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该语境下中外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发现两方学者各自独白、未能形成有效对话：这既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时空跨度、研究者背景与学术阵地的表征错位上，也根植于双方在文明观、全球观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中，更揭示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本文提出，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告别碎片化、应用型、以“我”为主的独白模式，拓展历史的深度和视野的疆域，融合跨学科智慧，在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苏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讲师；
刘迪一，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信息传播与社会科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几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之间的顶层合作协议，由构想阶段逐步发展至务实阶段。事实上，“一带一路”是文化在时空维度内的延展与交融，无论是其依托的悠久历史基础与文化互鉴渊源，还是沿线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都为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这一倡议彰显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研究价值。
一
研究语境：“一带一路”与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经贸之路，早在2006年，加拿大学者基斯·艾奇逊与克里斯托弗·莫勒就提出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作为同亚非欧各国传统经贸活动的承载媒介，应当成为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乃至世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Acheson & Maule，2006）。
“一带一路”倡议也恰恰在当今时代展现出其独特的外延价值，即其世界文化意义。当今的全球化已由资本主义扩张下的“殖民掠夺型全球化”、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导的“霸权主义全球化”发展为新的共建共享理论下的全球化（史安斌，2018；王之延，2021）。在平等与合作的新型理念指导下，“一带一路”正是解决与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文化生态格局也发生演变，“一带一路”恰恰提供了新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多样化、平等化、独立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方真，2018）。
在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兴起之前，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学者就提出文化圈的概念（Sylvain，1996），它区别于北美学者常采用的文化区视角，在反思后者所观时空范围之狭隘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地域统合。在此思路下，世界大致可被分为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南亚文化圈）和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而将“一带一路”置于这一文化版图中，可以看到它在地理上基本贯穿了这五大圈层，尤其是突厥文化与波斯文化等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这一地带。从古至今，不同的文化要素在圈层间经历着流动与发展，逐渐交流、重叠与融合。“一带一路”联结着被“民族-国家”体系阻隔的、由东亚通向亚欧非大陆其他地区的通道，以此成为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李希光，2016）。
因此，从其文化内涵与外延来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范本，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下诞生的丰厚文化遗产（赵月枝，2017），其开启的时代语境又为跨文化传播学科思想、理论与路径的重构提供了发展机遇，使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广博而纵深的全球文明场域中。
然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是否凸显了“一带一路”区别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价值？抑或是相关研究只是照搬西方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用“一带一路”的流行概念做“新瓶”，装的依然是老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和文化实践的“旧酒”？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国内外学界有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进行对比，以期对学术界构建中外对话、实现研究转型提供参考借鉴。
二
各自独白：
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错位
（一）缘起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
广义上，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历史颇为悠久，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之初。而它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文化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写于1959年的著作《无声的语言》。通过对跨文化传播的学科知识图谱进行绘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跨文化传播从人类学学科研究体系中正式分离出来，在拓展与深化学科范畴的基础上，形成较规范的跨学科理论体系（Nwankwo，1979）。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的国外跨文化传播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核心领域，即文化差异研究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且近年来，学科逐渐完成了从前者向后者的重心迁移，也相应地由国家/民族层面的宏观视角转向族群/个体层面的中微观视角（陈辉，陈力丹，2017）。
在围绕文化差异进行的理论建构中，霍尔本人在《超越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高低语境理论，即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归纳为间接的、直觉性的“高情境”与直接的、逻辑性的“低情境”两种取向（Hall，1976：91）；在此基础上，霍夫斯泰德亦从管理学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将该理论丰富为包含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量度的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1980：11）。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则诉诸更为多元的方法论，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有陈国明和威廉·斯塔罗斯塔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角模式（Chen & Starosta，1996）。而作为跨文化能力的基础层面，文化休克和跨文化适应也是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如斯韦雷·莱斯加德提出的U-Curve适应模式就为该领域此后的深入研究带来重要影响（Lysgaard，1995）。
近年来，西方学者基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定量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同时对元理论进行部分调整与更新。如有学者从跨文化翻译实践切入，对西班牙当地公共事务口译员进行结构性访谈，发现中国移民受高语境的、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价值观影响，习惯通过间接的非言语传播传递更多的隐含信息，这会为译者调解文化冲突造成困难（Vargas-Urpi，2013）。也有学者发展了斯特拉·婷-图米的面子协调理论，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针对“集体面子”的研究，将其同个人的情感与行为、文化取向与民族身份等变量联系起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更有效地解决文化冲突（Zhu & Bresnahan，2018）。
学者金荣源亦对其经典的跨文化适应理论（Kim，1991）进行了内在革新，进一步推进了有关文化身份转换问题的研究。他对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一次丝绸之路沿线的跨文化之旅的记录作了细致的文本分析，进而提出跨文化传播中人的身份将经历渐进的、无形的转变，并最终呈现出个体化与普遍化并行的导向。他指出，在当前全球化将世界各地联系得更加紧密的背景下，“跨文化身份”概念的出现是对传统宏观的文化身份理论的挑战与延伸，应当建立起与之对应的跨文化人格研究模型（Kim，2008）。
尽管上述研究丰富了全球化时代有关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讨论，主流的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仍着重关注文化背景的差异如何在特定语境下影响人们的交流活动，强调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与“冲突”（Levine，Park & Kim，2007），而较少关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跨文化传播研究被引介到我国，传播学、语言学等方向的学者不断融合相关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以响应国家政策与战略发展需要作为研究起点，过去几年间研究者的学术热情持续攀升。陈力丹（2015）首先主张调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对跨文化人际层面的传播作深入研究；同时他还指出应注重翻译的作用，提出应将传播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对沿线国家从属的不同语系进行精细化研究。然而，尽管后续语言学、公共关系学科的学者积极贡献了学术智慧（沈骑，2015；何艳萍，2018；晁娜娜，刘韵秋，2017），但这仅是少数能与传播学有效结合讨论的学科，其他学科与传播学的互动则明显不足。同时，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借用既有理论进行解释的阶段，较少触及内核的调整，也未能跳出西方学界的理论架构。
除去少数对跨文化传播学理层面的讨论，国内学界基本以“我”为中心，同时以推动文化“走出去”为研究目的进行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作国家战略图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根本目的服务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这之中孔子学院成为了典型实践案例（李宝贵，刘家宁，2017）。同时，更多研究重点聚焦在了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力的讨论，讨论广电媒体、移动网络终端、VR虚拟现实等传播技术为“一带一路”传播带来的红利（李宇，2015；李修彤，2018）。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影片创作（张语洋，周星，2015；梁虹，2017）和短视频的开放式传播策略（张贻苒，2018）等也都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从国家软实力、媒体传播力、文化辐射力几大方面进行较为具体化、碎片化的应用型研究，同时“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对外文化传播”几种研究取向界限模糊，这暗示的学术惯性是：文化边界潜意识地被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边界、跨文化的流动网络被固化为单向的对外文化输出。国内学术共同体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未能达成共识，部分研究者仍局限于讲述对外传播的老故事，而这却与“一带一路”本身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载体的价值相左。叶淑兰（2016）就基于文化层次论的角度提出，我国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重点推介的文化仅限于书法、武术、剪纸等表层文化（方彩琴，2015；龙堃，郑林赟，2017），这就难以触及中华文化存在的核心层，文化物质载体的跨文化抵达并不一定表示文化理念的被认同。
（三）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错位
通过对现阶段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扫描，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大多以说话者为导向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建言献策（庄恩平，陆婷婷，2016），较少对跨文化传播元理论提出反思与再检验。同时，受国家权力推动的影响，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往往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行为，媒介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为跨文化传播的工具理性让步，即研究者倾向于以实证化、碎片化的应用研究模式推进，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往往聚焦且仅止于茶文化、武术文化等等形而下的层面，难以触碰到中国的社会规范与核心价值观。同时，从研究者背景与学术话语分布来看，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缺少跨学科合作，80%的研究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且基本没有出现聚焦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专业期刊的身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缺乏独立的学术阵地。
相反，国外跨文化传播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放置在政治、外交、军事等语境中讨论，而其本身的文化内涵与学术外延却并未被跨文化传播学者深入发掘（Chen，2021）。更多作为学术概念被认可的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这之中既有史学方向的专业文本分析，也有考古学方向的遗址考证，兼有人类学、医学考古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的洞见。通过对遗址、手稿等的鉴定考证，自然科学的循证复盘思路被融合进跨文化传播的讨论中。如贝伦妮斯·贝利纳就通过对中国南海早期城市港口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彼时的糅合工艺品碎片证明这些地区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艺人，且人口的广泛融合促成了历史上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转移，这象征着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融合（Bellina，2014）。
从研究的空间跨度上来看，国内研究者整体对“一带一路”缺乏分层意识，并不注重相关文化圈、文明圈的概念，无论是沿线各国历史上与中国的联系、抑或今日彰显出的文化特色，在国内的研究中都很少触及。而国外其他学科的学者则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各文化主体做了较为科学和系统的研究，聚焦文明的十字路口。亚当·方将视角缩小到唐代的岭南地区一带，点明广州作为该地区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辐射节点之一，在历史上是迎接来自穿越印度洋的海外商客们的重要港口，见证了诸多跨文化实践与交流活动的发生，是融合了中东、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移民文化的中间场域（Fong，2014）。杰弗里·里夫斯则通过对中国同中亚各国签订的有关文化政策协定等的阐释，具体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通过“文化活动日”等跨文化传播的新活动形式进行文明互鉴、交流融合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Reeves，2018）。
三
无法对话：
从意识形态的差异到学术主体性的缺失
（一）意识形态的深层差异
纵观上述研究中出现的错位表现，需要意识到，研究取向错位的背后是学术界有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的深层差异。换言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其实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科背后的文明观、文化交往观念提出了挑战。
追寻前文对跨文化传播脉络的梳理，该学科兴起之始即是霍尔在美国政府对外服务办公室工作期间，为解决二战结束后笼罩美国的学生潮、移民潮、少数族裔的民族冲突而开启的对文化差异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对国外学界现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古丝绸之路的跨文化历史保持着相对开放的研究态度，却对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示出或不感冒或不认同的两极取向，亦有一部分学者将它的外交意义刻意放大或误读，认为这是中国获取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步骤（Praj & Restrepo，2017）。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与学术阵地看似去政府化，但其实仍深度服务于欧美国家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而这恰恰与“一带一路”所引领的新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本质相悖。
换言之，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冷战”后由欧美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戴晓东，2011），其基本假设和学术前提是：第一，更重视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共通点，从范式思想的角度将文化差异静态化、本质主义化；第二，认为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冲突，因此必须尽力克服差异、才能避免冲突；第三，所谓的克服差异，即实现了跨文化的适应，这或适用于少数族裔适应白人文化的过程，或体现在白人暂时适应少数族裔文化的进程中，但其跨文化适应之目的难逃资本意志与政治统治的牢笼；第四，文明的等级论是根深蒂固的，跨文化研究中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被降格为“我-它”的主客体关系，深化彼此之间的不同。
有学者指出，西方学术体系下的跨文化传播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差异两极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续文化研究的两分法走向（Chen，2009）。该学术话语体系下，学者往往忽视文化的共通性与内部多样性，缺少对东方文化内部特色与差异演变的挖掘。但相反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的“新全球化”时代，从哲学与价值观的高度完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认识跃升（陈文玲，2017），与文明冲突和二元对立的思想内核不同的是，我们倡导恢复不同文化之间“主体间性”，提倡要尽可能保存每个文化主体不同特色的文化核心，主张多元共存而非杂糅甚至同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新世纪下世界各国与各民族间文明相互冲突的产物，而是以平等、互惠、共荣、共存为核心的新的跨文化交流模式，即呼唤将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放置在平等的对话位置上，打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霸权方与文化劣势方的身份状态；同时相比于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也突出了传播仪式的过程本身，传播的目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鉴”，是发展自身，而不是杂糅或者挪用，更不是消灭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受制于先验性的桎梏，中外学者在对“一带一路”和“跨文化传播”的认识，在对全球化和文明的认识上存在价值上的深层错位。西方学者或不认同“一带一路”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观念，认为中国不可能化解与伊斯兰文明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各文明间的冲突；或沿袭“文化帝国主义”的思路，强行为“一带一路”扣上帽子，认为这实质上仍然是类马歇尔计划，所谓“交流互鉴”不过是包装起了文化先行、再殖民化的实质。
（二）学术主体意识的建立
想要构建起中外学界有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对话，其前提与实质应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平等的学术主体。本文认为现阶段存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误区：在理念层面，研究者未能确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内涵，将“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研究的“老酒”装进“一带一路”研究的“新瓶”，常沿袭国际传播的前进脉络，以“国际关系”的演变作为“文化关系”演变的生成机理；而在操作层面，学界存在照搬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倾向，并有着“惟我观”的思维惯性，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进行强输出性的自我独白，其中部分研究者已然将文化传播视为发展“一带一路”贸易建设的手段、将文化研究放在贸易的从属地位，陷入将跨文化传播置入文化工业发展体系的逻辑误区。
因此，新时代与新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真正的学术主体性、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范式和学术研究共同体，而非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上修修补补、亦步亦趋，寻求“影子”与“主人”的对话。本文认为，这种学术主体意识应体现在：
1. 问题意识
国内为何要开展“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其研究的突破点和重点是什么？边界在哪里？已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洞察，认为这实质是在回答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群体焦虑下“我们何去何从”的问题（赵永华，刘娟，2018），为此学术界需要建立起文化认同。但本研究强调的是，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不应当自我窄化，其目标不是在于认同单一的中国文化，而应当是认同中国关于历史与当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你”与“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一系列关系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2. 研究前提
国内学界在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时，并不应将文化差异和克服文化差异作为研究假设和研究前提，相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相同之处、相通之处更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且尤其要探讨这些相同和相通是自发的，还是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以中医为例，它就曾经受到南亚阿育吠陀医学的滋养，国粹、医学中有许多古印度传统医学的成分，季羡林（1994）就曾专门考据了印度眼科医术和制糖术（包括糖的药用，比如川贝枇杷膏）传入中国的历程。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并行的视角讨论文化间性，才契合“一带一路”打造文明交流互鉴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凯瑟琳·蒙塔尔巴诺分析了3世纪时欧洲三位传教士对当时蒙古国的不同文本记载，指出这些经典的历史记录是跨越了政治与教义界限的极具挑战的跨文化沟通实践。她认为，这些文献中都强调了宗教网络（7世纪遍及中亚、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和之后东进的伊斯兰文明）作为跨文化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它们一方面向西方传递了有关蒙古国的信息，另一方面无意中也为欧洲的精英们提供了窥探东方世界的视角（Montalbano，2015）。
3. 研究内容
国内学术界应当明确并阐释好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即我们如何理解文化、如何理解不同文明或文化主体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的交流。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潮流与新媒体发展带来了新型传播生态与文化景致，传统的欧美中心的假设与逻辑显现出了价值缺陷，一种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研究的潮流兴起，代表性的有非裔学者莫莱菲·科特·阿桑特倡导的非洲范式（Asante，2007），以及三池贤孝提倡的亚洲范式（Miike，2006），这些都是去西方化的学理尝试。但若从本文所提出的主体意识维度出发，再审视这些亚洲模式和非洲模式的研究进路，会发现他们依旧未能建立起新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真正主体性。正如部分研究者指出的，无论是现行的欧洲范式、非洲范式还是亚洲范式，在其世界观本质上都未能跳脱“中心-边缘”式的二元论陷阱，也未能摆脱主位研究的纷争（史安斌，2018）。从学术范式的角度，“一带一路”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投射了新的现实语境，为跨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拓展与延伸的可能性（王之延，2021）。本文认为至少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应当秉承传播的传递观，即过分在意结果和效果，尤其是将目标锁定为某种文化载体（譬如武术、茶道、针灸）的单向输出，而应当秉承传播的仪式观，即认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群体间开展对话与交流这一过程本身的价值。
四
何以对话：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故事
在对国内学界的研究主体性进行反思与审视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在与海外学者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学者建立起有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学术对话的过程中，应着重处理好“我-你”“传统-现代”“本土-全球”“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几组关系。
（一）“我”与“你”的关系
20世纪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用“我”与“你”的相遇对世界整体进行观照与切入（布伯，1983/1986：17），其思想兼具浪漫主义精神与浓烈的救世情怀，是对工业社会中“我-它”的异化生存关系作出的诗意反思（王晓东，刘松，2002）。
“一带一路”的文明价值观正是这对关系在东方智慧与相遇哲学的体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与布伯的致思方式不谋而合的是，“我”和“你”的对话应当是完整的、相互的、动态的。通过挖掘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宝贵遗产，学界需要超越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客关系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讨论与阐明中国自古以来的跨文化交流中，各种异质文明在与中华文明交往过程中并没有遭遇主体降格，而是有机地融入到中华文明中，并继续生长发展。
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数字媒体新形式不断出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媒介形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融合发展，将会促使不同文化呈现杂糅的趋势（Couldry & Hepp，2013；Hepp，Hjarvard & Lundby，2015）。诚然，“转文化传播”等概念的提出为新时期我国发展“一带一路”视阈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范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史安斌，盛阳，2020）。然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文化杂糅”这一放置于全球化与后现代语境下的概念是否应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的唯一结果？基于对“文化杂糅”这一概念的知识考古，苏婧（2020）指出，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西方价值观的、体现亚洲文明特色的关于跨文化交融的新的理论叙事，将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放置在相对平等的位置，关注文明交流和发展的过程，摒弃一味强调杂糅或挪用的结果论。
（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在“我”与“你”对话哲学的指引下，为了建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我们性”，在半个世纪前，布伯就开启了与东方的文明对话。有趣的是，他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都充满绝望，却尤其对古老的“东方精神”给予厚望，他认为历史上东方的智者对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近代以来这种灵魂的沟通与文化的对话性逐渐被消弭了（刘杰，2000）。
正因如此，“一带一路”背后其实是东西方文化跨越“红海与黑海那片延伸的土地”而建立起的跨越古今的桥梁，它正是布伯所言复兴与重建“东方精神”以重塑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核心体现。现代以来，西方主流坚持文明发展的线性史观，即现代一定是优于传统的，因此所有的传统文化应当被现代文化所替代。然而学界需要意识到的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很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作用，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地运行在一起，比如中医和各种民族风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可以发展弘扬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既不陷入一切皆为文化帝国主义侵入的敏感之中，也不全盘接受所谓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文化产品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前，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就悄然发生，且其中的多元主体、多元文化、多元民族是流动变化的。古丝绸之路串联起欧亚大陆，连接了古代世界上多样的伟大文明，在历史上见证了诸如伊斯兰化和西伯利亚突厥（萨哈、哈卡斯）蒙古化等多次跨文化融合的实例。考古学的重要理论也显示了这片区域在历史上存在着种族组织和语言组织的交流融合（Waugh，2010），研究当代跨文化传播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者需要超越线性史观的叙事思路，对文明随时间的推演与社会形态进化的认知与想象抱着怀疑的态度，以串联起传统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史观追寻古老的东方文化意涵，才能真正构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宏大图景。
（三）本土与全球的关系
与时间维度上的文明进化论相对应，西方现代性框架下的另一盛行思想是空间维度上的文明传播论。进化论以进步为尺度，在实践中排列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传播论则以东西方为格局，在空间中对不同国家文明类型进行分类（周宁，2006：798）。两者的实质依旧遵循着“中心-边缘”的思潮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但需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在空间版图上远跨越了这种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想象，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对话需要重新认识本土与全球的动态关系。
李希光（2016）从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层面提出讲好“一带一路”新文明故事等于重塑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的观点。“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置于印度洋国家与中亚国家的新视角下，将陆路思维拉到与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海洋思维并驾齐驱的高度，开始以印度洋和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的地缘关系。在此视角之下，“一带一路”人类新文明将是由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印度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圈和文化带。
在现有的国外学界“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涌现了波兰、芬兰、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拉维共和国等非主流西方国家学者的智慧，他们集中针对中亚、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开展了实证考察和历史回顾，指出这些中间场域的重要研究价值。有学者就曾指出指出伊朗是古丝绸之路上联结东西方文明的关键节点，虽然两国在文化和历史上具有诸多渊源，但从民心相通的角度看中国与伊朗之间文化交流的现状却并不频繁（Shariatinia & Azizi，2017）。在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文明交融的生态网络中，国内跨文化传播学者一方面应当拓展视野疆域，对全球空间场与沿线的关键地区（如阿拉伯海沿岸、南亚地区）作具象、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需要捕捉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的兴趣，在进行实地调研、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些特殊地区的精神文化资源的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学者的对话完成“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学术圈的分层建构。
（四）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
现阶段，国内学界跨文化传播研究集中在碎片化、实证性的表层讨论，甚至出现糅合文化交往与经济建设的战略思维陷阱；而国外学界出于政策研究的目的，以功利主义的视角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进行审视，进而会忽视精神交往的共通性。事实上，近年来，整个跨文化传播学科研究都呈现出了偏程式化、实证化的倾向。而本文认为，恰恰是由于目前国内外部分学者都过分看重“一带一路”在物质交往层面的意义，忽略了对精神交往层面的讨论，才导致双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开展都未能跳出民主社会与民族国家的边界，陷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由工具理性吞噬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进而加剧冲突与矛盾，失去了对话的可能（苏婧，2018）。
正是看到了工具理性的盛行对学科研究发展的桎梏，有国内学者联结历史学与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对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从形而上到形而下、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传播动态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鲜明地点出海上丝绸之路既包含了贸易、战争的等物质交往的层面，亦囊括了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交往的层面，其中人既是交往的主体、也是交往的媒介（毛章清，郑学檬，201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古至今，“一带一路”本身就是记录了人类跨文化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复杂体，对其跨文化传播生态的研究不能自动割裂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更不能陷入精神交往从属于物质交往的逻辑误区。本研究认为，未来的“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更应当呼唤价值观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回归，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问题与视域边界，促成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并重的文明对话。
五
总结
本文通过对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全面地审视，提出了推进中外学术对话、构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核心命题。为此，学界需谨慎且全面地审视现阶段双方从研究取向层面的表征错位到价值形态层面的深层错位，并建立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真正的主体意识。换言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新语境研究应首先对现存的跨文化传播学术价值观进行“拨乱反正”，对“你”与“我”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颠覆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文明演进假设，处理好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关系，致力于对相对宏观的、历时的、群体层面上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及其与各种社会结构的互动、互建进行描述与分析，拓展研究的深度、广度与视角。唯有此，方能呼应“一带一路”文化意涵中倡导的生活哲学与生存图景，从对跨国传播的讨论完成对跨文化传播的转向，以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超越静态时与空的跨学科演进，共同讲述有关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故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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