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朱承：胡适对中国现代国民意识的塑造

作者丨朱承

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章摘要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现代国民的先锋。

胡适是20世纪中国能自觉反思中国国民意识的思想家之一。在胡适的学术和思想创造中，批判旧有传统中的“劣根”意识，为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国民意识增加内容并为之呐喊，是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国民”一词是近代政治中国政治转型的产物，可以一时而新，然而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胡适对国民意识的批判、反思与重新塑造，对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提到，他在少年时受到了梁启超“无穷的恩惠”[1]，而“恩惠”的其中之一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新民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2]。对于《新民说》一书，胡适认为梁启超的用意在于：“……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3]在胡适看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4]那么，这种最为缺乏的美德是什么呢？“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无，是私德，是政治能力。”[5]简而言之，在少年胡适的心目中，老大中国缺乏的是一系列现代文明所必须的、崭新的国民意识。而正是这样一种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使得胡适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贡献于塑造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构造现代国家国民所必须的的精神意识，以期望造就独立的、科学的健全之国民人格，以此来实现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

一、劣根与反省

如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位开风气的思想家，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里说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库恩意义上的“典范”。[6]而寻找贫弱国家的出路问题上，胡适的“典范”性价值体现在寻找国家的病因何在。在国家贫弱、秩序混乱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希望能够在对西方文明的感受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基础上找出国家和社会病根。

辛亥革命以后，举国上下都处在“走向共和”的时代喧哗中，胡适友人金仲藩在给胡适的信中却说道：“我国情去共和资格远甚、远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识书字，千人中不能得一人可与道常识……众愚如此，吾诚不知与谁言共和也？”[7]此语有沉痛之处，但也颇反映胡适朋辈中人对国民素质的判断。我们可以想见，基于对中国国民意识的理解，胡适当时的想法和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有类似之处，认为中国最大的病根，不是表面的军阀割据和丑恶政治，而是国民的心理有问题，他甚至说“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8]为此，胡适写下大量的文章来揭露国民的陈旧心理，并号召人们来“打到”传统的思想：

“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和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到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到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9]

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后，所期望从事的工作就是要清除这一“恶果”，通过文化启蒙、教育民众而塑造国民。1916年初，胡适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和老师维廉斯（H.S.Williams）教授的信中分别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10]“吾个人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11]

胡适多次表明中国的落后与衰弱是由民众的文化心理造就的，这一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虽失之武断，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击中了当时民众的“劣根”之所在。

在1914年的6月7日的日记里，胡适批评中国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制及裙带关系是中国之所以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称这一现象为“亡国之根”：“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一人成佛，一族飞升，一子成名，六亲聚啖之，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12]后来，胡适陆续又以嘲讽的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等短文，描述国人散漫的文化心理和闲惰的日常生活，以此揭示中国人的散漫与惰性：“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懒人国了。”[13]“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14]胡适还曾专门写了《名教》一文，又讥讽了国人热衷于以名代实的传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欺欺人的愚蠢可笑。胡适之所以多次揭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懒惰和风俗习惯的落后，其希望在于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引起对旧有文化传统和积习的警惕，进而改正之，以养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习性，自觉成为现代国民，构筑中国的现代生活，不至于被现代文明所抛弃。

对于中国的旧有文化传统，胡适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曾颇为自以为是的“旧的文学、政治、伦理”，恰恰是造成陈旧国民的根源，要想国家社会得到新生，必须尽去之。他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15]因此，胡适认为，我们的国民急需要反省，急需要认错，认识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反省，认识到传统的幽暗。从而，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重建民族信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盲目民族自信。“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6]

胡适认为“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17]因此，国人必须从心底承认传统的文化意识是落后的，需要变革的：“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何以我们跌倒了便爬不起来了呢？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18]胡适主张彻底的认错，彻底的思考中国固有文化的弊病，表现出了“新知识分子领导人对思想意识的改革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态度”[19]。他说：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洁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20]

胡适将固有的文化，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政教器具都做了猛烈的否定，将这些都算作是“罪孽”，要想子孙成为新国民，这些“罪孽”必须由我们洗刷干净。平心而论，胡适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笼统激烈的态度显得失之粗暴。然而，在西方文明融入的背景下，再造中国文明、再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国民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即使是过了近百年的今天，也不能说胡适提出的任务已经完成，胡适的这段话似乎还是余音绕梁：“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21]撇开上述提到具体的残暴行为，仅从心理上来看，以斗争和施虐来对待人的传统心理依然弥漫。故而不得不说，在对传统矫枉过正的同时，胡适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分析和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功效，依旧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包括国民革命在内，“都不曾达到挽救危亡的目标，都不曾做到建设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国家的目标。”[22]胡适认为只有我们认识到了民众心理中的种种弊病，才有可疗救的希望，因此要敢于正视并且反省自己民族的不足，方可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精神上的病痛更多，……这些病根不除掉，什么打到帝国主义，什么民族复兴，都是废话。”[23]当然，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心理，没有止步于“破”，而是努力的去“立”，去塑造崭新的国民，从“思想意识”层面构筑“少年中国”，正是如此，唐德刚先生称其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24]。

二、国民与国语

英国语言学家彼得·特鲁基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5]胡适深谙语言和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他学成回国后为“新国民的塑造”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造中国的语言，使得书写和交流变得通俗化和口语化，这就是是号称“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正是此事，使得年轻的胡适迅速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中心。

1916年7月13日，胡适在《留学日记》写道：“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26]尚未回国的胡适，已做好通过文学去改变中国世道人心的思想准备了。几个月之后的1917年1月，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同年5月，《新青年》又刊登了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在《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推波助澜下，胡适人还没回到国内，而然由他举起的“文学革命”已经旌旗遍地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使胡适个人暴得大名，而由胡适倡导的这场语言运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改造中国的国民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在胡适心目中，文学、语言事关国家民族文化的未来，值得全力应对。所以他极力倡导白话文，希望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适合普通国民的生活语言，以利于文化启蒙进而实现民主自由的启蒙。关于这一点，晚年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这样说道：“事实上语言文字的改革，只是一个（我们）曾一再提过的更大的文化运动之中，较早的、较重要的和比较成功的一环而已。这个更广大的运动有时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意思是说中国古老的文化已经腐朽，它必须重新生长过。”[27]可见，白话文运动，只是为重塑中国文化的技术准备，是一场文化改造运动的先声而已，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的“利器”活动，其根本目的不限在语言文字上，而是有着更宏大的目标。

另外，在一定意义上，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使得文学、思想逐渐走向寻常人家，打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的中国传统为政者有意无意的“共谋”。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28]，底层民众逐渐摆脱书面语言和白话语言分离所造成的“无知”，突破了语言的“界限”，那么接下来破坏原来的秩序进而扩大他们的“世界”，则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许多社会改革者所主张的通过教育改造民众，进而改造社会的主张也意在此。

在文言和白话两分的时代，由于语言使用能力的限制，普通民众的表达权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下层群众们也搞不清那些诘屈聱牙的文言在说什么。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清末以来，很多人提倡白话，但是这种“提倡”仍是基于社会两分的：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罢。”[29]

胡适正是敏锐的捕捉到中国文化生活中语言作为符号，象征着社会的两分：“我们”和“他们”，而且“他们”“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30]故而，胡适认为要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建设民众平等的现代文明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改变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语言的使用方式。

胡适的“文学革命”纲领的“八事”中，既有形式上的革命要求，也有精神上的革命要求。也就是说不仅要改造文学的形式，还要改革文学表现的内容。要将下层平民的社会写到文学里，使得人们知晓下层群众的苦难，为人们反思中国社会提供新鲜的材料。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31]可见，胡适的文学革命，不只是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变革，更是触及文学内容的，也即“文学”是要承载“普通国民之道”的，而不仅是智识阶层的赏心乐事，“胡适呼唤新语言，拿新语言覆盖旧语言，是和呼唤新道，拿新道取代旧道同时进行的。[32]

胡适等人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回应。许多学生刊物开始广泛的使用白话文，而新出现的杂志、报刊等都开始使用白话文。到了1920年，全国的小学也开始用白话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33]。在国民的国语确立过程中，胡适居功至伟。廖仲恺曾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34]此论虽有过于溢美之词，但对胡适鼓吹白话文的功绩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认识，也正因如此，胡适才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倾倒一时。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年轻的胡适推动了中国的“文学革命”，从而为改造中国文化、缔造新国民迈出了创造性的坚实一步。事过90多年，我们得承认，胡适等人所发起的文学革命，改变的不仅是文学和语言本身，而更多的是对国民思想和心理的改造，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新文学历史，而更应该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史上。

三、独立与理性

如所周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表达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热切期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当时摇旗呐喊的还有“独立”。胡适呼吁民众要成为真正的国民，首先要具备“独立”的精神品格。现代国家的确立，民主是题中必有之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其前提是配享民主的个体具有独立的精神。独立意识的实质是理性，没有理性精神的自由、民主、科学，其后果是生产出暴民和无政府状态；而缺乏理性精神，科学也将无从谈起。

我们知道，与“独立”相对应的是依附，胡适要求国民从哪些依附中摆脱出来而形成独立的人格呢？这些依附，是皇权、族权、权贵、思想领袖、旧的传统，最终依靠自己的理性精神而活。在《我的信仰》中，胡适说：“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to think well）。”[35]这里所谓“思想得好”，就是要有独立反思的精神，也就是文明国家国民所拥有的理性精神，不依傍、不盲从。

关于如何养成国民不盲从、不迷信的精神性格，胡适在1930年出版《胡适文选》时，在《自序》中说道：“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6]胡适认为，国民的新生活，应该是一个知道自己干什么以及为什么干的生活。只有这种有方向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37]国民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自己的主人。这种独立的品格，还包括以冷静的态度去成就自己，甚至在天下熙熙、潮流纷乱时也能保持这份理性和冷静：“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成个有用的东西！”[38]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上半叶，胡适的这一倡导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独立不仅意味着对自我的权利，同时还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也就是说，国民除了在精神上“自作主宰”之外，还必须承担各式各样的责任。在胡适看来，独立国民应该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行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39]这种责任不仅对自己，还要体现在对社会、对历史和未来：“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40]胡适这里借用“小我”、“大我”等新词来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家国天下”、对历史具有深沉责任感的变体，是传统三不朽论调的变奏。不过，这一变奏由于强调独立个体的意义，使其具有了现代文化的气息。

胡适不断呼吁国民的独立，那么独立的精神依靠什么体现出来呢？或者独立从哪些方面可以养成呢？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提出，在新思潮下，国民意识中当包含一个新态度，这个态度就是理性的“评判的评判”。胡适认为，具有评判态度就是独立精神的最好体现。而所谓“评判的态度”指的是，“（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必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41]由上可知，评判的态度就是国民不再浑浑噩噩、人云亦云，凡事有着独立的见解，不再是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描述的“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只认是非的曲直的独立之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42]当然胡适心目中的“评判的态度”还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比如说只认“好与不好、适与不适”，但其根本用意在于破除国民唯教条是从、唯权威是从、唯习惯是从的“依附”心理，养成自我独立的精神品格。这正如格里德所指出的：“胡适坚决反对一切阻碍思想自由运动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武断思想和权威，反对一切教条和正统观念的主张。他认为，‘盲从’和‘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罪恶，是进步的真正敌人。”[43]而胡适则致力于打到这个敌人，推动中国的思想进步。

另外，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养生丧死”的大事上，胡适也希望藉此改变国民意识中那种盲从的习惯，而养成凡事问个“为什么”的理性精神。

“我们现在讲改良丧礼，当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应该把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删除干净，一方面应该把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的仪式删除干净。这两方面破坏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种近于人情，适合于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五、我们若要实行这两层破坏的工夫，应该用什么做去取的标准呢？我仔细想来，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一个活动的标准，就是‘为什么’三个字。我们每做一件事，每行一种礼，总得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行那种礼？能够每事要寻一个‘为什么’，自然不肯行那些说不出为什么要行的种种陋俗了。凡事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便是无意识的习惯行为。那是下等动物的行为，是可耻的行为。”[44]

丧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仪式，对于国民生活有着非同反响的意义。由丧礼所引发的丧服、祭仪、守制等一系列问题常常会引起许多议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变动。胡适倡导要对历久不变的丧礼做出改革，不可不说创一时之新。在胡适看来，国民的独立意识养成于民众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之中，因此他认为，只有切实的从生活习惯入手进行改造，便可逐渐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理性的新国民，这也正是胡适借丧礼的改革来做新国民意识养成的文章。

胡适致力于以评判的方法来推动国民树立起独立的意识、理性的精神，目的是为中国建立新的秩序而做好思想的准备以及国民的准备，只有国民都具有了独立反思的理性精神和能力，国民不再是像鲁迅所说的“求做奴隶而不得”或者“暂时做稳了奴隶”[45]的群体，那么这个国家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格里德曾把胡适的这个愿望描述为：“使中国人能与他们必须要在其中生存的现代社会步调一致，使他们能理解正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种种重大变革的本质，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象刚刚过去的那个灾难性的世纪中那样只是历史的奴隶。”[46]胡适为树立独立国民而进行的著书立说，正是他为实现这一愿望所做出的贡献，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四、科学与人生

胡适一生教人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这两句治学方法格言，已为20世纪中国学人所熟知。科学是胡适用来对抗中国旧传统的利器，在胡适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1926年7月，胡适在陈述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的时候，强调西洋重智识的科学精神对于“成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47]在胡适看来，科学不仅能提高能力，也能够提升境界和修养。相较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在涉及到人的境界和修养问题是，其一般态度往往是“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48]。这种对“见闻”知识的轻视，也正是胡适为“少年中国”创立新的传统所要剔除的偏见。胡适所期望的未来中国的国民，应该是洋溢着科学精神的国民：“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49]

 “九·一八”之后，面临国家新一轮的大危难，胡适的观点和“五四”期间还是一以贯之的，依旧是“药方只贩‘五四’丹”，仍然强调“科学救国”。胡适1932年在湖南长沙中山堂演讲中提到：“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那条路，才能救国。……概括的说：（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二）求学而可以救国。……我们大家要使中国强盛，还要着实努力，我最后说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惟科学可以救国’。”[50]从“五四”前后到1932年的十几年间，胡适一直仍旧在大声疾呼“科学”，强调只有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国民，国家才能强大。实际上，从西学东渐以来，科学就是中国人为了自强而梦寐以求的法宝，胡适顺应了这一潮流，期望用科学精神来改造中国文化传统、改造国民性，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由技术而制度，由制度而思想文化的一种必然。当然，用科学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了胡适个人毕生的志业。

关于以科学来作为新国民的意识、新国民的人生观，最为集中的体现在“科玄论战”后，胡适为论战文集所做的“胡适序言”中。科玄论战告一段落时，亚东图书馆将科玄论战中的文章汇编成集，邀请思想界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作序。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胡适集中的提出了他关于“新人生观的轮廓”，人们模仿《圣经》为信徒立法的“摩西十诫”，戏称为“胡适十诫”，其言下之意是指胡适在为中国的新国民“立法”。胡适罗列的“新人生观”涵盖广泛：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和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学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物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51]

在“胡适十诫”里，胡适运用当时国人所接触到的最新科学知识和科学分类，将国人心中的时空观、命运观、道德观、人禽之别、历史观、心理观、生死观、宗教观等等，悉数用科学知识来解释，颠覆以往的种种学说。历史的看，胡适关于人生的各种问题的分析，有简单粗糙之处，更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就当时要破除强大的传统的力量，没有这种推至极端的霹雳手段，也难以震撼心灵，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实现叫醒“铁屋子中的人”（鲁迅语）的救世之目的。

胡适在人生问题上的十条论纲，尽去传统言说方式，而代之以近代科学的观念，其实质在于以现代性意识改造国民心理，具有“文化-价值观的意蕴”[52]，展示了“合乎历史演进方向的时代意识”。[53]鼓吹现代性意识，在胡适那里，就具体表现为鼓吹科学。在当时，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西方在科学技术主导下的工业化，其表现在生活领域里，就是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解释人的生老病死、伦理道德以及观念变迁。

五、女子与社会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始终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而现代中国的建设，必定要提升占半数人口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打破原来男尊女卑的千年传统，使得女子一样接受社会教育、获得社会工作的职位及其相应的社会身份。近代以来，女权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中国从传统帝国、传统农业国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解放运动，也可以说是传统国家走向现代的路程上所必经的，“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之人格。”[54]

胡适深恶痛绝妇女在社会中处于卑下的现状，坚决反对男尊女卑、压抑妇女人性的传统生活秩序，他对女性解放十分关注，认为中国女子问题是中国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要害所在：“我常问自己：我们中国为什么遭到这步田地呢？……我的答案是：中国之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55]而解放妇女的观念，并不是在胡适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后才拥有的。早在去美国读书前的1908年，他就曾激烈的批判古人的传统，对古代社会中对女性生活规范的著作《女诫》，尤其提出了尖锐的指斥：“我们中国女界，有一个大罪人，就是那曹大家。这位曹大家，姓班名昭，他做了一部《女诫》，说了很多卑鄙下流的话。”[56]胡适一直认为，中国女子受了几千年的类似“缠脚”这样野蛮制度和习俗的苦害，压抑了人性，摧残了人身，现代中国的建设必须要推动女子的解放。他认为，女性应该完全有和男子同等的国民权利，应具备相同的国民意识，为此，他不断在报纸和演讲中鼓吹中国女子去抗争，去获得解放和独立。

长期以来，胡适把传统中国的病态审美情结上升到国家文化心理的高度上去认识，他认为中国女子的“小脚”是一种国耻。所以，他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女子要放弃缠脚，要去读书识字，做一个新的国民。早在1906年，胡适在上海和同学一起办《竞业旬报》时就疾呼道：“所以我说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若能照这两件事行去，我做报的人，便拍手大叫着：‘中国女界万岁！中国万岁！！中国未来的国民万岁！！！’”[57]胡适的这种呼吁，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呼声，希望妇女能够从父亲、丈夫“监护“的阴影中走出来，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对摧残自己身体的缠脚行为说“不”。受压抑的女性尚且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向来自尊自大的男子自然更当勇于从蒙昧总走出来，如此才能造就“中国未来的国民”。

女子要解放，女子的教育则更应该解放，不要受男女之大防的限制，而实现男女同校，共同生活。“解放的女子教育是：无论中学大学，男女同校，使他们受同等预备，使他们有共同的生活。”[58]作为当时风头最劲的意见领袖，胡适为1919年10月15日的《少年中国》杂志著文，呼吁大学开女禁，延聘女教授、收女子进大学读书[59]，向女子打开中国高等教育的门禁。

女子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除了接受教育外，还不能仅仅满足于做贤妻良母，而应该受“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的支配，把人生的舞台扩大到家庭之外，实现经济自立、人格自立，只有这样，中国女界才有希望：“如今讲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他们的自立心，只在他们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能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60]女性国民的活动场域从家庭扩大到社会，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也通过增加了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源而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胡适出于对旧传统加在女子身上无尽枷锁（从身体到心灵）的痛恨，提出了这个符合现代化国家社会建设的女性“人生观”，既是对传统的扬弃，更是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推动。胡适还认为，不仅女子要和男子一样独立，而且，也可以和男子一样承担先锋者的责任，女子改造的目标，不仅是要有“自立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除此之外，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先锋者的责任”。[61]女子一样可以担当社会的先锋，早年（1908年）的胡适甚至呼吁：“我又天天巴望我们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千百个贞德，等到那时候，在下边抛了了笔砚，放下书本，赶去做一个马前卒，也情愿的，极情愿的。”[62]

另外，中国女子长期遭受“贞操”文化心理的束缚，胡适认为有必要破除这一陈旧的文化心理。他认为，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娜拉弃家出门，并不是为了贞操问题，乃是为了人格问题，这就可见人格问题是超于贞操问题了。”[63]对于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子，国民更应该宽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64]中国旧传统中，对于女子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文化心理损害了无数女子的人生幸福。胡适认为，要将贞操和人格区分为两回事，人格往往并不因贞操的不幸丧失而降低，因此我们要平等对待遭受各种不幸包括丧失贞操的女性国民，这是值得敬重的基本社会品德。

小结

概括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后，胡适对于如何建设中国国民精神的问题，基本上持一个“推到重来”的态度。在胡适看来，传统中国的国民由于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科学态度与理性精神，故而是不健全的，这种不健全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因此，建设一个现代中国，首要的是要建设以科学与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民意识。无论学术救国、科学建国还是“文艺复兴”，胡适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65]，而中国新生之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国民意识，要把民众从子民、臣民、小民、愚夫愚妇改造成为精神独立、理性健全、崇尚科学的现代国民，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希望，建设“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66]才有希望。

当然，胡适也认为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之重建路程将相当遥远：“国民的精神，民族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他的颓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复兴也不是虚文口号所能做到的。”[67]但不管如何，现代中国国民健全的国民意识之塑造，正是因为胡适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不断呼吁，才不断的走向深入，而中国也因此不断走向现代文明。故而，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民意识，至今也仍具有引人深思的现实意义，或许在这条道路上依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文史名家毛子水在胡适《墓志铭》上写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我们认为，胡适给予现代中国国民精神的贡献，值得我们反复申述，“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68]胡适为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贡献了他的热情和智慧，践行了传统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和追求，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珍视的价值。（注释从略）

文章来源：上海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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