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传播学的经典和核心理论之一，选择性接触是指人们选择与自身政治信念和立场相近的信息的行为。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带来信息爆炸，人们的信息接触愈发具有选择性，对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引起该领域研究的新一波发展。本文基于选择性接触领域的重要和最新研究，对其概念界定、成因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的理论进展及存在的争论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本文重点分析和总结了影响选择性接触程度的个体、群体和信息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并讨论了该领域尚待回答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
刘颜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廖梓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们并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能力或兴趣去接触所有的信息，尤其在信息剧增的时代。人们的信息接触必然具有选择性。那么，为什么人们倾向于接触某些信息而非另一些呢？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理论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其发端于政治学，日益成为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政治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政治学、传播学领域中的选择性接触，简言之，是指人们选择与自身既有政治信念、立场和观点相近的媒体信息的行为。长期以来学界对选择性接触的存在形式、形成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虽然其中也不乏争论。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爆炸，媒体和公共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变，公众对信息的选择性问题愈加突出，其与一系列诸如政治极化、认同冲突等政治现象的关联，也吸引了学术界对其新的关注。“沟通是政府的神经”，事实上，如果不理解人们为何及何时更可能选择性地接触信息，我们对于政治沟通乃至政治生活的理解就是片面的。在这个意涵上，理解选择性接触对于把握沟通在民主政治运转中的角色，促进公民理性参与和包容多样观点，形成拥有基本社会共识和底线的政治共同体与治理秩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传播学的视角下，本文对围绕选择性接触的概念界定、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形成的重要和最新研究及争论进行梳理与述评，重点关注影响选择性接触发生的一系列因素，因为这也是目前学术成果最繁盛密集的方面。人们既有的政治信念、立场和观点，对其如何挑选政治性信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程度也受到一系列因素的调节，比如个人政治信念的坚定程度和政治知识水平，对外部事件的情绪反应，以社交、议题和认同构建的群体身份，信息环境的特征如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程度和报道偏向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使得既有的政治信念在引导人们接触和挑选政治信息时的影响也不同，从而使选择性接触的表现更富有变化。本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影响选择性接触程度的这些具体因素，将其归纳总结为个体、群体和信息环境三个层面，并讨论了选择性接触研究领域尚待回答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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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接触：概念界定与形成机制
学界对人们既有信念与信息选择之间联系的观察，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政治科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主导进行的对美国总统竞选的经典研究，这启发了其后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及诸多交叉学科学者的众多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通过对美国选民数据的分析发现，有特定政党立场的人更容易接触与自身立场一致的媒体信息。继而有学者指出，媒体只是强化了已有的态度，而并没有改变态度。然而，如何解释这一关联性？如何判断信息接触是基于特定政治立场下的选择？这实际也涉及选择性接触的概念界定问题。西尔斯和弗里德曼在他们的经典文章中明确区分了两类选择性。第一类选择性为事实性选择（de facto selectivity），即人们的信息选择结果可能与个体自身的动机无关。例如，在美国，一位高收入者更可能接触到偏向共和党人的观点，但这仅仅由于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大多为共和党人，他更容易接触到共和党的观点，并非出于其个人对共和党的偏好和特定动机下的主动信息接触。第二类选择性，即人们基于特定动机倾向于寻找支持自身立场和态度的政治信息（opinion-supportive information），也被称为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这是学界普遍承认的选择性接触定义。
然而，要完全区分出个体其他特征（如受教育程度）、群体特征（如社会网络）、环境特征（如媒体环境）等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和个人既有政治立场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无法通过一般的经验观察来判断哪种因素在发挥作用。这是分离事实性选择和基于政治立场的选择所面临的困难，也伴生了一个“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是态度影响了媒体接触，还是媒体接触反过来影响了态度形成？早期的研究多认为，一些重要的政治信念和态度（如政党认同）由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尤其是家庭环境所塑造，成年之后也比较稳定，因而更可能是态度影响了媒体接触。然而，随着媒体类型、信息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和信息可得性极大提高（有线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媒体环境影响了浸入其中的人们想什么和如何想，政治信念和倾向的形成可能从青少年时期就已受到媒体的影响。现代媒体环境改变了人们信息选择的范围、内容、方式等，对政治信念本身也造成了影响，这又使政治信念与媒体接触二者关系复杂化。这种新的复杂性给新的研究带来了机遇，然而也无疑加深了选择性接触研究领域原本就存在的如关于“鸡与蛋”的一些争议。尽管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学者们的结果有时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比如，有学者通过操纵不同的实验策略发现，一些选择性接触研究的结论依赖于特定的实验设计，对方法选择很敏感。另外，在新近的政治极化讨论中，学者们对是选择性接触导致政治态度的极化还是已然极化的政治态度导致更多选择性接触也仍难说已有定论。有学者总结了选择性接触研究中结论相互抵触的可能原因在于相关性分析、自我报告偏差、用于测试的观点信息过于简单或复杂、没有随机化自我选择接触和强迫接触（self-selected versus forced exposure）等等。也有学者指出，大部分研究仍秉持冷认知（cold cognition）的预设，即认为人们的信息选择差异纯粹是基于信念和立场不同，而忽视了人们既有信念和立场的强烈程度、对信息的情感反应等对特定议题的认知和偏好造成的影响。
即便是按照学界普遍定义的主动的选择性接触（motivated selective exposure），关于其为何发生、形成机制怎样等也存在不同的解释。斯特劳德概括了选择性接触的几个成因。（1）降低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根据费斯汀格的理论，认知相互冲突时，人们会经历认知失调，为缓解这种不舒服状态，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信息。（2）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根据昆达的理论，人们的信息搜索行为由准确性目标（accuracy goals）和方向性目标（directional goals）所驱动，那些被方向性目标所驱动即想要达到一个特定结论的人，会寻求支持性信息。（3）降低认知成本：处理与自己信念一致而非冲突的信息时需要耗费的认知努力少，因而人们采取选择性接触。（4）情绪：人们对与自己不一致的信息产生负面情绪，如愤怒和恐惧等，从而增强选择性接触，虽然某些情绪（如焦虑）在预期需为自己观点辩护时也能导致更平衡的信息搜索。（5）信息质量：人们通常认为与自己信念一致的信息更可靠（credible）、质量更高，从而导致选择性接触。尽管不同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这些可能的成因机制，目前关于哪一种机制能最好地解释选择性接触的形成还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因而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
无论是辨别事实性选择与基于政治立场的选择以更深入地展开对选择性接触的因果性研究，还是厘清上述各种机制对选择性接触形成的作用条件，都需要更细致地处境化（contextualize）选择性接触的研究。因此，一些学者早就强调，应当对影响选择性接触的调节因素（moderators）予以关注，而这也成为目前学术成果积累最密集的方面。下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影响选择性接触程度的这些因素，并将其归纳为个体、群体和信息环境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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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选择性接触的因素：个人层面
由于人们从接触信息到形成观点是从环境到个人再经过自身加工的过程，这意味着环境、群体和个人的特征，对信息接触行为都可能有重要影响。结合之前回顾的机制解释，本文对影响选择性接触的个人、群体和环境因素及其路径进行梳理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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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选择动机的政治立场
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因素，源于其定义本身，学界讨论最为充分的是人们既有的政治信念和立场。前述认知失调理论和动机性推理理论，都直接与这种对既有立场本身的关注相关。按照这些理论，选择性接触是动机驱动的行为，是为了正当化自身立场和观点，或为了降低认知失调而采取的有偏向性的信息处理措施。换言之，人们的前见和偏好会对后续的信息处理产生“锚定”（anchoring）作用，即形成一定的信息挑选框架和原则，引导人们选择接触或不接触某些与立场有关的信息和证据。
除了既有信念和立场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学者们也逐渐注意到信念和立场的坚定程度如何影响选择性接触。更坚定的信念和立场可能会使人有更强的挑选一致（congruent）信息的意愿。尤其当既有立场与身份认同、政治投入度等挂钩时，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基于立场进行信息选择。例如，艾扬格和哈恩发现，在相同党派立场下，政治投入度高的党员比投入度低的党员更具选择性地接触信息。因为政治投入度越高（如政治活跃分子），基于政治立场的认同感对其个人而言也更为重要（salient）。相比于政治投入度低的党员，政治投入度高的党员在其立场受质疑时，寻求支持性信息的意愿会更强烈，更容易导致选择性接触。
当人们的既有政治信念和立场已如此坚定，以至于其他替代性报道都被认为是带有偏向性和误导时，就会产生敌视媒体效应（hostile media effect）：人们更容易认为与自身立场一致的报道是正确的、基于事实的、不带偏见的，而与自身立场不一致的报道则是错误的、歪曲事实的、带有偏见的。科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美国有线电视用户中，自由/保守派普遍认为对方立场的媒体报道带有偏向性。比如，保守派者认为《每日秀》（The Daily Show）节目比福克斯新闻更具偏向性，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福克斯（Fox）新闻比《每日秀》更具偏向性。他们还发现，当人们接触与自身政治立场相近的节目时，更可能认为该节目与其他节目相比，内容更有趣，提供了更有用的信息，从而更愿意选择这类节目，形成自我强化的信息选择。立场一致的媒体报道同时也被认为是有用的、值得收看的。这意味着，人们以为自己是基于媒体信息是否有用的角度选择收看报道，然而背后实际却是受自身政治立场所驱使的。因此，政治信念和立场及其坚定程度不仅可能直接影响选择性接触行为，还可能通过影响人们对信息有用性的判断，进而影响信息选择。
然而，维护政治信念和立场并非人们挑选信息的唯一动机。动机性推理理论也指出，除了方向性目标外，人们的信息选择也可能基于准确性目标，即追求信息的全面准确。追求信息准确性的人，会花费更多精力主动收集和对比信息与证据，进行更复杂的推理过程，尽可能得到足够公正的判断。这些过程能减低人们既有的认知偏见，并使人们更少地从立场出发搜集信息。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会通过增加被试者心理压力等办法来激发其追求更准确的信息。如被试者被告知，他们的主观评价会被公开或被他人打分，或者需要在公众面前阐述其评价的理由等。结果表明，具有准确性目标的人，对人物的评价更少受既有成见的影响。
基于准确性目标和方向性目标的强弱划分，洛奇和泰伯提出了动机性推理的类型学：党派性推理者（partisan reasoner；强方向性，弱准确性）、直觉科学家（intuitive scientist；强方向性，强准确性）、典型理性主义者（classical rationalist；弱方向性，强准确性）和冷淡者（apathetic；弱方向性，弱准确性）。尼尔在此基础上对这4种动机类型下人们获取他人观点信息的行为进行分析：方向性目标下人们更倾向于获取一致性信息，但如果同时存在强的准确性目标，则可能在特定立场下进行更精细的信息搜索，比在弱准确性下能更多接触敌对立场的信息（直觉科学家）。而弱方向性、强准确性的人（典型理性主义者），则会收集更多平衡性信息，不带偏好地处理获得的信息。总体而言，准确性目标增强了人们收集和理解对立立场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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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个人因素
除了政治信念和立场之外，如人格、教育经济背景、政治知识水平、信息有用性的判断和信息评价标准、情感等个人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上文提到的政治立场对信息有用性判断的影响），都可能影响信息接触。
第一，人格特质（personality）会影响个人对信息的选择性。早期心理学家就发现拥有特定人格的个人更可能注意一致性信息，比如那些具有躲避威胁型人格的人。拉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遭遇威胁刺激时，与具有低威权人格的人相比，高威权人格的人显著地更愿意接触一致性信息，排斥有更平衡观点的信息。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在没有威胁时，两类人的信息选择性行为是相似的，没有显著不同。这也启示了，人格特质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不是简单决定论式的，而是需要结合更复杂多样的情景因素来进行考察。
第二，个人的教育、经济背景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信息获取习惯。例如，1947—1948年，美国曾发起支持联合国的宣传活动。调查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该活动影响最大，更愿意接触支持联合国的信息。但这并非由于该群体本身偏向于支持联合国的观点，而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有定期阅读报纸、参加教堂活动和家长教师会议等社区集体活动的习惯，因此更容易受到该宣传信息的影响。这正是上文提到的事实性接触，即信息选择与个人动机（尤其是维护个人信念和立场的动机）无关。另外，教育和经济背景也可通过影响人们的政治知识水平来影响基于信念和立场的选择性接触。
第三，政治知识水平。政治知识的概念也常与政治兴趣和政治意识（political awareness）联系起来。知识是形成判断的前提。基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知识水平，即对政治框架（如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程序）、政治事件、政治团体或人物及其代表观点等的了解程度，会使人们对特定议题形成不同的兴趣、立场和重视程度，进而可能影响其信息选择。这也意味着，如果人们对特定议题缺乏基本的意识和背景知识，则政治立场将无法指导、影响人们对该议题形成特定看法，信息的选择性也因而不明显。另一种政治知识是识别新闻报道立场的知识，即识别报道是否带有政治偏见。这种知识对信息选择可能有两种影响。一是意识到报道带有立场偏见（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自身立场），从而降低对偏见信息的可信度预期并减少接触这类偏见信息；二是政治立场的坚定程度已导致了敌视媒体效应，因此尽管人们能识别出信息的立场，却无法公正地评判敌对立场信息的可信度，而只愿接受一致性信息。前者意味着政治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偏见信息的警觉，从而有动力追求更全面、公正的新闻报道；后者却意味着这种“警觉”只是针对敌对立场的偏见，而忽略了既有立场也可能导致的偏见。有研究表明，后一种影响可能更常见。例如，在美国，相比政治知识水平低的共和党人，政治知识水平高的共和党人更有可能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等媒体视为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类似现象也出现在民主党人中。这意味着，政治意识更强、政治知识水平更高的人，相比于政治素人，更可能基于其自身牢固的政治立场选择意见相近的信息源。
第四，对信息有用程度和信息评价标准（如质量）的判断影响选择性接触。如果人们认为特定信息对其做出判断和行动有所帮助，则有可能愿意接触这部分信息，而不论信息背后的立场如何；反过来说，这可能减弱基于立场的信息选择。心理学经典研究表明，那些相信先天条件比后天培养对孩子成长更重要的母亲，大部分并不会因此而拒绝参加育儿培训讲座。尽管她们的既有立场认为基因是决定孩子成长的关键，但学习如何塑造良好的环境以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比纯粹了解基因决定论更有帮助，因此她们愿意选择对其“更有用”的信息。诺布洛赫-韦斯特维克和克莱曼的研究就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喜爱的政党可能输掉选举的人们，更可能去接触反对派政党的信息，以更好地调整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而那些认为自己喜爱的政党可能赢得选举的人们，则更愿意接触自己支持的政党的信息。事实上，对信息有用程度的判断也涉及人们基于何种标准来评价信息。有时，信息数量的增加本身就可能导致人们信息评价标准的改变。费舍尔等人指出，既有的选择性接触研究之所以有时出现实验结果不一致，是由于不同研究者给予被试的信息数量不同。面对不同的信息数量时，人们会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从而形成不同的信息偏好。当人们要在立场对立的信息中二选一时，他们会更容易发现信息所隐藏的立场。人们可能会尽量隐藏自身立场，倾向于追求对立立场的信息以显示自己的公正不偏。相反，当面对多条信息时，立场的重要性会被削弱，信息质量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但是由于人们对敌对立场的信息质量存有偏见，立场一致的信息还是更容易被认为质量较高，因而人们更愿意接触这类信息。
第五，个人情感（affect）对信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方面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泰伯和洛奇认为，情感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最初判断以及后续信息处理的方向性和偏见的强度等，即所谓“热认知”（hot cognition）的概念。对理性主义者或冷认知者（cold cognition）而言，人们会随着接触到的新信息不断更新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判断：如遇到与自己喜爱的候选人的负面消息，则会降低对候选人的评价，反之则提升评价。热认知则认为，情感与认知过程紧密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认知。记忆中的信息都负载了相应的情感效价（valence），当检索记忆时，信息的细节本身可能已模糊，但情感评价却持久有力。每当人们试图获取记忆中这些信息时，对应的情感首先被激发。这些情感经历会使人们在考虑候选人和议题立场以及信息选择时形成“有色眼镜”，更偏向于选择符合既有情感的信息。此外，情感性偏见（biased affect)）会导致人们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处理不一致信息，这也引导人们将信息搜索限定在一致信息上，比如喜爱的候选人。然而，对一致信息或喜爱的候选人所维持的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并非无条件的。尽管积极情感能让人们在面对喜爱候选人的负面信息时也坚持既有立场，但有研究指出，随着负面信息不断增加，人们维持既有立场的动机会受到动摇并最终达到“转折点”（tipping point）：此时，人们的焦虑情绪逐渐上升，转而会寻求更多、更平衡的信息，并对既有信念和立场做出调整，成为理性的信息更新者。
不同的情绪会成为人们信息筛选的框架（frame），促使人们主动接触（或回避）某些信息。博伊尔等人指出，情绪对信息选择的作用机制在于，当人们面对外界不确定性时会产生负面情绪，会通过主动的信息寻找以降低不确定性。从应对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看，人们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的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极易受情绪所主导，面对未知的恐慌和焦虑情绪影响着人们对相关信息的关注与选择。与焦虑情绪通常的积极作用不同，恐惧会促使人们通过追寻立场一致的信息，保护个人既有的信念和认知并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愤怒则会强化人们既有（对问题的起源和后果）的确定性认知，更加坚定其对既有立场正确性的认识，从而更偏好一致性信息。哪种情绪更能主导选择性接触呢？有研究对比了不同政治立场下愤怒和恐惧情绪各自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发现愤怒情绪更能激发美国共和党人基于立场的信息接触，民主党人则更容易受恐惧情感的支配而选择支持民主党的信息。但我们目前尚不清楚为何特定政治立场者的选择性接触会更容易受到特定情绪的主导，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
即使对于特定情绪的特定认知影响，研究者也开始考虑到其他因素可能的调节作用。瓦伦蒂诺等人的研究就指出，单单焦虑情绪本身并不保证更全面、平衡的信息搜索行为，必须与对信息有用性的判断共同作用，才会减少选择性接触。他们通过实验操纵这两个因素，发现在信息来源足够丰富的互联网环境下，焦虑的公众只有在面临需要为己方立场进行辩护的压力下，才更可能去平衡地搜索信息。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对不同立场的关注（attention）并不必然意味着学习（learning）的发生。为选择的结果做辩护的压力也意味着人们的信息处理（尤其是对敌对立场相关信息的处理）和对信息有用性的判断是高度动机性的，这导致双方面的信息实际很难受到同等程度的公平和客观对待。事实上，一些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加批判地接受支持性信息，人们往往更批判性（critically）地检视与自己立场或结论不一致的信息，即所谓“不证实偏见”（disconfirmation bias）。这种特定情景下对不同立场信息的接触，某种意义上并不意味着选择性的消失，而是改变了接触本身的性质，被策略性地用来“合理化”（rationalizing）和强化自身立场，有时这种策略的激活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ness）、自动（automatic）发生的。
简言之，通过聚焦于个体层面，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了政治信念和立场本身的特质、人格、教育经济背景、政治知识水平、对信息有用性和评价标准的判断、情绪等因素对人们信息选择行为的可能影响。通过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因素通常并非单独发挥作用，选择性接触可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同影响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复杂的伴生或因果关系。例如，对信息有用程度的判断既受制于受教育水平，也受制于既有政治立场；政治认知水平高的人往往也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等等。这使得完全区分发挥作用的是哪一个因素较困难。尽管实验研究在确证选择性接触的部分影响因素上取得了进展，但仍然面临对实验现实主义（experimental realism）的责难，比如非自发的（nonspontaneous）、有限信息的搜寻环境等。另外，某些因素也可能只在特定条件下增强或减弱选择性接触，比如对人格特质和情绪因素的讨论就越来越重视带入这些情景性条件。这也启示选择性接触的研究需要超越个人层面，对个人所处的群体、社会的信息环境进行更充分细致的考察，即进一步处境化（contextualize）我们对选择性接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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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选择性接触的因素：群体层面
当我们更多地考虑政治生活的现实场景时，会发现人们的信息选择并不单独受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个人所处的特定群体（如家庭、社会团体、政党、宗教组织等）形成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情景，往往也影响着人们信息交换的范围和频率、遇见偏颇信息的机会等等，而这些很难完全被个人政治立场或上述个人层面因素所决定。
家庭是影响个人信息行为的首要群体性因素，不仅因为其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深刻影响，也因为其直接影响了小范围的信息生态。例如，如果个人成长在家庭成员都是共和党人的环境中，则显然更容易接触到与共和党相关或支持共和党的信息。
议题群体（issue publics）是另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群体性因素。议题群体是基于人们对特定议题的关注而形成的。面对海量信息，人们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局限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特定议题上，发展出对不同议题的态度、观点。这意味着，同一议题的信息对不同特征人群（如老年人、黑人等）的重要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其信息接触的兴趣，乃至后续的观点形成（即基于议题的选择）。进一步地，如果人们的投票选择取决于候选人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是否一致，则他们会有意关注各个候选人在这些特定议题上的表态信息。例如，艾扬格发现，老年人和少数族裔的观众分别对社会保障、种族歧视的报道回忆最为显著。换句话说，直接受社会保障和公民权方面政策影响的人，也最关注对这些议题的报道。类似地，彭斯等人发现女性对性别议题的了解程度要高于男性。
艾扬格等人的实验研究进一步对比了政治立场和议题群体两个因素对人们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信息选择（议题信息和候选人信息及其交互）的影响。他们发现按照人口社会学变量分属于某一议题群体的人们，相比于不属于该议题群体的成员，的确会更多地浏览该议题的信息，这证实了议题群体的假说。在候选人信息的选择性接触上，共和党党员和保守派人士的确更多地阅读有关布什的信息，民主党党员和自由派人士则没有明显的偏好差异。另外，除医保外，议题群体的成员身份与不同候选人（布什/戈尔）信息二者间不存在交互效应，议题群体的成员并没有更偏爱阅读在该议题上某一特定立场候选人的信息。这表明人们选择性地关注特定议题，然而在议题上对一致立场的信息并没有显著偏好，议题群体的成员身份调节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增加人们基于立场的选择性接触。议题群体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议题群体的成员身份可能会在其他因素或条件的干预下，造成不一样的信息选择结果。例如，有研究更进一步地探讨了信息的立场供给（提供单方还是双方立场）、观点证据的类型（真实数据还是故事叙述），以及议题群体的成员身份三者对人们最终信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议题群体成员相比，议题群体成员会更愿意选择立场不同的信息以及基于真实数据的信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议题群体的成员对特定议题拥有更多的了解，更可能寻求在对自己重要的议题上成为专家，不论是为了反驳可能的反对意见还是为了追求信息的精确性，相比非议题群体的成员，都更可能去接触不同立场的信息。
第三个重要的群体性因素是人们所属的政治性群体及人们对该群体的认同（group identities），最常见的比如政党认同（partisan identity）。当政党被视为个人的团体归属时，团体成员的身份会影响人的偏好，如人们更倾向于对团体内部产生偏袒或同情的情绪，对团体以外产生排斥、怀疑或敌视的情绪，形成两极化的党派性。在涉及相关政治议题的讨论中，团体身份和标签会对成员发出提示（partisan cues），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选择。政党在强化党派性身份认同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政治竞选和新闻报道中出现越来越多抨击敌对阵营候选人的叙述。这些负面竞选信息强化了党派立场者对所属团体的情感上的认同以及对敌对阵营的刻板印象。
利珀和斯洛修斯指出，在把个人倾向（predisposition）转化为特定的政策立场或选举人偏好中，政党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政治生活中，政党制度形塑了人们可选的政治方案，包括政策和候选人等；其次，政党能起动员作用，告知大众应当如何在选项中抉择。换言之，政党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信息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从社会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政党对信息选择具体起到了两大作用。第一，政党提供了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政党为选民提供了了解不同方案差异的简单信息，解决了人们由于认知资源有限（比如缺乏足够背景知识）无法对议题进行专家式判断的问题。人们通过了解那些他们认为可信赖的政党或政治精英对特定政策的背书，可以快捷地形成对各个选项的大致认识，达成判断或决定（这些判断通常与那些充分知情的选民的判断差别不大）。人们对政党或官员可信赖性和可信性的评估通常也是依据最可得的启发式（heuristics），即政党认同。第二，政党提供了团体认同感，不同的政党成为人们构建政治身份和认同的重要依据。政党认同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鼓励人们更多依赖简单的直觉如党派性来关注和接触信息，也增进了人们的政治兴趣和参与。人们在维护政党认同（defend party identities）的方向性目标驱动下，偏向于获取支持自身党派的信息；政治意识或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更能利用较丰富的认知资源来编织合理化自己党派立场的理由（justifications）。由于政党政治占据现代民主政治舞台的中心，政党及意识形态认同成为众多政治性群体认同中极重要的一种。在其他群体认同如阶级、族群、宗教和性别认同都逐渐与政党认同叠加、强化而连成一线（aligned identities），横切性社会纽带（cross-cutting social ties）退化，政党内部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时，人们对与自身党派不一致的论点和信息表现出更多的回避、愤怒乃至不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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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选择性接触的因素：信息环境层面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个人和群体层面的一些因素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然而，它们大都基于一个预设，即人们所处的外部信息环境，包括媒体类型、媒体行业特征、新闻报道方式等是既定的或控制住的。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人们的信息获取习惯、社交渠道、媒体行业结构、报道策略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相应地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模式。影响选择性接触的信息环境因素，与个人和群体层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彼此间也存在交互作用。比如，信息环境的改变，可能会通过影响人们的信息搜索习惯、信息接触的范围（信息可获得性）、对信息有用性的判断等，进而影响人们的信息选择。
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媒体形式本身，尤其是新媒体形式对人们选择政治信息的影响。随着有线电视（cable television）、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人们信息选择的范围和自由度大大增加，人们能同时从多家媒体、多种媒介中挑选和获取信息。媒体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化，可能对人们接触政治立场信息造成若干后果。首先，信息自主性的增加，可能使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尽量甚至完全屏蔽政治信息，转而追求如娱乐消遣等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普赖尔发现，尽管有线电视和互联网让关心政治的人能更轻易地了解政治资讯，但也导致部分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去挑选他们喜欢的内容。偏爱娱乐资讯的人由于缺乏动力了解政治，会主动屏蔽相关政治新闻，也更少参与投票。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使用，使得人们对媒体内容（新闻vs娱乐）的不同偏好所导致的政治知识和投票率差距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就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而言，媒体数量的增加和媒介形式多样化对信息选择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加剧了人们基于既有立场和信念的信息选择，尽可能获取立场一致的支持性信息，回避挑战性信息；另一种可能是为人们接触异见、进行更多元化的信息选择和沟通提供了机会。学界为此展开了持久的争论。下文将着重讨论和评析媒体类型（尤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媒体策略等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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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与互联网
在具体讨论互联网如何塑造信息环境前，有必要先从总体上区分不同媒体类型对选择性接触带来的影响差异。不同类型的媒体在受众人群、报道新闻的立场和方式、内容观点的丰富程度、社会普及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对人们选择性接触的影响也不同。斯特劳德发现，特定的媒介类型（比其他类型）更容易激发人们的选择性接触。人们在有线电视新闻（cable news）上的信息选择更容易与自身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斯特劳德认为，这是因为与电台、网站等媒体相比，有线新闻网一般被认为更客观，而与各类报纸相比则更为可得（available）。因此，人们更可能基于自身政治信念选择特定的有线新闻。换言之，有线新闻网这种媒体类型增强了人们对政治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的意愿和能力。
传统媒体环境下，人们只能较被动地从主流媒体获取相对同质化的新闻资讯，信息可选择的空间不大。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往往不得不接受特定视角和立场下的新闻报道。与之相反，互联网极大开拓了信息供给渠道，提升了内容多样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改变信息环境（如挑选特定的新闻媒体、新闻报道和收看时段）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提高了人们依据个人偏好挑选政治信息的能力。与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接触相比，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如搜索引擎、新闻门户网站、社交平台）是更为主动选择信息环境的过程。比起以往被动地接受安排好的政治资讯，人们现在可以自主选择远离政治议题，或自主搜索特定议题的政治资讯。由此引发的一个疑问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是会增加人们对与自己相近的观点的选择从而导致“回音壁”和政治极化，还是增加人们接触异质观点的机会从而形成更审慎多元的观念市场？不妨分别称这两种观点为“网络同质观”和“网络多元观”。在这两种作用机制中，究竟哪种会更凸显？它们各自对选择性接触又意味着什么？
持网络同质观的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强化了信息茧房和舆论“回音壁”的现象，使人们更有机会接触与既有立场相近的信息，甚至发展出比原来更偏激的观点。宾博和戴维斯确认了美国网民中基于政治立场的信息选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别更偏好浏览各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的网站。穆茨和马丁发现，与只有单一的地方性新闻来源的人相比，有机会接触多个新闻频道的人反而更少会接触与自己立场相左的信息，因为地方性新闻往往更会兼顾到不同立场的政治主张等信息。有学者也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了地方媒体和地方性新闻的衰落，加剧了选择性接触和政治极化。贝斯特等人认为，互联网大大拓宽了人们信息选择的范围，降低了人们接触来自世界各地新闻报道的门槛，从而有助于人们跳出国内媒体采用特定立场进行报道的局限，获取来自他国的支持自己视角的新闻报道。通过对“9·11”事件后美国民众使用国外新闻网站情况的调查，他发现在恐怖袭击事件后，主流媒体的报道立场一边倒地与官方保持一致。而由于互联网的出现，那些与布什政府持相反立场的民众则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获取境外的、不同立场的新闻报道。信息门槛的降低，也刺激了基于立场的对外国信息的接触。
从信息供给者的角度而言，竞争愈发激烈的互联网媒体环境使媒体更有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去迎合受众的政治偏好，以赢得市场优势。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促使媒体报道变得更具偏向性。苏斯坦对60个政治网站进行研究后发现，有35个网站会提供观点相近的网站链接，只有9个网站会提供异见观点的网站链接，但其本意却只是为了展示异见观点的愚蠢和危险。这意味着，习惯使用这些网站浏览政治新闻的人，更容易接触到立场相近的信息。在市场竞争的催化下，带有偏向性的媒体报道也会强化敌视媒体效应，任何与自身观点不符的媒体报道都被认为带有偏向性。这导致了不同观点无法在支持者以外的更广泛人群中得到传播和理解，加深了已有的观念隔阂。此外，一些政治团体也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丰富用户数据，精准投放政治广告。例如，通过收集和分析人们的网络行为数据（如消费行为、新闻报道浏览痕迹、搜索词汇等），竞选团体等政治性组织可以识别用户的政治偏好和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性取向等），筛选出潜在的支持者，进而在各大平台上为其个人量身打造竞选广告，获得更有效的政治支持。
持网络多元观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增加了人们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或者至少没有限制人们的接触。一部分愿意接触异见的人希望“兼听则明”，获取更全面的观点以达成公正的判断和理性沟通。施特罗默加利对69名网络时政讨论者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相比于现实生活，网络提供了更多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尤其是在网上互动平台（新闻留言板、实时聊天室等）。这些网民欣赏这些平台的互动交流特征，也欣赏能听到不同于自身立场的观点。尽管在遇到被认为是“错误”“倒退”的观点时，也会心里不快。当然，人们接触异见也可能是出于别的考虑，如基于辩护和传播自身立场的需要、对信息有用性的判断等。互联网真的加剧了“回音壁”现象吗？加勒特否定了这种看法。他首先区分了选择性接触的两个方面：寻求/偏好支持性信息和回避/厌恶挑战性信息。许多讨论预设了这两个倾向会同时发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寻求支持性信息，并不必然代表人们会闭目塞听。加勒特通过调查发现，在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与弱支持者相比，民主党的强烈支持者尽管更多地浏览支持克里的政治网站，但却并未减少浏览共和党的政治网站。共和党的强烈支持者也有同样的情况。这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并不必然让人们更多地回避和排斥否定性、挑战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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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随着互联网发展到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选择性接触的模式又发生了一次转变。互联网可能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渠道和多样化内容，方便了人们依据既有立场主动挑选信息。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这种基于立场获取信息的“自主性”。这种改变可能源于社交媒体的以下机制：一是如前文提到的，特定政治团体出于吸引支持者的目的，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网络行为数据，主动进行的精准信息推送机制；二是平台本身基于信息热度，如社会推赞情况和搜索热度等数据自动生成的信息推送机制；三是由于社交平台自身的定位和用户群像特征，人们从平台好友的推送中接触到同质和异质观点的机制。
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闻门户网站，通过社交平台获取、评论并转发新闻资讯，成了更便捷、传播效率更高的新闻传播模式。社交媒体把信息投放和社交网络相结合，使得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从以往的由专业新闻机构掌握部分地转变为由用户之间的社交网络掌握。这意味着，对什么能够成为“新闻”、哪些人来传播新闻、以何种方式呈现的衡量标准和主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同样影响了人们接触、选择信息的选项。在社交网络中，不同新闻信息在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上的差异以及人们对特定信息的有用度（utility）或重要程度（salience）的判断，某种程度上都需要服从社交网络的逻辑，如信息内容是否被广泛传播，获得了哪些关键人物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某个特定的事件、议题或政客的观点的呈现的方式，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被社交圈所高度关注、转发和评论，与其他资讯相比更能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和判断。
巴克西等人指出，社交媒体通过两大途径影响人们的信息接触：一是平台其他好友的分享内容；二是平台自身基于算法排行的动态新闻推送。前者取决于平台好友的政治倾向，后者取决于用户既往的平台使用率、与特定好友互动程度以及过去对特定类型推送的点击率等。他们分析了美国2014—2015年1000万脸书（Facebook）活跃用户（及其好友）的政治倾向和分享的新闻内容。结果发现：（1）自由派用户约有20%的好友是保守派，保守派用户约有18%的好友是自由派。（2）保守派用户分享立场一致新闻的比例要高于自由派用户，但保守派用户却比自由派用户更有可能接触到来自好友的异见信息。（3）与人们的既有认知不同，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推送并没有明显导致“回音壁”现象。然而不同政治立场的用户的异见接触却有明显差异，约17%的保守派用户会点开对立立场的新闻链接，而只有6%的自由派用户会这么做。这意味着，社交平台的好友网络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接触异见提供了机会，尽管相比保守派用户，自由派用户愿意接触异见的比例更低。
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推送机制，也会影响人们的信息选择。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会接触来自不同领域、基于平台用户推赞情况（social endorsement）的推送信息。受网络用户推荐、点赞越多，越有可能出现在社交平台的推送列表中。这意味着，人们选择信息时，不光会留意新闻信息的媒体来源是否贴合自己的立场，还会根据信息内容是否受同辈关注、在社交网络中的受欢迎程度来决定接触意愿。梅辛和韦斯特伍德通过实验证明，社会推赞对个体信息选择的影响，甚至会抵消人们基于立场的媒体偏好。在实验中，不同政党立场的新闻内容被配上不同的点赞情况。当考虑点赞情况后，民主党人原来更偏好MSNBC、共和党人更偏好福克斯电视台的倾向被抵消了：人们更愿意看那些受更多人关注但立场对立的新闻，而媒体立场对人们的提示效应（cueing effect）则被弱化了。相比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的信息选择更有可能受点赞程度影响而改变。这意味着，信息的受重视度（尤其是信息在社交圈子中的受重视度）会抵消甚至反转人们既有政治立场下的选择性接触。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选择性接触在新的网络技术和社交背景下的发展打开了窗口。然而，社交媒体对选择性接触的影响机制研究方兴未艾，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例如，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构成差异可能会对信息接触产生影响。有别于脸书基于线下社交关系的用户群，基于共同兴趣、立场组建关系的平台的用户可能更容易产生“回音壁”效应和观点同质化。另外，平台上的影响力群体（如大V、明星等意见领袖）的推送内容对关注者乃至社会舆论都有很大影响，也可能调节选择性接触。例如，粉丝往往出于非政治因素关注偶像，他们发表的政治言论或转帖多大程度会干预或抵消其粉丝基于自身政治立场的信息选择？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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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们的信息接触具有选择性。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通常基于自身既有的政治信念和立场来挑选政治信息，这对民主政治的运转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政治传播学视角，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围绕选择性接触的概念界定、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形成的重要和最新研究及相关争论，并指出了一些有待深化研究的领域和议题。特别地，本文重点归纳和讨论了影响选择性接触的个体、群体和信息环境三个层面的调节因素。正因为这些因素或条件的存在，既有政治信念对人们的信息选择行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各种调节因素以不同的机制发生作用，强化或者削弱了选择性接触。比如，政治知识和意识水平会干预人们在特定议题上政治信念的形成及其强度，从而影响信息选择；人们面对不同的信息数量、处于不同的情绪支配时，也可能调用不同的信息选择标准。正是对诸如此类的异质性效应的学术关注，推动选择性接触研究不断演进，积累了本文所讨论的这些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
挖掘选择性接触的发生条件，有助于我们对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信息选择，尤其是寻找立场一致信息的行为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如果在信息选择上同时存在多个调节变量和多种作用机制，这也可能意味着基于政治信念的选择性接触缺乏相对一致的发生条件，会随个人、群体和信息环境层面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这可能也是选择性接触研究随着对调节因素的挖掘和更严谨实证技术的采用而日益碎片化的部分原因。另外，目前的研究多将选择性接触作为因变量，探究导致其产生、程度差异或纠正性干预的条件因素，而对选择性接触的结果和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比如，人们对不同媒体类型、信息内容或报道方式的选择性接触会对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宽容、协商意愿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发生的条件或范围又是什么？未来的研究也可以考虑对这些问题给予较多关注，或对选择性接触研究中已积累的分析视角和条件因素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整合性努力。
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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