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7/14 16:54:30 阅读：256 发布者：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朱峰
世代是青年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Z世代概念的流行受全球化情境、互动性关系、语义性效用、延续性依赖的影响，其价值内核是被资本逻辑裹挟的概念，其传统根脉是扎根于西方文化历史逻辑的概念，其效用维度是被各取所需的多元、模糊、流变的概念。世代概念建构既具有全球性规律，又受到民族性制约，并受到民族性价值规范、民族性时间观念、民族性认知范式的深刻影响。构建中国自主性世代概念体系须坚持破立并举，坚守人民性立场，创新建构方法，鼓励学术想象力，拓展构型美学向度。
作者简介
朱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世代是青年研究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世代分析是连接微观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宏观的时代社会变迁的关键视角。近年来，以X、Y、Z等标准拉丁字母为符号的西方世代概念日渐进入中国世代表达的社会话语、学术话语乃至政策话语，尤其是Z世代概念的流行有替代我国本土世代概念之势。中国世代研究的自主性知识生产过程需关注概念体系的建构，审视我国世代研究、实践、传播领域中增加的西方概念，以及因其遮蔽了本土世代概念表达而引发的焦虑，并深入思考中国自主性世代概念构建的方向及路径。
1
Z世代的概念界定及流行成因
1
Z世代的概念界定
Z世代概念具有多元、模糊、流变的特点。实体论、观念论、建构论等对其看法亦有不同。实体论者主要从生理年龄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四种关键因素和核心成分来塑造或规定青年世代，将其视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具有明确代位置的代际群体，在现实中有客观化的代际现象、代际事实、代际问题与之相对应。观念论者则将其视为心智与精神世界中的一种主观性存在。建构论者承认Z世代的客观性，但认为不同建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群体的建构受到利益、价值、意义的影响，而对其界定和认识存在差异性。西方社会通常将Z世代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青年群体。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下，Z世代具有下述代际特征：从经济方面看，Z世代所处的经济环境受到2007—2009年经济大衰退和2019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响；从技术方面看，Z世代是实践数字化链接生活方式的原生代，如他们更喜欢诸如Snapchat和Whisper等匿名社交媒体；从治理方面看，Z世代生活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于此后通过成立国土安全部来加强本土安全；从族群方面看，Z世代是人口结构多元化的一代，美国一半以上的Z世代是少数族裔；从家庭类型看，Z世代成长于多样化的家庭（如单亲家庭、混血家庭、LGBTQ+父母家庭）中，并改变、回避性别规范；从人口分布方面看，Z世代更可能居住在城市/大都市地区，在农村居住的比例很低；从教育和就业方面看，Z世代更务实、早熟，更可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在职业选择中也更加谨慎，他们倾向于避免财务不自由、就业不稳定等困扰。
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及智库对Z世代的划分标准存在多元化争议。Z世代作为被建构出来的概念，其指向的群体范围在不同定义中也存在很大差异，如Z世代被等同于数字世代、网络世代的概念；还有将其界定为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一代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其界定为出生于1995年至2010年间的一代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其界定为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间的一代人；还有机构将其定义为出生于1998年至2014年间一代人。Z世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学术领域是1999年5月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的《最新人群—“Z世代”的生存状态》，最初指向的是继X世代、Y世代之后，出生于1980年至1984年之间的第三个世代。之后，Z世代的概念更广泛地用于指代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青年群体。
2
Z世代概念的流行原因
Z世代概念的流行有以下原因：一是全球化情境因素。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向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手冢富雄发问：“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后者答：“看起来似乎不再有什么退路，因为现代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地方性社会时间逐步汇聚为具有共识性的全球性社会时间，青年世代共享数字技术带来的共同经验和成长历程，后民族结构使得青年的国际交往更加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共同特征日渐明显，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的同频共振趋势亦更加突出。
二是互动性关系因素。Z世代概念的流行受到知识生产、学术对话、观念传播全球化的影响，借助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的文化工业、媒介话语和学术交流得以在全球传播。如果结合世代研究学术领域的各种案例，不难看出“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世代话语表达的深刻影响，Z世代概念热度大增，并且在学术话语、社会话语、商业话语、政策话语中互相转化及运用，当其在商业话语和社会话语中流行后，相关学科领域学者敏锐捕捉到该热词背后的学术性意义和注意力价值，进而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研究领域。
三是语义性效用因素。从词源学角度看，标准拉丁字母的世代命名有象形、缩写、隐喻等多种含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塑造世代的因素也呈现复杂化态势，这导致青年世代划分标准的细致化、综合化和新颖化。中国既有的世代划分缺乏能够描述具有一定共性的、涉及“95后”“00后”“05后”三个跨度的年龄群体的整合性概念，而Z世代的出现似乎成为解决这一概念局限的修辞策略。使用模糊性符号替代具有鲜明特征指向性的定义符号不仅简约且富有仪式感，易于区分自我与他者，也有利于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的青年世代内部圈层分化多样性、复杂性、流变性的客观现实。
四是延续性依赖因素。近代以来中国借鉴西方青年研究概念思考推动国家现代性出现了两次高潮，进而对于西方概念、理论引介形成了一定路径依赖。Z世代之前，X世代、Y世代已经较为广泛地流行于中国。X世代在中国学术语境中更多用于指向西方青年世代，学术界更多将其置于中西世代对比视野中使用，鲜有使用X世代指称中国世代的。而Y世代流行后，学术界除了使用其进行比较研究之外，也开始零星使用Y世代的概念分析中国世代。Z世代概念在中国流行后，迅速被接受甚至进入地方性政策话语。在时间加速的“快餐”时代，用一个字母来命名世代可以适应世代特征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流变性，从而根据变化和需求来赋予其新的意义和内涵。如当新的技术、社会和时代事件来临，世代新特征也会涌现，从20世纪后半期起，越来越多的世代获得多个被广泛认可和传播的世代名称，例如X世代还被叫作后婴儿潮世代、婴儿杀手世代、门锁世代、音乐频道世代等；Y世代也被称为数字原生代、回声潮一代、千禧世代、彼得潘一代、我们一代、我世代等；Z世代也被定义为多重任务世代、链接世代、多元化世代、后千禧一代、家园一代、苹果世代等。
2
Z世代概念的西方全球性观察
1
价值内核：被资本逻辑裹挟的概念
Z世代概念最初并非流行于学术领域，而是首现于消费领域，被用于探讨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消费迭代问题，重点是分析作为新兴消费主流群体的数字时代青年的群体特征变化对消费市场、新消费业态发展的影响，以及代际消费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趋势性。“一个世代被单独划分，是地域上关联的一群人，在成长中同时经历了一些重大社会、科技和文化事件，共同的集体记忆使得其三观趋同。同时，日常生活习惯有同等技术、产品、环境支持，从而增强了对这一群人特征的可预测性，最终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世代的消费观”。在资本看来，“无论从人口学还是商业意义出发”，Z世代“已经变得不可忽视”，他们是“活跃于潮玩圈、国潮圈、追星圈以及潮鞋圈的年轻一代”，“他们依托文化IP的手办消费潜力值得期待”，“未来10年间，Z世代将构成全球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并通过独具特色的行为模式改变对消费的传统定义”。
按照资本逻辑，“把握Z世代的消费脉搏”才是头等大事，他们“每天被无数信息流所包围，逐渐呈现出极其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消费理念：易被种草又警惕营销，野性下单又精打细算，寻求圈层认同但也强调个人风格，追求社交价值同时也关注自我体验”，他们是影视内容消费和圈层内容消费主力军。由商业资本和数字资本开启的Z世代浪潮深刻影响了关于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我国较早一批有关Z世代的学术成果普遍从消费视野审视Z世代群体特征：“注重体验和数据、偏好兴趣社群、颜值即正义构成了Z世代的主要消费特征”。
Z世代不仅看重消费体验、拒绝奢靡消费，也在乎消费品位、接纳消费符号，而这些以消费为前提的文化实践、风格彰显和意义生成，又将身份认同、现实焦虑、消费话语和价值追求融入其中，使之被赋予了亚文化意义。
可以说，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是Z世代概念得以流行的关键原因。消费主义推动下的Z世代概念资本建构使得这一概念成为资本的权力游戏，展现资本意志，而公共性阙如。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体现了其对后现代性的适应性。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壁垒、数字基础结构、数据资源垄断获得了空前的数字权力。这一方面体现在组织结构的变化上，即数字资本主义借助平台既可以对接现代性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也可以越过这些现代性组织，直接对接高数字流量的强个体。事实上，平台资本不仅具有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优势，还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研究所、大数据实验室等研究机构，他们对于把握、引导和塑造热门舆论话题有着异常的敏感性和优势，Z世代研究的兴起正是得益于数字资本及其附属智库的研究推动。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还体现在对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控制，数字资本主义日益获得了自我表达的媒介资源和符号资本，通过专业智库、专业人士、专业研究表达和传播资本的声音与诉求。这些被包装成具有公共性的专业意见和权威观点更能够卸下人们的防御，形塑植入生活世界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相较于资本赤裸裸的自我安利，更能够营造青年同意和自我规训的拟态环境。
当然，觉醒的青年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秘密，尽管所谓“专家”给新世代提出的建议有千万条，但新世代给所谓“专家”的建议仅一条：“建议专家不要再给建议了”，这正是对知识被利益裹挟从而丧失公共性现象的批判和反抗。资本用亚文化消费的角色养成、符号竞争和消费意识形态引导三大机制来规训和诱使作为脆弱消费者的Z世代，使之屈服于亚文化圈层权力系统及其背后掌控游戏规则主导权的资本，而Z世代则通过寻找快乐和自我实现感对该权力系统进行逃避和反抗。他们在表达对成瘾性消费、价值观偏移问题隐忧的同时，也开出了从文化产品供给端“破圈”、优化产业生态位、消费场景赋能、多产业融合等“药方”。由此可知，资本主导的消费主义认识论对Z世代的认知是片面的，其知识产出与以青年为中心的人民性世代观存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结构性冲突，其“制造Z世代”只不过是为了将差异化的需求纳入标准工业化的产品迭代和消费主义营销策略中。
2
传统根脉：扎根于西方文化历史逻辑的概念
学术概念动态观视学术发展为一种稳固模态及一个递进、跃动过程，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学术概念的变化、跃动是学术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西方早期世代研究的中心在欧洲，“二战”之后，世代研究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玛格丽特·米德、英格丽哈特等将世代研究从社会领域带入文化、价值观领域。不同世代之间价值观、文化模式、行为方式差异性及世代与重大时代事件关系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大阿瑟·史勒辛格认为从自由一代到传教士一代，美国共经历了8个世代；历史学家莫顿·凯勒则认为从政治角度看，独立战争到战后人口膨胀期，美国共经历了11个世代；文学研究者亨里·佩尔认为从文学角度看美国共经历了8代人；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共和一代到大兵一代，美国共经历了8代人。而当婴儿潮一代、X世代、千禧一代先后进入世代研究视野后，西方世代概念建构在演进中逐渐出现了排列规则的变化，即最初以群体特质、时代特征来命名世代，在X世代之后转变为按照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对世代进行序列化排列命名。当Z世代进入一个连续性的线性世代序列后，其最初的语义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世代研究概念体系中的从属性学术概念。可以说X、Y、Z等世代划分在西方青年研究学术界被广泛使用，并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现代性知识生产与多元化建构力量的深刻影响。
美国历史学者威廉·斯特劳斯、尼尔·豪通过世代考古，深入分析了中世纪以来从亚瑟王一代到千禧一代英美570年历史上的24代人的划分，其平均代际距离为24年，美国革命之前平均代际距离为25年，之后缩短到21年。斯特劳斯和豪界定的24个英美世代中前6个完全属于英国，之后4个属于殖民地，但仍受到英国社会政治影响，自从第11代也就是觉醒一代开始是第一个具有美国典型特征的世代，其名称、出生年月、人格特征与英国同代人相比已经有显著区别。当然，有人认为他们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抛弃了主张社会永远进步论的现代直线历史观观点，采取了一种古老的周期循环论”。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他们基于循环理论视野对于现代主义视域下流行的线性时间观主导的英美世代的排序规则和计算逻辑进行了融合和重新诠释，从而调和了线性时间观和循环时间观下世代观念的冲突，也调和了世代研究未来视野与历史传统的张力，弥补了单一线性论对世代更替中某些规律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被荒废了的古希腊的四分法的概念，“上天的世代重复非常精确，而人间的世代重复率大体上接近”，将百年周期分为四种世代：自由、共和、进步与超越，其又可以还原为四种角色类型原型：游牧者、英雄、艺术家、预言家，社会转折每20年左右发生一次，并存的各个世代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转折是具有典型社会情绪的世代，转型时期，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及对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态度将发生巨变。而Z世代在这样的世代计算谱系中无疑构成了第26代英美青年，Z世代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拉丁字母世代体系中的最后一个世代（如表1所示）。
但是英美世代并没有终结，根据这一规则，Z已经是标准拉丁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对于Z世代之后英美世代应当如何命名，分别有α世代、i世代、AA世代、A世代等不同命名方式，当然这几种不同接续规则背后的世代观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α世代观点者是典型的线性世代观持有者。持有A世代观点者则有某种循环论倾向，有人则将作为数字世代的Z世代之后的A世代既视为某种回归，也视为与人工智能（AI）、算法（Algorithm）、增强现实（AR）相伴随，进而一切皆有可能的一代人。
如果说过去的世代概念来自对新生代群体共同性属性特征及其与时代、社会进行深度互动的经验与事实的高度凝练和抽象，即世代概念存在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的实践逻辑，今天已无须再去充分观察和抽象概括新世代特征，只需依照线性时间观下标准拉丁字母进行排序，即先赋予其“名”再建构其“实”。有学者由此批评西方青年研究学术界在世代划分方面的知识创新已经显露匮乏之相。
3
效用考察：被各取所需的，多元、模糊、流变的概念
概念建构是世代研究的关键任务之一，旨在通过为青年现象、事实和问题命名来实现所用之名与所指之实的对应关系。然而，世代研究概念建构常因所指对象的时空改变及研究者所处情境与立场变化而发生调整。学者约翰·格雷曾指出概念本质争议性的两个原因。其一是情境性条件之变化，即由于文化多样性与历史情境流变性所致的用法不同。其二是价值预设之差异。不同观察者存在文化结构和价值偏好的根本差异，由此建构的概念框架与理论体系以非理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视野为前提，带来不可化解之冲突。前者主张概念建构词语选择与语义赋予都受制于语境，即具体条件、环境、背景、场域等必须回到历史语境；后者主张因研究者所处的文化结构以及个人偏好选择的特定道德基础、价值立场、世界观等作为概念建构的价值预设或先验条件。也有学者将概念的争议性归于价值评价性与内在复合性、描述竞争性、情境变化开放性、概念衍生对其初始语义的承认问题、概念竞争性运用导致初始语义与衍生语义的连贯性等因素。由此观之，Z世代概念本身是被社会性、学术性、政策性机制制造出来的“名”，掌握概念建构权的不同主体根据自身的观念、价值、经验、利益、需求、意义建构世代现象、世代事实和世代问题，形成概念系统和符号系统，进而依托自身权力传播这种建构物，使之获得客观性和公共性的外衣，进入权力关系中弱势者的符号系统和观念系统。因此，在实际使用中，Z世代往往被不同建构主体、传播主体和使用主体根据自己的诉求进行适应性加工、解释和使用。
乔纳森·海特研究预测“美国Z世代女性的成功率将远远低于上一代，因为她们过于焦虑，且可能比Z世代男性更不成功”。但他同时认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和其他母语为英语的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在欧洲没有发现那么多，在亚洲几乎也没有。围绕美国种族和性别问题产生的思想，会立即传播到英国和加拿大，但它们不一定会扩散到法国、德国、中国和日本”。在东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群体代际特征差异也十分显著，日本的“无欲世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小确幸一代”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后物质一代”均指向Z世代群体，但其内部在不同的年龄段、职业、圈群、阶层等世代单元之间存在多个维度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关系模式差异。有研究发现青年在自我世代塑造中的自主性问题—“即便经历了同样的历史阶段、社会事件和生命历程，青年所进行的主体选择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青年的认知、感受和经验越发呈现出更强的个体能动性”，其结果就是纵向分化让位于横向分化—相较于代际差异，同一代青年内部的分化更加突出，代内之间的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制约，已经无法弥合青年群体代内的分化，代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内社会经济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社会分层、体制分割、职业分工、圈群分化成为青年代内分化的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机制。
因此，当代内分化超越代际差异，成为今天乃至未来世代研究难以逾越之议题时，关于世代知识的民族性、地方性、圈层性特质就会愈加明显，以过去经验或西方经验进行世代划分的代际理论建设和知识生产会愈发暴露其局限性。目前对Z世代概念普遍缺乏知识考古，不对X世代、Y世代、Z世代的概念来源、情境条件、价值预设、语义转换进行系统思考，就无法深刻了解这些概念背后西方中心知识生产的本质。
3
世代概念建构的民族性审思
现有世代研究更偏好将青年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相关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而现代主义往往与理性化、世俗化以及标准化、同质化相伴随，制造了普遍主义世代观念的幻象。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抑或东方，对于青年本质、青年现象、青年期、代际关系的讨论都源远流长，即使到了后民族结构的今天，世代观念依然受到民族性、地方性和历史性的影响，涉及一个民族的习俗、传统、历史、文化的规定，受到地域性的气候、环境、区位、地缘的影响，呈现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这些特征又使得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映射为青年的不同反馈。世代观念的民族性和地方性要求必须跳出全球发展普遍规律、价值观变迁同一趋势的思维定式，关注代际群体公共生命历程在特定时代、地域、文化情境下的差异性问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国家、民族、社群青年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特征。
1
民族性价值规范
人类的认知需要以一系列概念、名词、公式、范畴、理论、方法、范式等为中介，构建出关于事物性质、特征、规律的知识体系，再通过约定俗成的理念、规则、价值、制度、思想、理论、范式等，上升为一定共同体共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终形成可沟通可传播、可分解可整合、可应用可转化的理论体系、规则体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概念具有客观性，“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是抽象的，但同时是真正的具体东西，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在自身之内包含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概念本质上又是规范性的，拥有和使用概念时，概念是承载着意义和内容的，某种特定的规范和规则就会生效。概念不仅被动地描述社会现实，还会被具有主体性的建构者、传播者、行动者能动性地以知识的同义建构（以共享知识模式进行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异义建构（自上而下的动员型建构模式）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西方世代概念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进程与价值观念基础之上，是对西方观念、事实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西方中心论”造成的学术困境体现为以西方之镜透视世界，以西方理论解释世界，以西方经验理解世界，使“世界”成为世代研究的“他者”。“西方”的本质是欧美主体性文明叙事，从历时性维度看，其逐渐从地理意义到观念意义，从具有固定指代意义的文字，进而被赋予象征进步和现代的概念，演化为在修辞意义上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西方”又是充满“魅惑”的概念，它企图通过“进步”话语建构一个普世化、同质性的世界，将源自欧美经验的概念和理论植入世界而形成一套话语霸权。例如自由主义学说倡导的效用论和理性论，与我国传统义利观形成严重张力，让青年面临家庭、学校、社会观念规范方面的冲突。因此，许多看似与中国现实相匹配的概念，往往与事实存在一定差距，甚至深层价值冲突，直接移植来描述分析中国世代就会存在不够准确、不够清晰、不够聚焦等兼容性不足问题。法国学者让-查尔斯·拉葛雷曾提醒“现代青年是新近一个创造，是源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建构和历史产物”，“既定社会中的标准化文化模式规定了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短期跨越范围”，“处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青年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任何专家学者在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时候都应该极其小心，因为学者有时候会将过去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生搬硬套到对东方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社会分析之中”。
2
民族性时间观念
青年世代“依附于文化上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因不同的人类社会以及不同的时代而有所差异，而不同的社会与时代均以自己的方式对那些处于过渡期甚至懵懂无序的人发号施令”。不同的族类群体对于与青年观念密切相关的世代、生命、时间、青春、代际都有不同理解。人是时间性的存在，讨论世代更替需关注时间。
关于时间的观点既存在中西方差异，又存在由理性逻辑主导的线性时间观（现代意义）与受到传统和宗教深刻影响的循环时间观（古典意义）之不同。二元对立的两种时间观直接决定着西方世代概念建构的底层逻辑。而中国既存在循环时间观也存在线性时间观，春夏秋冬、阴阳五行、天干地支都是循环逻辑，被隐喻为某种态势、倾向、气运、趋势等。同时，中国时间观也有线性的、渐进的、累积的观念，体现为对历史的重视，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中国时间观不存在竞争与冲突，实现了和平共处。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时间观念日益被置于现代性框架下加以审视，其观点被引入中国后，深刻影响了中国关于时间的理解，“1800年前后，革命、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世代、历史本身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时间界定”。达尔文进化论在加入斯宾塞的进步哲学之后变成了进步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思想开始盛行，从而在时间上成为线性地“向着更高形式的必然进化”，而这些思想后来与西方殖民主义、民族斗争、优生学形成了密切联系。在世代知识方面，受到西方社会进步进化论、青春期与青春崇拜研究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辩证史观影响，中国对于世代认识的线性时间观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实证主义等现代性知识生产范式对线性世代认识也产生了影响，使得对于世代时间段—公共生活中老一代被年轻一代所取代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段成为被关注议题，多种世代划分范式普遍受到了这种线性与实证逻辑的影响。这些观念往往导致人们对新世代某些非同以往的不确定性代际特征充满了焦虑，甚至会演化成对可能出现的“垮掉的一代”的恐惧。
3
民族性认知范式
世代类型学开山鼻祖卡尔·曼海姆曾区分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两种世代理论范式。前者基于理性主义逻辑，根本之点在于找到开始计算新一代时间段的起始点，从而为线性进步观念提供例证。他们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世代类型分析采用机械论、客观化的时间概念，将其视为直线式进步的客观化标准。在这里，代际更替也就被视为连接而不是截断直线式时间延续性的事物，代问题的最重要之点在于代是进步的最基本动力之一。而后者则受到了保守主义深刻影响，否证了直线式历史进步观念。代问题因此被视为内在时间的存在问题，狄尔泰将“代”视为精神进化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单位，并取代客观化的单位如月、年、十年等，从而不同代的并存也就比纯粹的时间顺序和代际依次更替都更重要。由此也产生了“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的问题—不同代生活在同一时间，实际上是生活在性质上相当不同的主观时代之中。“每个人都与相同年龄或不同年龄的人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面对多种不同的体验，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同一时间’却是不同时间—换言之代表了他自己的不同时段，这种不同时段他只能与其他同一年龄的人们分享”。曼海姆对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提出批判，认为其忽略了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领域，社会因素除了产生影响、形成关系之外，是否还能具备某种创造性能量，呈现建构性力量，形成自我生命原理。概念建构面临时空情境条件变化而存在争议，认知、道德与价值观等非理性立场偏差构成了概念理性建构的基础和前提，也决定了语义理解与运用的差异性，但这些内容在世代概念建构的过程中往往被忽视。
4
世代概念建构的中国主体性展望
1
坚持破立并举
自主性知识体系存在自主话语（形成自己的看法）、自主概念（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自主理论（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自主理论体系（形成系统化、独特、同一的看法）、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理论体系（系统化、独特、同一的观点得到外人承认）的阶梯，真正有生命力的概念建构应根据真实世界的变化进行再概念化，形成新认识和新概念。一方面，这需要对于世代研究领域源自西方国家经验的概念名词、范畴方法、命题公理、制度体系进行知识考古与反思批判：其初心是什么，为解决何种问题而产生？现实情境发生变化后，又进行了何种程度的自我调适与自我革新？是否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世代力量主动性、能动性、行动性之合力？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复杂的世代现象与世代问题呼唤概念建构与知识创新，需树立对中国世代研究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话语的自信，坚持政治性、学理性、人民性和世界性相贯通，把中国世代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与言说方式转化为中文学术语言，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性世代概念体系构建，在形成和引领概念竞争中形塑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把中国世代概念用具有中文语言内涵的话语风格呈现出来，与世界交流对话，使其既能容纳和解释中国世代实践经验，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认识中国与中国青年，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可在一定条件下解释西方世代经验，促进中西平等对话和碰撞，使中西方世代实践融合在更具一般性、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之中。
2
坚持世代概念建构的人民性
尽管世代发生有其自身的历史时空规定性，其形成受到国家塑造、资本规训以及各种力量对新世代竞争的影响，但新世代本身作为鲜活的人也具有参与概念建构互动的自主性。相较于西方世代概念建构的鲜明精英立场，中国青年自称“我是80后”“我是90后”的现象普遍反映出中国世代概念体系建构的人民性、公共性、中国性。概念生成的价值底蕴旨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有关于世代的概念建构，除了有必要汲取来自主流价值观的规范性，也有必要关注新世代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青年为本、青年在场的方法论，这正是探索建构中国世代概念体系的时代意义所在。
3
创新世代概念建构方法
世代交替速度、世代认知描述受到人均寿命长短以及时代、社会变迁速度双重影响。青年群体代际认同更为强烈，以出生年代区分代际群体具有了社会性意义。我国较早的世代讨论多采用“五四一代”“革命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强国一代”这种二三十年为一世代的计算方式。在急剧变化和时空压缩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的世代划分标准的解释力和自洽性越发有限，我国学者逐渐开始使用“80后”“90后”“00后”等对世代进行概念建构，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随着社会变迁加速，世代更迭加快，尤其是数字时代来临，这种以10年为跨度的世代划分模式的粗糙感越发明显，“85后”“95后”等进一步细化操作的概念也被更多地使用，以期更加准确地反映世代更迭的现实境遇。
4
鼓励概念建构的学术想象力
中国自主性概念知识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宽广的历史视野及丰富的成就，作为复杂的共同体，中国的代际更替现象更为多样。当今中国世代知识生产能够从马学、中学、西学三者融通中汲取理论滋养，在现代性视野下的线性世代观念和代际类型学研究之外，是否可以将历史视野引入世代研究，汲取、集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理论资源，通过知识考古和世代考古将世代讨论的视界从新中国成立向前拓展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期，乃至从更为久远的历史之中找寻中国世代交替的特征与规律？是否思考将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时间观与中国古代循环时间观理论资源、方法、范式引入世代概念建构，审视青年迭代与世代特质的循环、周期问题，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对近代以来关于“进步进化主义”的青年叙事和世代的认识？认识到世代更迭中可能具有突变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的螺旋和波浪，可对青年发展进行规范性塑造和干预，进一步优化青年发展体系，关注青年的创造性精神、变革性精神，为中国世代概念实现进步性、创新性、上升性演进提供更加包容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
5
拓展世代概念构型的中国美学向度
新文化运动以降，现代汉语置换了古代汉语，西学范式置换了中学范式，汉语之韵味整体性流失，汉语思想苍白冷萧，这在世代研究概念匮乏且美感缺失方面表现明显。我国在引进西方主流青年研究概念理论时，没有足够重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契合性，从而生活在一个“译名的世界”，随着欧化汉语四处迁徙，认知方式、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视界图景也随之改变。“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甚至可能比传统文言更远离大众语言”。而更具东方美感的、以汉字命名的日本世代概念给我们带来一定启示：“不必默守陈规，满足于用既有概念削足适履地指称它们，而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灵活运用艺术思维方式，通过形象化词汇、比喻、乃至意象，努力提升学术研究即时迅速应对日新月异现实生活能力”，打造融入“中国性”的、具备中国美学修辞的世代概念也是尚需拓展的向度。
5
结语
历史学视100年时间单位为“世纪”，社会学曾视30年时间单位为“世代”，这正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和未来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塑造了光荣世代，这是本土性、民族性、自主性世代概念构建和知识生产的沃土。学习借鉴西方世代概念之理论，是为了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凝练具有中国标识度的世代研究学术概念体系，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与西方观察语境下有根本区别的中国世代之学，从而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