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传播学论文，并从元宇宙、疫情与健康传播、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物质性、算法、平台劳动、媒介与空间、媒介文化、媒介记忆、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等十一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播学研究注重与来自跨学科的经典理论对话，并对“何为媒介”等基本问题持续反思；其次，研究者兼顾新现象与日常性议题，注重新旧问题、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传播学者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多元的行动者、更丰富的研究场景之上，使得学界对空间、物等研究对象的认识愈发深入和全面。
作者简介
《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依然、孙彤昕、陈宇恒、惠一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传播学论文，并从元宇宙、疫情与健康传播、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物质性、算法、平台劳动、媒介与空间、媒介文化、媒介记忆、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等十一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版图。
一
元宇宙：价值与忧虑
1992年，元宇宙（Metaverse）初现于美国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作者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构建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三维数字空间，现实世界中的人类通过分身（avatar）在其中生活（张洪忠，斗维红，任吴炯，2022）。历经30年沉寂后，在2021年，游戏公司Roblox与互联网公司Meta（曾用名“Facebook”，于2021年10月更名）采用该概念定义产品甚至定义自身，拉开了一场关于技术与未来的宏大想象剧目。
社会的发展赋予这一想象接入现实的野心与技术基础，也使得如今的元宇宙定义必然比30年前的文学化写意多出实在的技术元素参与：元宇宙是一个由具有强大记录能力和传输能力的媒介支撑的3D网络生态，用户远程登录其中后可以实现遥在，从而能如在网下世界一样在3D网络空间中进行各种交互活动（邓建国，2022）。该定义涉及的元宇宙的形态、功能、用户可实现的行为都可于已存在的互联网/通讯技术或游戏世界中找到对应。比如，周逵（2022）将美国林登实验室于2003年发行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第二人生》称为“初代元宇宙”，2012年的论文集《虚拟世界与元宇宙平台：新的传播与身份范式》（Virtual Worlds and Metaverse Platforms : New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Paradigms）中亦有大量以《第二人生》和多人互动游戏《魔兽世界》为案例的研究（胡泳，刘纯懿，2022a）。可见，“元宇宙”并不是突然涌现的新技术，而是人类思维发展与技术集合的产物（黄欣荣，曹贤平，2022）。
那么，元宇宙有何特殊价值？互联网已有强大的记录与传输能力，VR能够实现沉浸，游戏提供化身与交往空间，而元宇宙强调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增强。有学者提出，元宇宙代表了当下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极致状态，其实时性试图消除互联网传输信息的时空异步，复制现实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实现不同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融合与操作互通，并且可以一直稳定、持续存在（胡泳，刘纯懿，2022b），而不像手机等媒介在电量耗尽后便失去功能。可以看出，元宇宙的目的分为两步：先复制一个包含现实世界元素、关系、格局的孪生世界，再用这个世界协助、影响现实的运行。这一路径在数字资产管理领域和重视面授、在场经验的教育培训领域备受期待（刘永谋，2022；胡泳，刘纯懿，2022b；蔡苏，焦新月，宋伯钧，2022）。但对于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而言，上述描绘的一切似乎太过渺远，通过比较Meta公司对元宇宙理念的积极描绘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元宇宙的评价，研究者发现，人们嘲讽、拒斥产业对元宇宙价值的陈述，主动反思技术的效率与社会效益，忧虑技术对个人隐私与精神世界的侵蚀（许莹琪，董晨宇，202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热切呼唤元宇宙分身来处理现实事务，或许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精力和物理空间已经无法承担现实生产创造活动的繁重程度。
在此基础上，不少研究者表现出对元宇宙及其价值的隐忧。研究指出，元宇宙在形式与内容等多个层面上依赖着现实世界，而“平行”“孪生”等描述无不隐喻着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分割，这种“诞生于现实又独立于现实”的矛盾属性，既制造了让元宇宙成为“乌托邦”的浪漫设想（胡泳，刘纯懿，2022a），又催生了有关数据被资本利用、现实身体意义消失、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警惕忧思（胡泳，刘纯懿，2022a；彭兰，2022a；刘永谋，2022；张洪忠，斗维红，任吴炯，2022）。
总体看来，由于元宇宙的具体开发和维护方式尚待商榷，话语场域的扩张没有配合落地的应用场景和令人信服的治理机制，导致学界在探讨这一概念时，只能不断从过去与想象中汲取养料。此外，随着疫情结束，人们重回公共场所，微软、Meta等科技公司提供的居家办公等线上技术服务的重要性显著降低，微软旗下的主打VR体验的元宇宙社交软件AltSpaceVR等团队遭遇重创，硅谷科技巨头集体大裁员随之而来。从想象到现实的时间差如此短暂，或许值得追问的是：元宇宙热潮褪去后，它给学界留下了什么？
二
疫情与健康传播：
国家行动、社会建构与个体信息行为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第三年，与疫情信息相关的健康传播研究继续发展。其中，国家的在场和动员以及社会建构成为考察健康传播效果的重要视角。而个体的信息接触与分享行为依然是健康传播的主要关注点。疫情中的网络亲社会参与和在线社会支持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话题。
国家行动与国家话语日益被纳入到健康传播研究视野中。研究发现，国家力量对于乡村的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村干部上门讲解、“村村响”大喇叭、微信网格群、流动宣传车等是农村基层组织本地危机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大喇叭和微信网格群等新旧媒介、媒介动员与人际动员“共在”局面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其中大喇叭的乡村动员效果最为显著。村干部则在疫情防控中扮演“国家代理人”角色，借助新旧媒介或面对面讲解与村民互动，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钟新，陈婷，2022）。在公共卫生运动中，国家话语的力量不可小觑。在上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送瘟神”（去除血吸虫病）运动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家话语黏合了政治意识、科学知识、群体劳动、健康理性、公共诉求、生态需求这些结构性因素。“国家”在场给人们带来了爱国与健康的认知，且让“仪式性健康”在当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中被反复印证，“国家”由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健康主体（姜海，杨舒，2022）。
在社会层面，媒体和社会文化规范也对个体认知和态度发挥着建构性作用。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宣传动员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有效融合，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共识，激发起全民抗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了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杜智涛，罗湘莹，苏林森，2022）。国民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和社会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研究发现，个体接触时政新闻越频繁，其文化态度越传统、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主观意识形态自评越偏左，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越负面（高芳芳，刘于思，王来迪，2022）。
此外，以个体信息行为为对象的研究相当丰富。研究者首先从多个维度考察了健康信息本身的属性或特质如何影响个体的接触行为。比如，宫贺等人（2022）考察了科普网红和专家在科普信息说服上的差异，发现科普意见领袖的专业身份似乎不是公众在接受科普信息时的关注焦点。不过，虽然专业身份并未发挥启动效果，但是个体对信源和内容的可信度感知在两组实验中均显著地中介了传播效果的实现。因此，信源的“可信度”可通过内容的输出被感知。在说服效果上，科学家不必然优于草根用户，只有专业身份与专业内容相结合，才会最大化地增强科学传播效果。此外，健康信息内容还会通过影响情绪来改变个体的信息行为。具体而言，疫情信息主要采用的指导、后果与缓解三类框架会差异化地激活能量与紧张两种情绪唤醒机制。其中，能量唤醒能够促进公众的信息转发行为，而紧张唤醒则会显著激发公众通过原创发言进行情绪分享的意愿（黄河，刘琳琳，杨小涵，2022）。
同时，谣言和虚假信息研究聚焦信息真实性与个体接触行为之间的关系。整体看来，社交媒体中流行的虚假资讯会使人们对新冠疫情产生错误的认知、形成抵制疫苗的态度并阻碍其学习相关知识。不过，媒体资讯资源越丰富的地区，人们对虚假信息的接触和分享越少，受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也越低（魏然，郭靖，王赛，黄懿慧，2022）。在食品安全话题上，个体的虚假信息接触正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感知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其中，健康信息素养低的用户的感知威胁受虚假信息接触的影响更大（潘文静，孙纪开，方洁，2022）。此外，有学者关注专业媒体机构的谣言治理行动。研究表明，辟谣信息可信度在遏制谣言信息的二次传播和促进辟谣信息传播两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提高辟谣信息的可信度，应作为辟谣工作和谣言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另外，提高社交媒体用户在谣言修正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力（如媒介素养）也是提升辟谣效果的有效方法（谢新洲，胡宏超，2022）。
除了信息接触，信息获取也是个体身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信息行为。结合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从社交媒体获得大量信息以后，会从集体需求出发，遵守特殊时期的行为规范（刘毅，姜晓源，邵静怡，2022）。不过，疫情话题下网络亲社会参与相关的研究结果似乎与上述结论相悖。网络亲社会参与指个人通过发布、转发、评论等多种方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时，采取的那些能够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的友好、积极行为，主要有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三类（黄丽娜，2022）。吴小坤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在疫情常态化的中国社会，公众对疫情城市的境遇、对其中所涉及个体的态度表现出了社会冷漠。在弱势群体中，群体内的在线社会支持可能更为显著。晏青、刘钰（2022）发现，抑郁症群体背靠微博的弱关系属性，形成了广而分散的社会联系，大大丰富了传统的社会支持来源。其中，情感互动而非信息共享成为该群体实现社会支持的主要方式。技术赋权下的“能动性”可被演化成用户在社区内互动的“社会资本”，不断激励弱势群体从“他助”的被动境地走向“自助”的积极作为。不过也应看到，该群体所面临的关怀成本、错失恐惧和认可焦虑带来的数字压力（佘文斌，张倩倩，2022）。
三
传播思想史：理论旅行与边界工作
“社会学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卡茨（Elihu Katz）晚年的这一声感慨依然在今天回荡。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更多的是为了在重估路径的基础上辨认传播研究发展的起点。其中，一种回应直接将“功能主义”放置在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研究发现，转折的关键节点在于赖特（Charles Wright）与卡茨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思想的再加工。在此过程中，赖特几乎将所有新兴传播研究理论或假说纳入“大众传播功能分析”，却同时将其窄化为抽离社会结构框架的行为后果研究，无视了两位老师的“集体意识”连接内涵与对切分传播行为的危险警告。而卡茨虽寄望于“功能主义”的标签或可帮助传播研究克服短期效果研究的缺陷，但却也推动了“功能主义”语意的固化（展宁，周晨静，2022）。另一种回应则着眼于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李红涛、黄顺铭（2022）试图按时间节点（1940-1960年代、1970-80年代以及当代）梳理出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三套知识谱系。他们认为，三套知识谱系在话语实践层面有一脉相承之处，即都将媒介作为重要论题。他们提出，在媒介社会学内部，除了“媒介”之外还需要有更多“学术通道”，在其外部，社会学也要将“媒介化”进程作为一般的问题意识来纳入。姚文苑、胡翼青（2022）则指出，前两套的话语实践者都是社会学家，不具备媒介研究或传播学的视角，而第三套“当代媒介社会学”话语实践中对“社会学敏感性”的体认又有过度化约技术的影响之嫌，将其称为媒介社会学还有待商榷。他们进而提出，只有在媒介因社会而成其为媒介，社会也因媒介成其为社会的语境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原作者对此回应道，姚、胡的出发点是以传播学为本位的、“去历史化”的，而他们坚持媒介社会学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应放置在学科间动态互动的“连续统”视角中加以考察，而不是把媒介化理论当作单一不变的入射角（黄顺铭，李红涛，2022）。
除了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相当一部分研究深入回顾并反思了一些重要学者的理论生成过程及观点，尤其关注它们与中国的关联。盛阳、王宇琦（2022）的研究强调了中国的历史角色对生成西方批判传播思想的意义。通过考察“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这一经典事件，作者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念对斯迈思反思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启发是结构性的，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其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甚至推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同样，袁光锋、刘朝璞（2022）认为，《乌合之众》在中国的两次理论旅行也具有深刻影响，并都与“群众”的兴起有关。对比发现，与民国时期不同，2000年以后，勒庞的学说频繁出现在“网民素质”“舆论引导”“净网”等治理话语中，群众心理学与网络技术两种框架被结合起来。
此外，近年来对港台地区传播研究建制的寻访，进一步更新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知识社会史视野。香港既作为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问大陆的“桥头堡”，便将香港、大陆与北美传播学联系了起来。有研究追踪了1965-1982年香港传播研究起源的关键人物、机构、事件，发现在东西方冷战、香港本土发展诉求的双重影响下，香港传播研究既继承了美式发展主义，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探索（方晓恬，王洪喆，2022）。而冷战初期的中国台湾则处于美国政府、国民党当局、大陆及亚洲等地的政治经济情势变化的震荡之中，以政大为中心的台湾新闻传播研究与教育的建制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展（1954-1965年）。研究者发现，前身为“党校”的政大在新闻系招收近半东南亚“侨生”之举动，一方面使得国民党当局增强对大学体制的控制，以取得美援；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它试图以此在亚洲建立“自由世界”之窗的形象，以强化权力的正当性（黄国富，2022）。
四
重新理解媒介
“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Kittler,1999：xxxix）。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这句警句式断言突破了其所在时代理解媒介的方式，也不断指引着后来的研究者反思“什么是媒介与媒介性”等最基础的问题。近年来，诸多学者批判式地回顾了传播学中的媒介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援引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特勒和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等人的理论，指出媒介在历史长河中绝不仅扮演单纯的技术载体角色，而是开启历史变革的核心动力。
黄旦（2022a，2022b）认为，要从媒介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探讨单个的媒介形式，来理解媒介。“媒介角度”意味着认识到媒介有“媒”有“介”，是“媒-介”的互动，是一种“交转”，它开启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在做媒介与历史研究时，当下的研究者应该转换视野，避免那种旧的、将媒介看作技术工具的“器具视角”，而采纳更开阔的、将技术理解为媒介的“媒介视角”。循此思路，戴宇辰（2022）从伽利略的望远镜观测事件入手，尝试借由透明性的三个依次递进的维度（即质料透明性、知觉透明性和媒介性透明性）说明媒介在历史转型中的作用。他认为，媒介是其在特定历史境遇中所中介的“媒介-事件”（media-event），事件通过媒介得以传播，而媒介也在此过程中具象化和传播了自身。因此，重新理解媒介的一个重要面向便在于把捉媒介的历史效应。
胡翼青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则深入地讨论了“媒介性”问题，这也是对媒介本体论的集中探讨。在他们的论述中，媒介性被进一步划分为可供性、可见性、具身性、生成性四部分内容，且四个部分的内容呈现出高度的内部对话特征。就可供性而言，胡翼青、马新瑶（2022）指出，无论是功能主义路径还是文化研究都将可供性等同于属性、功能、可能性或特性。但是，要想抓住可供性概念的理论价值，不应仅将其视作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应该从本体论层面思考其价值。要言之，物只有当其实现媒介的可供性时（以“将不同元素组合在一起，并将其转化为媒介”的方式）才成其为媒介。媒介的生成，便是可供性的实现。在此基础上，胡翼青、王沐之（2022）阐述了可供性与可见性的关系，他们认为可见性是可供性的最终呈现方式。一方面，没有可见性，可供性则无法被呈现或实现；另一方面，可见性的显现必将意味着可见性之外的可供性的遮蔽。比如当我们看到信息传递的效果和功能，媒介建构社会秩序的“自我显现”就会被遮蔽。因此，可见性的生成依赖的是媒介，即是“媒介之眼”在“看”而非主体的“心灵之眼”在“看”。就具身性而言，胡翼青、赵婷婷（2022）首先概括了当下具身关系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关注在场与缺席、具身与离身等二元范畴，另一条路径则看到媒介在连接人与世界时的消失和隐退。作者认为前者没有突破将世界作为客体进行对象化反思的主客二元论藩篱，沿着第二条路径才更有可能走出身体概念的框定，进而生产出更具理论阐释力的媒介具身性思考。通过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唐·伊德（Don Ihd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克莱默尔等人的对话，作者强调了媒介具身性意味着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转换，即媒介在提供可见内容的同时隐匿自身，以不可见状态他律着其他社会场域并组织起社会的时空秩序。无疑，上述这些关于媒介性的讨论表明，媒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那么，媒介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行动力？借助麦克卢汉、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和基特勒等人的思想，胡翼青、谌知翼（2022）给出的答案是媒介的生成性，它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通过生成性视角，作者试图彻底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体二元论，强调媒介并非人或技术（物）的某种固有属性或本质特征，而是一系列关系活动的起点，是带来组合与驱力的未知变量。
此外，物质性议题依然是媒介理论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之一。与既往物质性研究的关注点不同，研究者对当下物质性研究出现的一种“只看到物质而忽视内容本身”的倾向进行了反思。易前良（2022）梳理媒介研究的兴起，归纳出媒介具有二元性，即象征性和物质性，这二者是人类意向与技术物同源共存的连续统一体，须臾不可分离。胡翼青、姚文苑（2022）的研究则后撤一步，首先反思内容在媒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物质之间存在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重物质、轻内容”的趋势恐怕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内容与物质并非截然对立，而是通过“界面”纠缠共生。正是在界面的邀约之下，人才能与内容、物质产生关联，完成意义的交流和共享。更重要的是，内容还赋予媒介以内在的时间性。在使用媒介（如电影、电视、短视频软件）时，人经由界面卷入一个丰富的表征世界，暂时脱嵌于媒介外部的现实时空。这一过程正好成就了内容之于媒介的独特性。
五
数据基础设施的倒置和媒介物的显现
近年来，庞大的数据基础设施和精巧的媒介物愈发成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方面，媒介技术产生的“震惊效果”导致了基础设施倒置，原来隐而不显的媒介基础设施被突显出来（刘海龙，2022）。另一方面，诸如电脑、手机屏幕等媒介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逐渐显现。
“数据基础设施”是指连接前端应用软件和后端硬件设施的中介（马中红，胡良益，2022）。它以其自身的逻辑发挥着结构性力量。例如，作为物流行业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电子快递单格式化的物质形态背后是数字化快递业在信息规模、处理速度、处理方式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其物质逻辑不仅以节点叙事再现了快递的时空轨迹、隐喻了快递业的组织方式，还通过“数字监督”“数字协作”与“数字等待”中介着人们的生产实践、具身体验与加速期待（黄顺铭，李晓昱，2022）。
健康码也可被视作一个典型现象。首先，它形塑了各地健康码信息共享、互认通用的方式，影响了健康码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实现规模化的能力。此外，它加速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政府管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相关的实践进行重新划分（李梦颖，2022）。然而，健康码在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数字化的同时，也作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决断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制造着“主体”与“例外”的区分，进而强化了社会的权力间距（张磊，于磊，2022）。这说明，虽然数据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不断同人与应用软件构成的技术环境展开互动，分别为多元主体提供技术可供性，不过，由于平台技术可供性的生成和进化建立在用户、软件和数据基础设施形成的动态关系之上，且标志着关系变化的数据流潜藏于不可见之处，故数据基础设施的技术可供性是一种立足于动态环境中的隐蔽可供性（马中红，胡良益，2022），其运行结果也往往不能被彻底把握。
物质性视角下，电脑之于互联网文化的意义得以彰显。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脑的物理可见性虽然在逐渐弱化、趋于隐身，但其蕴含的文化可见性却在增强。具体而言，电脑的普及于时空维度造成了“附近的消失”以及空间感的重构，于权力维度则因其取消了总体性的内容消费，而无法像传统媒介那样营造清晰的“国家”甚至“家”的总体性叙事，进而促使我国互联网文化治理转向以媒介物治理为中心（曹小杰，2022）。此外，手机屏幕的技术逻辑也深入到用户的媒介实践中，人与界面的关系催生出丰富多彩的媒介实践。一方面，手机屏幕以“切换”“延伸”“嵌入”的方式，实现了二维平面之下的复合空间建构，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具身操演的舞台和技术剧本。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主屏幕管理这一媒介实践，用户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数字日常生活，将屏幕挪用为自我表达和情感寄托的数字画框、实现理想自我的数字镜子以及走向广阔社会关系的数字窗户（张磊，孙晗，2022）。
同时，数码物作为媒介物的一种，其背后隐藏的物质逻辑也受到学者关注。所谓“电子包浆”，即在
表面充斥的以小像素、低分辨率、大量叠加水印（被多次转发）为特征的低画质痕迹。表面上看，电子包浆的存在似乎戳穿了一个关于数码物的自相矛盾的神话：数码物是永恒不灭的比特。但本质上，电子包浆所体现的数码物之间的差异，是由平台算法、
流通过程、手机操作系统所造成的代码组合的差异，并无时间性的痕迹。因此，数码物之间的同异本质上只是一个尺度问题，即观察尺度的差异决定了物之间的差异。而实体物与其数字化之后的再生数码物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尺度意义上的差异（章戈浩，章倩砺，2022）。
可以说，从物质性的视角重新理解媒介，打开了传播研究的视野，让我们不必拘泥于内容型媒介，广泛探索基础设施、媒介物、数码物的逻辑同人类传播实践构成的动态关系。然而，如何确保人类中心主义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必要的张力、结合中国的地方知识考察媒介物，仍是未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刘海龙，2022）。
六
数据化生存中的算法与算法抵抗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逐步包揽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交织，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意义上的由“比特”构成的世界逐步进化为由数据构成的世界，使得人的生存方式从“数字化生存”深化为“数据化生存”。在此过程中，人经历了全息数据化——人的“画像”、身体、位置、行为、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乃至思维方式都被全面数据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人的身体存在方式，改变了人与自我的关系，还拓展了人与他人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彭兰，2022b）。
这种变化之所以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量数据一直处于被读解、运用的状态。正是通过算法，数据或特定的数据结构才能被用于执行各种任务。有研究者认为，在算法日益渗透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如何认识和理解算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媒介素养。不同于既往算法研究聚焦于人们对算法运作的感知、情感和想象，陈奕君、崔迪（2022）将算法知识视作特定技术领域的事实性信息，从效果角度考察不同个体对算法技术的理解。经验研究显示，不同教育程度的群组之间存在算法知识沟。新闻媒体的相关知识普及和个人积极卷入都会影响人的算法知识。有趣的是，用户在遭遇平台各种“意外”和“尴尬”的内容后，其主动反思出错原因、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行为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其算法知识水平，还能够弥合高低教育群组间算法知识的差异。
在具体使用场景中，算法已经成为数字平台的基础性技术架构，具有影响公共议题、事件、人物的可见性的能力。从算法自身的偏见来看，以“颜值评估”算法为例，研究显示，该算法更推崇“瘦、白、幼”的片面审美观，而“人脸美化”算法则进一步将这种偏好付诸自动化的美学实践。这一过程可能对人类审美行为产生个性化规训的效果（陈昌凤，师文，2022）。对AI开发者的研究部分说明了开发者群体对算法训练、人工训练数据、数据使用边界等对象认识不足可能触发的算法偏见等后果（高泽晋，2022）。从算法产生的效应来看，不同平台可能会因算法作用聚结着内部关注点相似的“注意社群”（attentive community），从而形塑差异化的舆论或信息茧房。一项关于微博平台的研究强调，信息茧房内聚着相似的情感“温度”。随着信息茧房程度加深，偏向羡慕、惊喜、安心、振奋等正面的情感处于平台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个体不仅陷于有限的信息世界中，也束缚在平台用户共通的情感偏向之中（徐翔，董洁芸，2022）。在信息茧房和情感茧房的双重桎梏下，许多议题及其多样的情感侧面可能难以被用户捕捉到。周葆华（2022）提出“可见性正义”（visibility justice）概念，呼吁相关行动者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促进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以此让身处弱势的社会行动者得以发声。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平台算法左右信息可见性的能力。在这一话题下，社交机器人也业已成长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武沛颍、陈昌凤（2022）对Twitter平台上抓取的近5万条与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事件相关推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有近四分之一与冬奥相关的推文都由机器人生产，且机器人用户倾向于关注冬奥相关的负面话题。更重要的是，人类与机器人的议程网络显著相关，这或许说明社交机器人已具备操纵舆论的能力。赵蓓（2022）的研究对象与上述研究相同，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社交机器人的叙事与立场偏向。研究发现，对比人类叙事，社交机器人更倾向呈现与主办国相关的主题（如开闭幕式、吉祥物、奥运村等），这些主题显示出社交机器人立场的双重性，即一方面通过发布赛事相关信息表达对北京冬奥的积极或中立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放大争议、制造政治冲突等方式将北京冬奥引向负面讨论。随着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形式愈加多样化，学界或应更多关注民众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真实信息等问题（赵蓓，张洪忠，任吴炯，张一潇，刘绍强，2022）。
在算法秩序的另一头，是被窥探的用户。然而，当既定秩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对用户造成负面体验或者给用户造成隐私困扰时，后者便会发挥能动性，积极创造抵抗的战术。比如，用户可能搭配使用“获得式战术”和“防御式战术”来抵抗算法。获得式战术主要被用于以娱乐消遣为主的内容消费语境下，通过短期性的数据干扰和归类，用户试图借此即时有效地优化算法服务。而防御使战术则长期贯穿个体使用移动媒体的全过程，用户将数据隐藏和阻断内化为个人习惯，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算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洪杰文，陈嵘伟，2022）。此外，不同群体的算法抵抗策略根据具体情境而变化。对于农村青少年这一特定群体而言，感知自由威胁、算法素养和同伴影响显著增强其算法抵抗意图，而孤独感、对算法机制的依赖心理则会削弱其意图。此外，媒介使用时间和年龄也会影响青少年的算法抵抗路径（陈阳，吕行，2022）。张萌（2022）的研究虽然也总结出如下战术：对算法产品的空间隔绝、对算法规则的自我重组、对算法规则的主动嵌入、对算法逻辑的反向规训与控制，但是，作者认为，对于算法社会中的受众而言，这种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很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和链接。这种“抵抗即参与”的境遇反而凸显出受众面对算法的无力感。
七
迈向纵深的数字劳动：
隐秘的劳动控制与多元的主体异化
随着平台经济的井喷式发展，“泰勒制”（Taylorism）被广泛应用于基于互联网媒介平台的数字经济中，资本对不同层次的数字劳工施加的劳动控制及其伴生的劳动主体异化成为学界的主要关注点。其中，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仍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物质性视角的加入丰富了学界对互联网语境下平台劳动议题的理解。研究认为，平台经由智能手机、移动电池和智能算法所形成的三种人—物网络的中介，铭刻骑手的流动轨迹、生产灵活且持续的即刻劳动并层级化地管理骑手。这三种类型的物质网络及其物质逻辑，使数字劳动的平台规训得以系统化、客观化并更加隐蔽，这进一步模糊和淡化了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权责关系。不过，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也会为中介劳动组织和骑手所利用，形成算法协商与技术盗猎的“逆平台规训”实践。从长远来看，这两种逆规训策略的存在维系了数字劳动物质网络的再生产（束开荣，2022）。
同样，自由撰稿人作为灵活就业者，也深受平台“数据逻辑”的控制。具体来说，平台通过“计件制”“计档制”与“计流量制”对撰稿人开展隐秘的数值控制，并营造出一种“公平感知”，激励他们主动为平台带来流量。对流量的追求使得撰稿人看似自由的工作时间被资方控制，时刻追赶着从“领题”“报题”到“赶稿”的时间节奏。有趣的是，在上述两种劳动控制机制背后，真正让撰稿人自愿加入“赶稿游戏”之中的实则是“自己做老板”的命运自主理念（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这种弹性的灵活雇佣关系免去了平台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障的义务，让撰稿人在自我规训中被虚幻的“自由”所把控，成为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韩炳哲，2010/2019：14）。而这种把“自由”当作控制手段的“老板游戏”普遍存在于“非物质劳动”与“非正式用工”领域，为数字经济所利用（刘战伟，刘蒙之，李嫒嫒，2022）。
新兴职业领域也愈发卷入平台逻辑。研究认为，电竞主播和移动游戏陪练的游戏过程因平台经济的裹挟而变得“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任桐，姚建华，2022）。具体而言，平台经济奉行的“流量至上”的“数据逻辑”使得原本充满娱乐和技巧性的游戏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的直播数据与对局数据。久而久之，电竞直播被“降格”为一种同质、枯燥的“数据劳动”，一种“丧失游戏性之游戏”。不过，电竞主播会通过停播或跳槽、二次创作、多平台投放以及和运营人员结成“趣缘共同体”等方式来抵抗“数据逻辑”造成的异化（任桐，姚建华，2022）。不过，这种抵抗的有效性往往是可疑的。例如，为了给客户带来良好的游戏体验，移动游戏陪练常常需要进行一定的表演和自我展示，这一过程导致“主我”与“客我”的分离（燕道成，蒋青桃，陈蓉，2022）。整体而言，平台的“数据逻辑”不仅使得游戏陪练失去主体意识，而且造成了劳动者的自我景观异化。
除了非正式就业，专业新闻机构也深受影响，市场话语的侵蚀使得其文化权威和自主性受损。具体而言，新闻组织、部门与记者之间，从下到上形成层层嵌套的流量锦标赛竞争机制，共同构成新闻业的流量文化（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2）。这使得新闻从业者异化为去专业化的“流量劳工”，新闻生产的价值逻辑也被流量指标塑造的意识形态文化所遮蔽。而新闻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本质上依然无法抵抗“流量至上”的行业意识形态文化制造的同意和劳动困境（余沐芩，宋素红，2022）。
在该领域，一个之前受到较少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乡村社会与平台经济之间的互动。沙垚、李倩楠（2022）研究发现，虽然乡村主播也在从事数字劳动，且其劳动呈现出一定的异化特征。但地方政府、地方性小资本与乡土社会在平台资本的外部压力下重新团结起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赢结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在抵制平台垄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八
多重空间中的互动关系：
多元行动者间的互嵌、异化与建构
近年来，传播学视角下的空间研究回应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笔下多重空间的互动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三个在过往被分别认知的领域逐渐交织、重叠（Levebvre，1974/1991：14），三者应被统合进一个理论统一体（Levebvre，1974/1991：11）。受此启发，媒介与物质空间成为传播学空间实证研究的两个锚点，同时也决定了研究对象的本地化取向——媒介如数字地图、广播电台、外卖平台、人的身体，空间如公园相亲角、我们所处的家庭、社区和城市等。
虽然不同媒介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关系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单一媒介及其创造的空间对物质空间的影响，由此体现媒介与物质空间频繁而紧密的互嵌共生关系（孙玮，2022）。在电子导航地图上，一方面，现实中的场景被重新安置和表达，物质空间得以再现（刘钰潭，2022；秦兰珺，2022）。另一方面，通过语音播报，一个崭新信息空间被搭建起来，它不仅能够实时反映路况，还具备记录路程、承载记忆等功能（刘钰潭，2022）。在微信群中，由于疫情使居民足不出户，他们主要通过微信群这一虚拟交往空间发布信息、组织团购。相较之下，曾经自如的线下空间交流变得偶发（袁艳，沈梦晨，2022）。与此相对，核酸检测软件等软件代码系统则一面将现实空间改造成为“代码空间”，一面又催生出原本不会在居民小区发生的如检测核酸、防疫物资分发等社会活动（孙玮，李梦颖，2022）。可见，媒介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不仅容纳了居民的日常交往互动，还通过组织、改造人的现实行为，进一步重塑了物质空间。
同时，“互嵌”“互构”是相关研究描述媒介—物质空间关系时使用的高频词汇（孙玮，2022；方格格，郭珂静，2022），但媒介对空间的影响并不止于此。首先，媒介对空间具有殖民和异化作用。比如，作为隐私空间的“家”被智能家居收集数据并联通，这造成空间的资料化和工具化（方格格，郭珂静，2022）。此外，移动互联网技术造成了“一个屋檐，两个空间”的家庭空间解体现象，即家庭成员虽共处一室，却各自沉浸在手机创造的个人精神空间里（陈拓，2022）。其次，媒介表征的选择性和不完整性可能造成人们对某些空间的忽略。没有被电子地图收录的城市边缘地带或流动摊位便体现出地理空间中的“信息不公平”（秦兰珺，2022）。再次，虽是“互构”，但较之媒介，物质空间的低能动性可能造成其意义的消退。例如，电子地图培养起人对媒介的依赖，降低了物质空间可被感知的能力（秦兰珺，2022；刘钰潭，2022）。而外卖平台对速度的追求几乎清除了送餐员与顾客之间的交往时空，物理空间被转化为界面上的窗口、交递商品的外卖架，人际现实交往的意义被拒斥（丁依然，2022）。不过，对更加具体的物质空间的关照为复原空间意义提供了可能性。庞云洁等人（2022）的研究聚焦于城市中的相亲角。他们认为，家长们在相亲角为子女或自身积极交往，是以身体在场作为媒介在物质空间中展开社会实践，由此，空间的关系生产、意义生产能力得以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相关研究论述媒介对物理空间的影响时往往以人类行为为重心，对声音等直接影响人们对物理空间风貌感知的物或现象关注较少。有学者聚焦杭州广播电台和武汉钟声，发现声音为听众建构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体验，人们向电台发去带有具体时间地点的语音信息，以声音为媒描绘出一个立体的杭州（吴红雨，潘忠党，2022）；而钟声响起的时刻与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契合，成为城市人民共同的参照物（刘玉堂，姜雨薇，2022）。回顾往昔，广播曾在民国时期的城市空间中开辟了独特场景。在上海，广播电台是城市的地标，设立在南京路等繁华街区，电台播音间成为经营者、文艺界人士与听众的交往空间；人们聚在一起收听广播的经验发展成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城市中的共同体得以形成（李暄，2022）。
九
媒介文化：权力与批判
媒介文化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兼顾国内和跨文化语境。在本土，研究者持续关注老年人、女性、忧郁症患者、打工人等群体或其媒介实践，试图揭示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冲突与权力关系。例如，周裕琼、谢奋（2022）对1983年以来春晚舞台上的191位老年人的形象变迁进行研究，发现老年群体的形象历经“尊”—“弱”—“坏”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老年人成为了社会老龄化危机之下话语博弈的牺牲品，孝道价值观亦遭遇冲击。对此，学者呼吁全社会应以一种“超越老化”的心态看待和对待老年人（周裕琼，谢奋，2022）。与相对被动的老年群体而言，女性群体通过互联网主动拓宽自我表达、对话与行动的路径，但仍常常陷入被污名的境地。曹晋、代诗眸（2022）认为，互联网平台表面的开放与参与遮蔽了传播新科技与新自由主义的合谋，先是消费主义对女权主义进行收编与驯化，再是平台利用性别对立与仇恨作为流量与资本，最终侵蚀弱势社群的利益。由此看来，致力于社会性别平等的公正传播道阻且艰。此研究凸显了平台对社会议题的操纵能力。而一项对忧郁症患在Instagram平台行动的研究则强调使用者在充斥摩擦与冲突的消费文化中行动的复杂性与能动性。曹家荣、陈昭宏（2022）指出，忧郁者在日常使用Instagram时，在“我”同手机、Instagram界面、其他使用者的互动中，当下的情绪、感受或行动被触发并影响其他人与物。透过Instagram平台的追踪机制与标签运作，忧郁者们彼此连结、影响、支持。不同于上述因生理或心理原因被定义身份的群体，“打工人”是后疫情时期青年群体主动选择的身份。青年群体借由“打工人”发泄了对现状的不满，挑战了将“打工”视为底层的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其跨越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但是，流行语的狂欢遮蔽了传统劳资关系的对立，资本与媒体的收编消解着其自我建构中的批判性（成杰，林仲轩，罗炜，2022）。
将视野延伸至海外，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种种文化输出实践进行反思，意在探寻一条可行之路。王敏、王令瑶（2022）的研究对李子柒视频的中西方评价进行比较，发现不同于中国观众的“桃花源”式解读，西方观众普遍对视频进行协商式解码，即以“伊甸园”为阐释框架，对视频进行整全个人意义、与自然重建连接的意义解读，这种和而不同的解读并不妨碍文化间的沟通与欣赏。相比于单向强制的文化输出，在比较中的深入挖或许更有助于打开文化间的沟通空间。同时，有研究者反思了中国媒体不甚成功的“出海”经历。借助在华外籍人士的他者视角，研究发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事实资讯的选择性接触造成了错误或片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对涉及立场判断、政治认同或违背自身价值观的内容采取缄默或抗拒的态度，而更会认可涉及文化、经济现象的“中国故事”。对此，差异化的国家形象传播、双向的适应与开放、重视跨文化群体的中介作用，是可供改进的方向（普非拉，林升栋，2022）。
在理论层面，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备受关注。在他看来，传播是一切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感觉结构得以存在和分享的前提，传播实践也以文化和感觉结构为基础，两者相互构成。此观点启发研究者认识到结合结构分析与主观体验分析的重要性（黄典林，李杭洋，2022）。不过，中国威廉斯研究却发展得差强人意，远离文化现实（徐德林，2022）。这映射出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理论旅行中的问题，即理论被匆忙与激进地接受，而方法论与价值论无法得到较好地转换（段吉方，沈文秀，2022）。
十
数字化变革之下的记忆研究：
记忆重塑与记忆整合
数字化变革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记忆及遗忘的方式。一方面，经网民与技术生产的记忆数据体量庞大，侵蚀着人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数据对技术的依赖使之更容易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吴世文，贺一飞，2022）。比如，现实中的“延乔路”只有在建档献礼片《觉醒年代》热播、媒体机构与民众对纪念仪式的线上线下协同参与之后，才生成为真正的“记忆之场”，而穿梭其间的数字记忆实践也充满了裂隙，在悼念、认同之外，有地方对纪念合法性的争夺，有附近居民对哄抬房价的热议，更有对纪念对象“遗忘的加速”（袁梦倩，2022）。
不过，人的主动介入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记忆，并为遗忘减速。例如，在纪念李文亮的微博中，哀悼初期，网民以看似散漫的日常表达（如“早/晚安”）改写了多元力量制约下的话语秩序；之后，哀悼者持续共享悲伤、发起动员、维护哀悼对象的身份价值，逐渐形成了民间的情感景观。直到官方赋予荣誉身份，民间记忆与官方的集体记忆才趋于融合（席妍，罗建军，2022）。从中亦可见，公开化的内容创作使其能与平台其他用户保持精神的联系，技术使死亡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陈刚，李沁柯，2022）。
如何整合个体与集体维度一直是记忆研究的关注重点。李红涛、杨蕊馨（2022）提出，应将作为积极行动者的“个人”重新放置在数字记忆研究的核心位置，从指向媒介的社会实践视角追问“人们如何在数字世界中记忆和遗忘”，同时深入探察数字社会的结构与历史，以此来激发记忆研究的想象力。辛文娟、张娜（2022）的研究便是循类似思路出发，通过追踪三线单位（矿务局）建设者们在微信公众号中的“自传性追忆”书写实践，她们发现，被唤醒的个人记忆看似个性多元，实则异质同构，这些个人表达深受社会结构规范的制约——自我总是被放置在“国家、单位、群体”之中，而正是他们对逝去共同体的情感促成了其对集体记忆的自主建构，并使之在虚拟空间透出“记忆的微光”。
十一
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
手机作为最普遍的移动设备之一，是现代人数字化生存的基础承载物（刘国强，颜廷旺，2022）。而社交媒体以手机为依托，在交流欲望与媒介技术的共同推动下走入人们的生活（曾国华，2022），形成人的“根本性境遇”（李志敏，2017）。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关注手机/社交媒体对使用者行为、社会关系、生活状态的影响，二是聚焦人在使用手机时的方式与心理，突出人面对技术（物）的主体地位。
宽泛而言，即时便捷的线上交流成为与传统面对面交流平行的关系建构方式。研究者认为，相较于后者，在线社交降低了交流的门槛和障碍，这对于人在陌生环境中拓展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有所帮助（张峥，周敏，2022）。线上互动的“破冰”作用亦在具有社交功能的团队游戏中体现出来。游戏为人搭建明确的任务场景，避免了社交中“找话题”的尴尬，成为人际关系的启动器和调节器（董晨宇，丁依然，王乐宾，2022）。社交媒体不止是交流工具，更能进一步影响人的情感与生活状态（宣长春，陈瑞，2022）。身处社交媒体生成的信息交换空间，人们的孤独感会被向上社会比较心理唤醒，此时，积极的定向交流与情感支持在整体上能够抵消社交孤独（杨逐原，郝春梅，2022）。不过，也应该看到，在微博一类以“弱关系”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由于信息庞杂、传播主体多样，加之匿名性降低了人的表达负担，愤怒等激烈的负面情绪也会被相应轻易地激发出来（曾持，2022）。
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中的具体功能也受到研究者关注。例如，交友类APP通过把控用户信息的可见程度、构造信息等级，将亲密关系转化为可运营的商品，这种信息不平等会加剧用户对网络亲密关系的不安全感和戒备心理（高艺，吴梦瑶，陈旭，孙萍，2022）。不过，许多研究认为，即便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使用者的行为边界，个人还是能够通过发挥能动性来实现边界的调整。最直观地，用户可以借助时间管理软件来约束自身，以获得个人的进步与发展（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也可以利用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功能改变关系情境和自我呈现方式（张杰，马一琨，2022）。在面对某些强制性功能时，用户选择软化规则（如设置软件白名单）、忽略后果（如不在意软件设置的“惩罚”），甚至退出体系（如关闭或卸载软件）。这体现出用户以自我意识覆盖技术意识的过程（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曹璞，方惠，2022），此外，自我意识还体现在B站上的一些视频创作者身上，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环境中，他们仍然保持着慢节奏、私人化的内容生产模式（梁君健，宋子尧，2022）。而“不使用”则是用户发挥自主性的一种极端表现。刘国强、颜廷旺（2022）深入重庆老年棒棒（指挑夫）群体，发现他们拒绝使用手机的原因包括手机本身及手机带来的较高消费、熟人社会中线上交流的非必要性以及智能手机与底层劳动者弱者形象的互斥。该研究同时挑战了“数字鸿沟”理论的精英视角。
还有部分研究者亦遵循上述两条路径，但将研究视野从城市转向了乡村。其中，乡村家庭的亲子关系、教育问题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父子辈均在乡村的家庭而言，乡村家长受阶级跃迁焦虑影响，对儿童的手机实践较为敏感，尤其担忧玩手机影响子女的学习成绩；然而，乡村家长的媒介素养不足使其难以进行社交性和技术性干预，他们只能通过设置使用限制来进行单一的威权式管理，这种心态与管理方式的结合，使家长对儿童价值的认识趋向狭隘化、功利化（郑春风，2022；刘王平，郑欣，2022）。乡村留守家庭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手机一方面是被控制使用的对象，另一方面还担任着远距离亲子关系间的监管代理和连接纽带的角色（刘王平，郑欣，2022；王清华，郑欣，2022），结构性的无奈与媒介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并存。除亲子互动外，手机与社交媒介的社会化作用对活动范围有限的老人也有重要价值。研究指出，在观看和创作短视频的过程中，乡村老人们表达、互动、认识世界和自我，并获得社会认同与满足感（晏青，李宁馨，2022）。对上述“被遗忘群体”的关注无疑对学界与社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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