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从农村婚恋困境的社会基础、女性婚恋期待的逻辑变迁、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与个体策略三个维度，通过少数婚恋成功案例与多数婚恋困境案例的对比研究，探讨新时期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成因与逻辑，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李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婚恋期待:女性建构视角下
农村婚恋困境的解释进路
摘 要
学界关于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研究聚焦在婚姻圈层、区域困境等视角，多以男性为分析起点，较少关注到农村婚恋关系中的女性视角。研究发现，在性别比例失衡、本地婚姻圈层失效以及务工经济下婚姻市场挤压重塑的乡村背景下，农村男青年较为平庸的个体能力、无望的发展潜力均无法回应当下农村女青年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而较强的个人魅力体现、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细致的情感回馈则构成了对女性婚恋期待的有效回应。新时代农村女青年的婚恋期待由单纯的物质财富逐渐转变为对家庭发展、情感回馈的多重期待，这成为理解农村婚恋困境的又一进路。
关键词
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
女性建构；婚恋期待；乡村振兴
问题与进路
问题与进路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现代农村所面临的婚恋关系紧张程度比城市更为严峻，学者调查指出村庄普遍存在的庞大“光棍”群体需要引起重视。[1]一方面，婚恋关系作为组建家庭的基础，是构成农村社会基本单元的基础性因素，但日趋严重的婚恋困境持续降低农村家庭组建速率；另一方面，在仍然保留较为浓厚传统家族文化的村庄，传宗接代、子孙延绵仍然是村民主要人生意义所在，婚恋无力感不断催生村民焦虑感，这进一步激化了农村社会矛盾[2]，“越轨、违法”等影响村庄安定有序的社会风险时有显现[3]。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正式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并正式进入乡村振兴时代。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作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阻碍了农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类型与成因方面。部分学者将农村青年单身汉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指出婚姻支付能力不足是影响光棍形成的主要因素。[4]部分学者基于地域差异视角，认为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与代际支持依赖度共同构成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5]部分学者从区域流动视角切入，指出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同样是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的关键性因素。[6]
随着城镇化背景下打工经济的形成，以“80后”农村青年为主体的新一代婚恋主体经历了由打工经济带来的“婚恋革命”[7]，家庭贫困导致的代内剥削不再是农村“光棍”形成的主要因素[8]，地方婚姻圈层的打破与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农村男青年婚恋困难的底色，在此背景下婚恋技术主义与理性主义成为新时代农村青年婚恋的考虑因素[9]，而“求偶策略”则为农村青年单身汉提供了新的出路[10]。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农村地区因物质能力不足的“娶不起”逐渐减弱，能否“找得着”成为关键前提[11]，因此关于新时期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也须重新予以思考。
回顾既有研究，关于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成因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婚姻圈层[12]、区域挤压[13]、性别比例失衡，中观层面的婚姻支付、代内剥削[14]，微观层面的恋爱技巧与求偶策略及由此构成的婚姻挤压[15]，以及“排斥”视角下的解释研究[16]等方面，尚未能较好地回应新时期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难题。
一方面，在“男婚女嫁”的传统话语体系下，婚姻作为社会事件是以男方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如何通过显示家庭整体实力获得女方家庭认可是婚恋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崛起，女方虽然逐渐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可据此进行婚姻要价[17]，但仍被简单地视为婚恋成本的提高[18]，其所展现出来的女性视角尚未被有效回应；
再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二元流动，乡村青年女性大量进入城市务工，全新的城市环境使其不再局限于“男性附属”的传统思想，进而萌发出基于自我意识的婚恋期待。笔者认为，在由城乡二元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期，农村婚恋问题产生了新的变化与特点：一是农村婚恋不再是单纯的基于门当户对、物质基础的家庭事件，而是走向城乡一体下的男性与女性的个体行为；二是农村婚恋不仅仅是婚姻要价与物质供给的协商过程，而是走向包含情感回馈、恋爱体验在内的婚恋过程；三是婚恋中两性关系由强调男性支付能力转向以女性体验感为主导，女性对婚恋以及成婚的家庭期待成为其择偶的关键因素，而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二）理论进路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由二元走向一体化发展，传统社会父权主义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格局也经历了松动与重塑，女性地位由男性附属逐渐走向包括身体自由与精神自主在内的独立平等。女性婚恋意识与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展变化，呈现出由“建构女性”到“女性建构”的发展特点。[19]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指意识主体在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中建构外部认知，进而形成主体认知的发展完善。[20]作为社会主体行为变迁认知模式的解释框架，女性在面对社会环境变化时，其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主体认知因无法满足环境变迁所带来主观体验，进而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建构（other constructism），女性在经历反思（reflexivity）后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与希望，催生出关于女性意识的自我建构（self constructism）。
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中，现实女性主义在指责“男流社会理论”的同时，认为社会理论必须彻底反省其逻辑架构与理论基础并从女性视角去观察社会。[21]由此，建构主义视角下讨论农村婚恋困境问题，意指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农村女性社会地位与思想意识的变化，进而产生对婚恋的期待，这不仅隐含着女性从附庸地位到“半边天”的角色转变，而且意味着女性主义的思想解放（emancipation）与价值转变（value changing）。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农村婚恋呈现出因父权主义、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主体张力。[22]207一方面，随着性别比例与女性外流的加剧，女性在农村婚恋市场中已占据主导地位，具备婚姻要价与婚恋期待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引发女性流动分化，无论是留守农村或进城务工均经受着城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女性群体由此引发社会变动下的自我建构，突破传统父权结构下女性婚恋的附属性，进而形成独立的婚恋意识。[23]再一方面，现代女性主义的崛起并未引发村庄父权主义的消弭，“男婚女嫁”与“娶妻生子”的社会传统仍然占据主流，即使是进城务工亦“身在城市，根在农村”[24]，村庄社会以及部分男青年仍停留在以物质财富为婚恋支付手段的思想层面，而无视女性基于自主意识的期待与需求。这一社会结构形成了农村男青年婚恋供给与女性婚恋期待的偏差与张力，进而引发新形势下的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
研究认为，农村女青年在不断思想解放中产生的婚恋预期以及男性能够给予女性的物质、情感、职业发展、家庭保障等婚恋期待，可以归纳为以职业发展、物质获取为代表的家庭发展潜力以及以情感表达为代表的心理关怀、情感回馈等。除此之外，关于青年婚恋困境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由此，笔者尝试从农村婚恋困境的社会基础、女性婚恋期待的逻辑变迁、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与个体策略三个维度，通过少数婚恋成功案例与多数婚恋困境案例的对比研究，探讨新时期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成因与逻辑，用以论证除却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中观层面的物质基础外，女性视角下的婚恋期待同样是农村婚恋关系中的重要变量，需要引起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经验与背景
本文采用以驻村调查为主要方式的经验研究法，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中部地区城郊村为主要观察对象，辅以全国其他地区个案，以凸显新时期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特点、变化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一）经验样本
笔者及其调研团队于2020年12月7日至27日在鄂西北Y市（县级市）城郊G村开展了为期21天的驻村调研，并于2023年1月进行了个别回访，重点关注村庄及其周边地区的单身男青年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G村农业耕地被大范围征收并纳入建设规划区，在地理位置上完成了从农村向城镇社区的转变，村民生计模式也由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半工半耕，但因村落原貌整体保留，在村庄性质上仍然呈现出宗族性、半熟人社会等传统农业型村庄的特点。全村共70余户300余人，98%为同一姓氏。根据学术惯例和村庄共识，笔者将青年单身汉界定为25—35岁的单身男性，暂将中年离异单身、老年丧偶单身，以及因身体、精神残疾原因单身等排除在本文研究对象之外。
1.案例收集
调研团队以年龄、婚恋经历、务工收入、物质基础、个人性格为标准，共采集农村男青年案例12个①，见表1所示。
2.群体特点
在所采集的12个案例中，绝大多数没有婚恋经历，但仍有3个成功案例，为研究农村婚恋困境提供了对比视角，同时也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下农村单身男青年的群体特征。
一是婚恋焦虑低龄化。村中单身男青年的主要困境在于因无法正常开启“恋爱—结婚”的婚恋进程，进而产生“结婚无望”的自我预期，并在整个村庄形成“婚恋无力感”的焦虑氛围。
二是经济条件较好。在东部、中部城郊村中，婚姻支付不再是农村婚恋困境的主要制约因素。如G村村民大部分已脱离农业生产并转向城市务工，经济收入多在每月5000—10000元左右，婚姻支付能力普遍提高。村民在访谈中普遍表示：现在结婚最少要40万元，“但该结婚还是要结婚，我们多辛苦几年也能支付得起”。
三是社会交往能力较弱。在物质经济条件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农村男青年群体性格仍以“内向害羞”“安稳、不折腾”“老实肯干”为主要表现，人际网络较窄，交往能力不强。
（二）社会基础
与已有研究得到的结论类似，我们所调研的G村在由传统农业村庄迈向城镇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宏观层面的性别比例失衡、婚恋圈层瓦解、务工经济对婚姻市场的挤压和重塑等共性问题，并以此构成了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社会基础。
1.性别比例失衡与本地婚姻圈层失效
田野调查中，计划生育的历史原因以及同村不婚的村庄习俗，成为村民口中频率最高的婚恋困境解释。一方面，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第一胎为男孩则不允许再次生育，首胎为女孩则须在五年之后再次生育。由此，进行性别检验甚至丢弃女婴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同姓不婚”“同村不婚”的村庄习俗，催生出以县域社会亲戚介绍相亲为主要形式的婚恋圈层。但城镇化时代务工经济的到来，使县域婚姻圈层逐渐消散。如G村“光棍”问题虽然早已出现，但之前并未如此严重，2015年前后以“80后”为主体的男青年仍可以通过地域、年龄梯度差异进行婚恋，但随着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的兴起，女性得以进入城镇婚姻市场，物质条件较为丰富的城郊村逐渐丧失其地域优势。
2.务工经济下婚姻市场的挤压和重塑
随着务工经济的兴起，本地婚姻圈层的失效以及婚姻市场的重塑共同给农村男青年婚恋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一方面，农村青年集体性脱离地域限制和城乡二元分割进行跨区域流动。在婚恋地域梯度作用下，普通女性均可进入城市婚姻圈，而不再回到村庄；而男性基于“子承父业”的乡土情况形成了强烈的村庄面向，无法同女性一样投身城市婚恋市场。另一方面，城市的高额生活成本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男性的婚恋竞争力。婚姻缔结的基础是物质条件，是否具有支付城市生活的经济实力是其能否进入城市婚姻市场的关键，以劳动力供给为主要务工形式的农村青年男性无法与城市男性展开竞争。
正如29岁的GH所言：“没有想过要待在外面，上海的房子不可能买得起，我肯定要回来结婚，如果女孩是外地的，我也不可能跟她去外地。”（个案7）
与此同时，较少的教育经历和较低的学历使农村青年一代无法脱离继续打工的命运。虽然没有像父代一样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拼命挣钱，但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996”式的工作状态仍然是其常态，使其陷入没有精力社交、没有时间娱乐、没有空间接触异性的“情不由衷”与“身不由己”之中。[25]
基于此，G村男青年集体陷入婚恋困境，村庄充满“大家都找不到”的结婚无望感和“找不到算了”的集体自嘲。随之，农村男青年结婚难则成了村民的普遍共识，给农村家庭的正常繁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婚恋期待的逻辑变迁
社会结构和时代环境是女性形成婚恋意识的基础，还需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婚恋期待的具体表现，以透视女性婚恋期待的变迁过程。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史和国家现代化的三条主线与三个历史阶段。[26]据此，笔者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将农村社会发展划分为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至取消农业税费之前，以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代表的新时期三个阶段。
（一）家族合力——改革开放之前
费孝通认为，传统社会的婚姻并不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私事，而是维持人类社会必需的生育功能和抚育功能的制度，既满足男女双方的性需求和家族种族繁衍保障的任务，又体现为一种生育制度。[27]99-132传统时期的社会基础以家族伦理为底色，女性择偶标准主要以门当户对为主。
如村民所讲：“听我婆婆（已去世）讲，那个时候都是父母说了算，讲究门当户对，地主家接亲是用轿子，普通人家是牛拉木板车。”
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政治属性凸显，阶级出身、家庭成分等因素成为主要的婚恋期待。“那个年代讲阶级，大家都比较喜欢当兵的。”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决定婚配的主要方式，而家族实力、政治属性、阶级身份是迎合女性婚恋期待的主要回馈方式。
（二）劳动能力——改革开放之后
至取消农业税费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市场得以发展，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打工为辅的家计模式，“勤劳致富”成为主流社会氛围。这一时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获取家庭财富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农业税费对农民造成了负担，“我们那个时候地很难种，哪里像现在都可以全部机械化了，那个时候耕地都需要用牛拉人推，插秧、拔草、剔苗都靠人来做，收谷子也要没日没夜地干，整个下来都要个把月，把人累死哟。”
由此可见，体魄强健、老实能干是以通过物质基础保障给予女性“婚恋回馈”的最佳形式。根据徐安琪的量化研究，1987—1996年十年间，对伴侣健康和老实可靠的期待分别居第一和第三位。[28]“那个年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也不会吭声。”“哪有工夫生气呀，还得赶紧干活，打了就打了。”在这一阶段，虽然女性对更为富足的生活以及情感关爱产生了一些期待，但为社会环境所迫而选择了隐忍。
（三）发展潜力——乡村振兴新时期
进入以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代表的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农民不再专注于收益较低的农业生产，而是转向了收入更高的进城务工，农业生产在多数地区成为农民的副业。城镇化以及城市务工的社会经历促使女性择偶标准进一步变化，形成了以物质财富、情感回馈、发展潜力为代表的多元婚恋期待。女性不再过分纠结于男方家庭是否具有政治身份，也不仅仅停留在男方家庭是否能拿得出多少彩礼，而是转向学历、职业、身材样貌、事业前途等综合期待，以期在婚姻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家庭发展与生活感受。
正如为数不多的适龄女性所说：“虽然父母比较看中男方家庭，但如果他自己有能力，我们也是愿意的。”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有能力、有胆识、有魄力、敢打敢拼所体现出的个人和家庭发展潜力，逐渐成为更能迎合女性婚恋期待的核心变量。显然，在以“创新”“创造”为主流思想的当下，仅仅有房有车并不能有效破解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而更为充足的家庭发展潜力与情感关爱才是当下女性婚恋期待的有效供给。本文认为，在农村男青年尚未完成物质财富积累的起步期，女性更注重其对物质财富的获取能力和经济机会的创造能力，以此获得家庭发展的期待感；与此同时，女性自主意识逐渐提升使其更希望得到男青年的情感回馈。具体言之，当下女性婚恋期待表现为：男方通过物质财富获取能力，使女性获得物质充沛的安稳感和对未来的希望感；通过个人魅力、情感回馈能力，使女性获得精神层面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
通过对G村两个典型案例的具体描述，可折射出具体场域内农村男青年婚恋过程的具体困境。
（一）案例呈现
个案1：GH，1994年出生，抹灰匠。家中建有三层楼房，有价值20余万汽车一台，并准备在县城买房。其本人看起来又高又帅，但容易害羞，眼神经常躲闪，给人一种老实、肯干的感觉。工作方面，在广东抹灰，月工资6000至7000元（须还车贷5500元），仅留几百元生活费。情感方面，有过一次相亲经历，暂未谈过恋爱，希望尽快通过相亲结婚，“父母也很着急，但是催有什么用，催急了我就说自己不结婚了”。值得关注的是，其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美术学院的学生，从照片来看“肤白貌美”，但只通过语音联系，疑似陷入恋爱骗局。
个案2：WF，1995年出生，厨师兼保险业务员。家里建有三层楼房，能拿出中等水平彩礼。其本人身高约170cm，干净整洁，相貌中等。工作方面，经餐饮学校培训从事厨师工作。他表示厨师行业要经过学徒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的能力才能逐级提升，难度较大。情感方面，希望尽快相亲结婚，但无人介绍。他说初中上学时班上40个人中30个是男生，中专则是“和尚班”，而工作单位“都是老阿姨”。
值得注意的是，其本人对年轻女性充满偏见，认为“现在的女生太物质，彩礼要得很高，还要打麻将，很会花钱，养也养不起”。他认为农村男青年结不了婚是普遍现象，“90后现在特别难找女朋友，结婚的也很少，我表哥30多岁没有结婚，大家见面都不提结婚的事，免得尴尬”。在访谈结束时，还嘱咐调研人员给他介绍女朋友。
（二）物质回馈：婚恋互动的无效供给
在G村的田野经验中，村民一般采取提前准备的做法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婚恋困境，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由父母买房买车、积蓄彩礼、扩大相亲范围，以及男青年本人积极相亲、自主打工买车、利用网络社交等。一方面，代际责任促使父代未雨绸缪，乡土社会的底色赋予父代对子代的婚育责任，在婚恋压力不断增大的当下，父代抚育责任由养育扩大到帮儿子娶妻和育孙；另一方面，婚恋压力加大促进代际合力，随着以彩礼为代表的婚姻要价提升了婚恋成本，催生父代与子代合力进行婚恋储备，以此提升家庭经济支付能力。
如个案1中的GH，通过父母帮助提供首付，自己贷款购买20余万元越野车；又如1991年出生的GX，父母为其在武汉买了商品房，并在家里盖了新房（个案5）。随着社会转型与加速发展，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村女青年的婚恋期待不再停留在单纯意义的物质追求上，而是转向了对家庭发展潜力的期待。但男性家庭竭尽所能也无法突破现有社会基础实现更长远的家庭跃升。
（三）能力平庸：女性婚恋的无望期待
随着男女比例失衡、女性地域性外流等社会结构变迁，女性因其稀缺性成为婚姻市场的主导者。结合当代农村女青年以家庭发展潜力和情感回馈能力为代表的婚恋期待，G村青年单身汉呈现出较大的供给缺失。一方面，“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但他们更关注的学历、职业、事业心、发展前途、学识及能力等因素，实际上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能”。[28]
由此，女青年对物质财富的期待转化为对农村男青年学历、职业、发展前途等个人能力的追求，进而产生对发展可能性的预判。而很多G村男青年却体现出较低的学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以及较弱的社交能力，展现出“发展能力弱”的特点。另一方面，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造成农村男青年情感积累不足，村庄年轻一代在上学时期一般由祖父母照看，于乡镇寄宿制学校度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阶段，这使得年轻一代在上学时期缺乏情感交流、恋爱实践与情感互动的机会。生活环境、求学经历均在不同程度上缩小和削弱了农村男青年的交际圈与交往能力，呈现木讷本分的群体性格，无法有效回应当下的女性婚恋期待。
如个案1中GH通过网络交友结识美术学院女生的案例，其老实甚至羞涩的个性不但无助于获取婚恋资源，反而使其陷入上当受骗的风险之中。
个体依赖下的婚恋策略
在G村25—35岁年龄区间的男青年中，大部分没有过恋爱经历，这不仅引发了受访男青年对婚恋困境的焦虑，而且也成为其父母最为焦急的事情。因此，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到单身汉的形成机制上，希望通过成功案例与上述失败案例的鲜明对比，凸显个体依赖下破解婚恋困境的关键因素与有效途径。
（一）案例呈现
个案3：GM，1994年出生，经营烧烤摊，于2018年顺利结婚，并育有一女。其父母以务农为主，家中有三层楼房。本人性格很开朗，结婚前喜欢玩乐和接触新鲜事物，也经常和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共同出去玩。工作及人生经历方面，曾在武汉从事过酒店管理工作，业余期间喜欢交友娱乐，朋友圈和人脉较广。基于此，他从武汉购买了秘制酱料，经过3个月的反复试验、尝试、改良，经营起了烧烤摊，在朋友的光顾下生意日益兴隆，月均收入可达8000元左右。情感方面，其妻子是邻村经常一起玩的朋友，结婚时没有要彩礼。婚后，其妻在闲暇时经常打麻将，家庭幸福美满，生活充满希望。除此之外，其出生于1988年的哥哥暂未结婚，哥哥性格比较木讷，不爱与人说话，两兄弟性格和能力体现出鲜明的差异。
个案4：BZ，1995年出生，厨师，恋爱经历丰富。家庭条件较好，有三层楼房、汽车一台。工作方面，在武汉从事厨师行业，目前已经担任掌勺厨师职位，目标是当大厨、厨师长。“若想要做厨师长，不仅要有实力，有一支能够随时拉起来的队伍也很重要。”其职业规划感较强，给人以有本事的感觉。其本人形象气质较好，朋友多且交际较广。情感方面，有过七段感情经历，这与他的表哥（个案2）形成鲜明对比。他表示自己现在虽然单身，但是无须发愁。在恋爱关系中，他“会委屈自己，坚持主动给女生送苹果手机、化妆品等礼物”，哄女孩子开心。
（二）个体依赖：婚恋成功的关键
所在通过对婚恋成功者的观察与分析，可以总结出其所具有的共性：一是性格外向，为人大气，在与陌生人交流中更多显露出自信与坚韧，而非其他年轻人那般害羞、闪烁与紧张；二是社会关系网广泛，与G村多数单身男青年喜欢“宅在家里”相比，无论是案例中GM依靠朋友就可以做好烧烤生意的丰富个体资源，还是BZ试图打造一支能拉起来的队伍，助力其开展厨师事业的职业发展规划，都体现着婚恋成功者对于社交和关系网的认知和重视，这都为他们获取女性青睐奠定了基础。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以城郊村为代表的物质富足村庄男青年逐渐摆脱对普通家庭“有限度”的资源供给，转而依靠个人能力谋求事业发展，进而获得婚恋机会与婚姻成功。
一方面，自主实现较为充盈的职业发展潜力。如BZ在短时间内便从配菜员、案台做到了掌勺厨师，其职业前景给人以“有能力、有本事、潜力股”的感觉。另一方面，通过感情关爱体现出细致入微的情感回馈。当代青年女性对婚姻的期待已经不再是传宗接代和“过日子”，而是为了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情感需求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此，相比村庄男青年普遍存在的木讷、羞涩等个人情感特点，婚恋成功者拥有更为丰富细致的情感回馈，表现出对女青年的理解、关心与爱护，更符合女青年对男青年情感回应的期待与想象。而婚恋失败者对于个人魅力、女性情感视角的忽略则使女青年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感体验，如个案2中WF对女性的偏见以及对女性正常花销的负面评价，体现了其对女性情感期待的忽视与不解，进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情感回馈。
（三）期待回馈：女性视角的婚恋
对接正反案例表明，在社会结构、家庭环境、学历条件、形象气质、职业类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个案之间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婚恋发展。如果说村庄性质、男女比例、婚姻梯度与婚姻市场是造成G村“光棍”的结构性因素，那么个案3和个案4是如何突破现有社会结构，成为为数不多的成功者的？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当下，有限度的家庭物质财富已经无法满足农村女青年对婚恋的期待，而通过个体资源实现以职业发展、经济获取为代表的家庭发展可能以及通过个人情感回馈实现与新时期女性婚恋期待的有效对接，才是破解当下农村婚恋困境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家庭发展期待的有效回应。相比代际合力所形成的一次性婚姻支付，以职业发展、家庭发展为代表的物质财富获取能力更为重要，“彩礼”“轿车”等经济储备无法实现资源的扩展，更无法承载女性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就像购买潜力股一样，我们在乎的不是一时满足，而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情感回馈期待的细致回应。所谓情感回馈，不同于恋爱技巧，恋爱技巧侧重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人际交往能力获取女孩的好感，而情感回馈则体现为男青年对女性情感的正视、重视以及关心、关爱。
结论与讨论
社会发展规律与客观基础决定意识的存在。[29]35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已经从村庄相对封闭的空间抽离到包括城市在内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其行为准则、思想认识都随之产生了转变，不再局限于“男性附属”的传统思想，进而萌发出基于自我意识的婚恋期待。女性建构理论视域下，新时期农村女青年婚恋期待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点，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的变化。
一是由家庭合力转向个体依赖。农村场域内，在家庭合力无法实现整体跃升的背景下，女性婚恋期待不再拘泥于有限的家庭物质供给，而是转向了男青年个体发展潜力。二是由物质期待转向物质与情感多重期待。随着生活的日渐富足，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与家庭的次级劳动力，无须承受感情的压抑，其情感需求得以全面释放。
本文从女性情感期待的时代变迁入手，解读当下物质相对充沛地区乡村女青年的物质期待与情感期待，以此为切口提供理解乡村男青年婚恋困境的一个新视角。研究发现，可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发展潜力。农村男青年在获取物质财富时，在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素质和能力，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期体现为可以大量获得劳动产品的“老实、肯干”等素质，在城镇化时期则转变为敢想敢干、创新创造、职业发展能力，进而推动青年个人与家庭的同步发展。二是情感回馈能力。步入乡村振兴时代，随着物质财富的充足与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女性对情感回馈的需求逐渐脱离家庭生产而独立存续并不断提高，农村男青年须脱离老实木讷的精神内核，增强对女性情感的正视与关心，使女性得到平等、尊重、理解的情感回馈，进而产生足够的精神安全感和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作为农村青年，其不仅是实施乡村建设、投身乡村产业、维护乡村生态的主力军，而且是享受治理成效、体验产业致富，进而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载体。青年婚恋是事关保持村庄活力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事关农村稳定发展、繁衍生息的关键环节，更是事关乡村振兴战略依靠谁、为了谁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正视农村男青年婚恋困境，通过有效治理引导乡风文明建设，引导农村地区男青年以及乡村社会对女性观念的重视和理解，进而缓解这一难题，全面助力乡村建设与持续发展。
注释
1.本文主要以少数婚恋成功案例与多数婚恋困境案例的对比研究展开论证，因此采集少数已婚案例。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年龄范围设置为14—35周岁，故本文采集案例均以此为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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