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14 16:12:01 阅读：88 发布者：
原文信息：Labanca,C.,&POZZOLI,D.(2021).Constraints on Hours within the Firm.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doi:10.1086/714827(11,1)
原文链接：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714827
一、引言
税收减负政策是否能达到制定者预期的效果？所有群体对于政策的反应都一致吗？改革是否会影响非改革对象，通过何种路径散播影响？本文利用丹麦2010年税收改革政策，以分样本的形式探讨不同工时约束的企业中，工人对税收减负改革反应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约束企业中工人受到税收政策影响较小，企业约束限制了政策的激励效果；另外，政策可以通过高收入工人影响低收入工人的工作时间，对非政策主要影响范围的群体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评估政策效果时不能只关注目标群体，否则将会忽略对非目标群体间接的溢出效应。第二，由于存在溢出效应，若将不受税收变化影响的工人作为对照组，会产生对劳动力供给弹性向下的估计偏差。第三，在评估政策时，企业的工时约束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在分析时应考虑企业层面的限制。
二、丹麦税收减负政策
丹麦在2010年税收改革中废除了中间档税率，直接将其并入最低等税率，并且在2008-2011年间将最低等税率与最高等税率分别降低了2%和7%（表C.7），这些变化导致面临中等和最高税率的工人在边际税率上有较大改变（图2）。作者利用这一外生政策变化，研究工人在2008-2011年间工作时间的变化，探讨税收减负对于不同企业和工人的影响。为区分政策主要针对人群，作者将2008年面临中等或最高税率的工人划分为高收入人群，为政策的主要影响对象；处于免税或最低等税率的工人划分为低收入人群，为政策的非主要影响对象。
三、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以包含整个丹麦人口的年度个人社会经济特征数据库Integrated Database for Labor Market Research (IDA)为基准，匹配含有雇主报告的每年正常工作和加班时间的数据库Lønstatistikken (LON)，保留拥有工作时间数据的样本。由于本研究以企业为单位，而单个企业中存在足够多的样本是结果可信的必备条件，因此将两个数据库匹配后，仅保留至少有95%的员工存在工作时间数据的企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Firm Statistics Register (Firmstat) 和 Danish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Register，它们提供了规模、财务等公司特征数据。最后利用Firm-Integrated Database for Labor Market Research (FIDA)将工人与雇主匹配，保留约8800家企业和超四十万个体。
表1分别是包含整个丹麦人口的IDA数据、与LON和Firmstat匹配后的IDA数据、最终数据（仅保留至少有95%员工拥有工作时间的企业）。最终数据与前两列并无巨大差异，即本文使用的样本未严重扭曲企业特征和人口构成。
四、企业工时约束
（1）衡量工作时间约束
本文以技能组为单位，用工人实际平均工作时间的标准差来定义工时约束，标准差越大表示约束越松，否则表示约束较严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hisjt表示个体i在技能s和企业j、时间t时的年工作时间，//表示在时的平均工作时间，μjt表示在的平均工作时间，Nsjt和Sjt分别表示的员工数量和的技能组数量。
附录部分还采用了税收改革目标人群——高收入工人的工作时间标准差、给予不同技能组相应人数权重、包含兼职工人三种方式定义工时约束。
表2探讨了不同约束企业中工人劳动时间的变化。首先依照企业平均工作时间相较上一年的变化，将企业划分为四个等级，这一步便于比较工作时间变化相似幅度的企业；另外，根据企业工时约束与平均值的比较，分别划为高约束和低约束两组；最后，计算企业中工人工作时间相较上一年度变化的方差。以第一行一列为例，它表示与上一年平均工作时间变化在所有企业中处于0-25%、工时约束高于均值的这一系列企业的工人工作时间变化方差。由表2可得，在平均工作时间变化相似的企业中，高约束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变化较低约束企业小（第（1）、（2）列的比较）。
（2）工时约束与企业特征
表3报告了工时约束对企业特征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约束严格的企业，生产率、工资、规模、工人中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出口可能性更高，并且团队交流与互动更多，工时约束严格企业在合作、效率等方面可能更有优势；对于约束较宽松的企业，小时工、兼职、女性、有孩子的工人数量更多，灵活的工作时间对于这些群体可能更为重要。
五、实证策略
（1）工时约束的削减效应
本文采用以下模型分析税收改革对高收入工人工作时间的影响，探究企业工时约束是否会影响税收改革的效果。
其中hitH表示高收入工人在年的工作时间，τitH表示高收入工人在年的边际税率，X’ijt表示个体和企业层面在2008年（t年）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因变量表示高收入工人在2008-2011年间的工作时间变化，自变量表示高收入工人的边际税率变化，系数α1表示工作时间变化对边际税率变化的反应。作者依照2008年的工时约束，分样本分析高约束和低约束企业的结果，如果α1在高约束企业中结果更小，则意味着工时约束将会降低边际税率变化的影响，即在高约束企业中，税收改革的效果更小。
边际税率的变化与改革后工人的劳动收入有关，而收入与劳动时间存在明显关系，即边际税率的变化部分由劳动时间决定，直接进行估计会产生内生性偏差。为得到准确的因果关系，作者构建了一组工具变量——机械边际税率，使改革前后收入保持一致计算得到，由此该工具变量可以仅反映税率的变化，排除收入等其他因素的干扰。进一步，边际税率变化也可能与改革前收入相关，为排除这一干扰，本文额外估计了一组灵活控制改革前收入的回归，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说明工具变量有效。
（2）税收改革的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以下模型分析税收改革对低收入工人工作时间的影响，探究针对高收入工人的税收改革政策是否会影响非改革对象——低收入工人的工作时间。
其中因变量表示低收入工人在2008-2011年间的工作时间变化，自变量表示高收入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变化和低收入工人边际税率的变化。系数β1表示工作时间变化对税收改革的溢出效应，系数β2表示税收改革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同样，本文依照2008年的工时约束，分样本分析不同约束企业的结果。
式（3）中高收入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变化可能不仅来源于税收改革，婚姻状况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工作时间产生影响，使最终结果不仅受税收改革的影响，无法得到税收改革准确的溢出效应。为此，作者利用机械边际税率构造了一组工具变量——机械边际税率的变化，这一工具变量只反映税收改革带来的影响。
六、实证结果
（1）工作时间约束带来的削减效应
表4是削减效应的实证结果。其中第1列为OLS，其余均为使用工具变量后的结果；1-3列均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4-7列为划分了不同约束条件的分样本估计结果。由全样本结果可知，税收改革会降低工人的工作时间，说明降低工人税负的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工人会减少工作时间。根据分样本结果可知，在约束高的企业中，工人工作时间变化并不显著，只有在约束较低的企业中，税收改革才能显著降低工人的工作时间。说明企业约束能显著影响工人对税收政策的反应，约束会使税收改革的效应减弱，进一步，如果高约束企业对工人不存在影响，则税收改革带来的收入损失将翻倍。
（2）税收改革的溢出效应
由下表结果可知，税收改革对于低收入工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该溢出效应随着企业约束的降低而提高，当约束降到25%以下后，溢出效应为零。企业中工人的工作时间可能是共同决定的，因此针对高收入工人的税收改革也会影响低收入工人，产生溢出效应。但在约束极低时，不同收入工人间的联系可能太弱，以至于无法产生影响。若政策评估中仅关注对改革对象的影响，忽略对低收入工人工作时间的影响，则会低估税收改革带来的收入损失，估计产生偏差。
七、结论
本文探讨了工时约束对企业内部应对税收变化的影响。研究表示约束会扭曲政策干预的效果，并且对于非改革对象，政策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工作时间约束极低的情况下，溢出效应为零。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评估或设计税收改革时考虑公司层面的工作时间约束的重要性。然而，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不仅限于税收改革，还适用于针对工人劳动供给的任何政策。
Abstract
Firms often impose constraints on working hours. While many believe that these constraints shape labor supply decisions, little evidence exists to support such views. We explore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link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on hours worked and the variation in tax rates derived from the 2010 Danish tax reform. We show that hours worked are unresponsive to individual tax changes in firms with strict constraints, whereas they respond to these changes, directly and through spillovers, in firms with looser constraints. Starting from these findings, we discuss the determinants of hours constraint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irms’ technologies and coordination of hours among coworkers.
推文作者：余文丽（湖南大学），联系邮箱：yuyuz@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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