我们“自己”——存在性的自己。作为一名悲剧诗人，兰波的故事写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现代性奴役下的我们——无力抗争而幻想着将“彩虹罚下地狱”。
我们总是说现代性之下，理性取代了信仰的位置，科学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资本取代了道德的位置，“我们在用理性的方式杀人——我们在用肯定别人的方式否定自己——我们成了常人——我们在认认真真地反对自己”，然而这一切反常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的失落？
只有仔细追问起来，才会知道这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问题——东方的魏晋，西方的蛮族入侵正好是这一问题出现的契机。那时，我们选择“顿悟成佛”“无念为宗”“因信称义”，反对宗教实体对宗教解释权方面的垄断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我们所反对的形式带来的肯定的形式引发的问题比我们所反对的形式引发的问题愈加严重——我们用博爱的方式播撒上帝，最终毁掉上帝——上帝成了我们眼中的瞎子——即使这并非初衷，因为我们一直不敢追问“我何敢因信称义？”
上帝告诉过我“只要你信就好了”“信靠主的人能够上天堂，与主在一起”“信靠主的人能够穿过窄门”，但是我真的配吗？难道我说我信靠上帝，我说我承认一神，我说我承认原罪，我就有资格蒙主悦纳吗？我渴望上天堂的私念如何安置？我逃避炼狱的私心如何安置？我渴望复活的心理如何安置？难道我要将这一切罪性带到上帝身边，虔诚地告诉他“万有的神，我是蒙您悦纳的那一个”？
我不敢因信称义，因为我不敢全然直面上帝——我有“我想上天堂”“我想复活”“我想与您同在”等邪心，我不敢向主靠近，蒙他悦纳。
其实更严重的事情是我们将基督道德与佛性道德带入知识领域——顿悟为知，无念为知，因信为知，我们全然成了圣人——动物性的圣人——以知识为用，对知识图谋不轨。
现代人的生命体现在平面上，人不再是一个丰满的整体，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再是一个充满生命体验多维度的充满活力的真人——只是一个成为工具并利用工具的人。
“看呐！这真的是一个堆满死人的世界——如果真有审判，就把这一帮因信称义的图谋不轨者罚下炼狱”，然而，上帝会有审判，知识却没有——知识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失去了言语的权力，“再也”抬不起头。
每次黄昏，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一个毁灭自我的过程——阉割自己，拒斥真实，蔑视知识，笃信科学——我不是走进真实世界太平间的第一个人，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何敢因信称义？”我何敢把自己的生存欲望与求知的欲望抬高到与上帝对等的位置？
“想想这些问题吧，人文学院的天之骄子们，你们和我并无二致！看呐，天空的白鸽子已经飞来，却停不在我们肩上——我们将所有知识都带进了真实的太平间——将死人堆里堆满死的知识——我们“因信称义”地以为自己表征着真实，自以为是地以为自我重构着真实。”
知识的上帝成了我们借以宣扬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狂妄自大！”
“我们谈笑风生！”
“我们死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