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职业教育从农业社会的传统学徒制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学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职业教育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学生在掌握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之上，再来学习一些特定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进入劳动市场的就业能力和资格。而信息化时代，技术的科学化、理论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对从业者的职业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职业岗位变更的机会进一步加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业者需要具有更为全面扎实的知识基础、更广泛的教育学习机会、更强的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衔接和融合，就成为了时代的必然选择。2022年5月，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职普融通”。普职融通已经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教育体系优化的重要政策话语和改革方向。
普职融通的内涵解析
“融”最初的意思为“炊气上出也”，即煮食物的蒸气向上冒出。《新华字典》对“融”的解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固体受热变软或变为流体，可组词为融化；二是融合、调和，可组词为融洽、通融、水乳交融、融会贯通等；三是流通，组词为金融。“通”，“达也”，即“到达，通达”。《新华字典》中“通”的含义主要有四种：一是没有阻碍，可以穿过，能够达到，组词有：通行、四通八达、通车、通风等；二是传达，组词有通报、通信等；三是往来交接，组词有通商、互通情报等；四是普遍、全，组词有：通力合作、通盘计划等。基于字义，“融通”即有融合通达之意。基于这样的词义，“普职融通”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内涵。
（一）普职融合
“融合”意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普职融合”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为一体，在普通学校或职业学校一种办学机构内实现普职两类教育元素的有机结合。在话语表达上，有的用“普职融汇”，如介绍日本的综合高中是开创了“普职融汇”的新教育体制；有的用“普职渗透”，如1986年上海市徐汇区开展“高中阶段普职渗透多模式办学”的改革试验,或是以普通高中为主体，渗透职业技术教育，或是以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渗透普通高中课程；有的用“普职结合”，如四川省绵阳市在1990年代提出“普职结合”的教育改革方案，即结合普通教育实施职业技术教育，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技术的内容。
（二）普职沟通
“沟通”意思是使彼此相通。“普职沟通”就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两种独立的教育类型，普通教育机构和职业教育机构作为并行的办学主体，通过制度设计搭建横向互通之桥梁，实现两类教育要素之间的相互沟通。可以简单表述为普职两种教育类型在同一层次间的横向沟通。沟通的内容和载体包括学生、教师、课程、资源等教育要素，表现形式包括学生流动，教师、课程、设备设施等资源共建共享，学习成果互认等，沟通的根本目的在于拓宽学生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路径。
（三）普职衔接
“衔接”意为后一事物与前一事物相连接，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但在教育政策和制度语境下，应主要是时间层面的“前后”和层次间的“上下”连接。按照我国当前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国民教育体系结构，普职衔接主要表现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总体上，普职衔接可简单表述为普职两种教育类型在不同层次间的纵向连接。
倡导普职融通的前提是承认二者的区别和联系。2019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普通教育是实施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我国实施普通教育的机构为小学和中学，任务是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新生。但高等院校也实施普通教育，比如美国高度重视大学的普通教育，包括对全体大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人皆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分就业前和就业后两类。《职教法》第二条阐明，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从定义来看，职普两类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类教育的目标定位、教育内容以及与内容相适应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着明显区别，因而其师资队伍、设备设施保障等也有所不同。但是两类教育的受教育者都要成为合格劳动者，走向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这就使得两类教育在目标、内容、方法上必然发生紧密的联系，都要着眼于学生科学文化知识、职业态度与品格、实践能力等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就是黄炎培提出的“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而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1962年《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时，就将职业教育描述为“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某一职业领域做准备的一种手段；继续教育的一个方面”。2021年再次修订时仍保留了“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这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密切联系是结合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而这一共识是推进普职融通的重要认识和实践基础。
普职融通的价值导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自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若干重要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有关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表述都提及普职教育相互沟通的问题。而在新世纪以来几份重要政策文件中，更是直接阐明了两类教育沟通衔接的价值考量。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2017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实行普职融通，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显然，推动普职教育相互沟通，是通过为学生创造多次选择机会和多样化成才路径，满足人的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要，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推进普职融通的根本价值追求，是指引相关政策和教育改革实践的核心价值导向。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推进普职融通的指导理论和根本依据
马克思指出，现代生产必然要求“用那种把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人，来替代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主张退回手工业时代一个人可以完成产品所有加工环节的技术全面性状态，而是强调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的活动内容和方式、人的需要和能力得到全面丰富和发展，个人能够实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有机结合，在掌握劳动技能的同时，还懂得生产原理，这样的人就具备了根据需要变换劳动部门和社会职能的能力，突破了特定的活动范围，也就不再被迫固着于某一个职业、某一个岗位上，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将逐步被消除，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选择自己的活动领域、活动方式，并根据需要变换自己的活动和职能，因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发展是现代生产对人的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需要历史条件的，而现代生产在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客观要求的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得到解放”。其次，马克思认为现代生产技术的革命性逐渐使“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因而也为体力和智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统一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看成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第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支配时间。科技的高速发展与应用转化带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人们的劳动时间将逐步减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将逐步增加。“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不懈追求和指导方针
“就其实质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言，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人全面发展的经济前提。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980年5月，邓小平在书赠《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中，对全国青少年提出了要求：“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述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蕴含着深刻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了“三个紧密结合”，即“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到二〇三五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以物质丰富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
（三）推进普职融通是以促进人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教育价值观的回归，是党的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落实与践行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普职分轨的教育制度：普通教育以基础文化科学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主要帮助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职业教育以进入特定行业职业从业所需的态度、知识、技术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为进入或更好地就业以及转业做准备。随着两类教育体系的日渐发展与完备，二者泾渭分明的趋势日趋明显，产生了普通教育疏离职业、职业教育缺失文化的弊病，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人素养发展的片面化倾向。从普通教育层面看，在升学目标导向下，基础教育中智育被学校和家庭高度关注，德育、体育、美育、劳育被忽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重的情况普遍存在，学生的学习兴趣、实践能力、创新精神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培养，校内所学书本知识主要用于应对考试，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淡薄、机会匮乏。调查研究发现，初中生平均每天完成语文、数学两科作业需要2小时以上，有47.6%的重点初中二年级学生每天作业时间超过2小时，30.4%的重点高中二年级学生超过3小时。数据表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很多学生的作业量已经超出研究得出的最佳作业量阈限。学生课余时间被大量作业占据，挤占了社会交往、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等活动时间，制约了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率，小学生6.5%，初中生14.5%，高中生11.8%，而大学生为30%。由于课程设置中缺乏职业内容和职业指导的渗透，很多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茫然、盲从，缺乏对个人发展的理性规划，给未来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造成障碍。从职业教育层面看，因突出强调就业导向，强化课程与岗位无缝衔接和技能训练，职业院校学生的知识基础不断弱化，职业素养不断窄化，人文素养缺失，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有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工作及应变能力、组织协调和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的评价较低，而用人单位普遍认为这些能力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要。“大部分高职院校办学时间短、文化底蕴不足，对‘就业导向’有着片面的认识与强调，加之当前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着功利主义、技能至上的价值取向，一些高职院校单纯注重学生操作技能训练，片面强调专业技能培养，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获得某个职业所需要的实际知识和技能，而对于培养学生具有独立人格、健康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的人文教育重视不够，致使学生人文素质偏低、人文知识缺乏、人文精神淡薄”。可见，在两类教育系统中都存在普职分离的片面化、单向度发展的弊病。推进普职融通是要纠正这种偏差，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和要求，在优化普职两个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国民教育体系。
2021年5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决定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深刻回答了三个教育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怎样培养人——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谁培养人——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需要回归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重塑教育目标，变革教育方式，再造培养体系。
普职融通的制度路径
人是“一种制度里的公民”。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制度就是为了规范和协调人的行为和各种社会关系而构建起来的，正是各种社会制度将个体融入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制度是“连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最主要中介之一”。“制度的人为性、属人性、为人性，客观上要求制度的建构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改革与重构，从而使人的发展得到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制度改革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国家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推进普职融通是教育制度层面的改革、协调与重构。
（一）以机构重建优化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具有不同性质和任务的学校为主体而形成的体系，要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学校间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学制层面的改革可在两个层面切入。
一是优化双轨制设计，继续探索综合高中模式。我国的学制以双轨制为主，初中开始设立普职双轨，但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初中的办学规模已经大幅萎缩，根据教育部官网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职业初中只有9所，而在1997年有1469所。同时，在初中、高中阶段还存在一部分普职一体办学的情况，如在中等职业学校附设普通高中班、在普通高中附设中职班、在初中设立职教班等，另外还有少量综合高中试点。总体上属于普职分轨、泾渭分明的状态。特别是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初中后分流、高中阶段职普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制度安排后，初高中阶段职普隔离的状态便一直延续下来，导致前文所述的学生片面发展情况。为此，国家多次出台政策文件推动学校教育制度改革，鼓励探索综合高中模式。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而提出“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2014年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继续探索举办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的综合高中”；2017年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探索发展综合高中”；2022年12月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再次重申“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尽管在江苏等地综合高中试点出现了“定位偏颇、模式守旧、成效不彰等较为突出的问题”，但综合高中无论对于推动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还是促进职业教育学生多通道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制度变革意义。综合高中如能发展为一种独立形态的高中教育，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学校教育类型，并将刚性的初中后分流逐步过渡为柔性的高中段、渐次性分流，有利于厚植学生的文化基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利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的紧密衔接。
二是建立普职衔接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在其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年）》中将第4级称为“中等后非高等教育”，是为学习者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后计划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的一个教育层次。对于中职毕业生，可以通过这一级教育补习普通文化课程，通过这一高等教育预科教育为进入第5或6级做准备；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这一级教育学习职业类课程和职业技能，为就业或进入第5或6级教育做准备。这一级教育“具有过渡教育与补充教育的功能”，发挥着“教育转换”的作用，是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在实践中，这一级教育可以探索在普通高中、中高等职业院校举办。另外，根据德国的经验，升入培养技术工程师的专科高等学校的完全高中毕业生，因没有相应的专业基础，必须经过在企业进行半年时间的“预实习”才能入学，这种以企业为主体，通过校企合作实现普职衔接的模式是以“双元制”为基础的，也是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可以借鉴的。
（二）以要素融通丰富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包括人、财、物、信息、机构等要素，涵盖教育目的、内容、方法、活动、设施、环境、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普职融通制度和政策，就是要纠正单一化的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体系，通过二者相互渗透、沟通与合作，让两种教育体系的要素更加多样化，增加学生的学习机会、选择机会和发展方向。
首先，课程层面的融通。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活动课程的方式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让学生获得初步的职业认知和体验；其中的初中教育，因面临毕业后分流，可渗透一定比例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专业与就业方向，建立初步的职业生涯意识，为初中后选择做好准备。普通高中教育可借鉴北美综合高中模式，开发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以必修和选修的方式开设，可逐步优化学生完成相关课程的学分结构，引导学生逐步探索未来专业和职业生涯方向。普通高中要有意识地根据当地产业结构特点，结合当地产业优势，与行业企业、当地职业院校合作开发富有当地、本校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职业院校为中小学提供课程服务也是可以积极探索的方向。职业院校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和人文类课程建设，加强普通教育。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中普通教育逐步复兴和发展，日益增长的职业主义、专业主义倾向受到质疑和抵制。197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界定了什么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强调思考与写作能力、深度专业知识、认识宇宙与人类的方法、审美能力、道德识别与判断能力、知晓他国文化等。这对我国反思和优化职业院校课程结构体系很有启发。加强职业院校学生普通教育，既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基，也是为其在学习黄金时期创造更多选择机会。
其次，资源层面的融通。在普通中小学尚不具备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技术技能教育办学条件的情况下，亟需在区域内实现普职学校间资源共享共建，包括教学设备设施、师资力量、学习材料等。随着普职融通的推进，在课程结构优化、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相关的职业教育课程资源、设备设施、师资力量可以逐渐在普通中小学里沉淀下来，逐步形成各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
（三）以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教育管理制度
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建立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作机制，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是实现普职融通的关键运行机制。在长期分设的普职两类教育机构里，课程、师资、资源乃至空间的割裂等都是学生流动、课程互选的客观障碍，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将多种教育要素在普通学校、职业学校里建设完备是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性探索。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慕课平台等多样化线上课程资源平台不断完善，可以更为便利地支撑普职院校学生实现课程互选。支撑课程互选、普职融通真实发生的制度激励，就在于学生修课后的学分和相关资格认定。普通高中学校可探索建立学分制管理体系，如美国公立高中学生普遍修读职业类课程、至少获得一个学分，甚至有些学生还学习一些大学专业先修课程，其学分在入读大学或社区学院时予以认定，这样的学分制管理就能激励学生积极选修职业类课程，为后续普职教育衔接及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奠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普通教育课程，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考试评价环节获得学分认定，根据个人意愿转到普通教育轨道；而中职或高职阶段不同层次的专业课程学习，也可以通过学分认定，在升入职业类或学术类大学时作为优先条件和免修相关课程的依据。因此，学分制管理和学分互认机制是促进普职融通的重要制度支撑。此外，不断深化改革的招生考试制度也将为普职融通提供助力。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完善本科学校招收具有工作经历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办法”“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特点，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有助于保障中职生的公平升学权利，促进中职学生自由选择高等学校与专业，并将倒逼普通高中课程结构优化，促进普职教育渗透、普职教育衔接。这些招考制度改革举措将有力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为人的发展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畅通渠道。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而教育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当前的教育“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它的根本功能——使人成为‘人’。对教育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把教育当作培养‘某种人’的手段。这里所说的‘某种人’，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人”。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解放而设定的远大理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推进普职融通蕴含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也酝酿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变革，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来源 | 《职业技术教育》 2023年第4期
作者 | 马延伟（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
转自：“中国教科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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