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郑休休，中国人民大学助理研究员；刘青，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期刊来源：《管理世界》2022年11期。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本文基于中国各省工业子门类销售产值数据，结合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海关进出口交易数据，构建了出口和进口两类国际大循环指标、国内销售和国内购买两类国内大循环指标，利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定量检验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检验产业关联和区域边界在“双循环”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总体上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其中，工业行业的出口分别与国内中间投入的购买、国内跨省最终消费的销售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支持了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国内贸易畅通的必要性。
关键词：双循环；国内大循环；出口；产业关联；区域边界
一、引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战略选择。这一战略导向确立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动因。从外部局势看，面临着逆全球化返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攀升、技术竞争加剧、新冠疫情蔓延等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从国内情况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日益呈现出市场大、产业全的优势特征，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问题依然突出。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构建了衡量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一系列详细指标数据，并基于二者可能存在潜在双向影响的特征，利用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在畅通国内循环上，纵向的产业上下游关联、横向的区域间经济流动是两个关键方面，而我国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方面仍存在短板突出的问题，在区域间循环方面仍存在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畅通我国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梗阻。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产业上下游纵向关联、区域边界内外差异等因素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简言之，从商品（及服务）流动角度出发，本文对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产业关联、区域边界如何影响双向促进作用的实现”进行了实证检验。对这两大关键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拓展“双循环”主题经济学学术讨论的基本起点，也是合理制定相关跨产业、跨区域经贸政策的重要前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发展格局。
从理论分析而言，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在3个递进的议题上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第一，在总体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首先，企业的国内市场表现会影响其出口与进口决策，生产率越高的国内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出口与进口。其次，企业参与进出口生产也会反过来影响其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因获得技术转移、知识溢出、学习效应等因素而提升整体生产效率，进而改善国内市场表现。最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供给同种产品给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单位成本随产出绝对量的增加而下降，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生产与销售。然而，受限于资源稀缺与生产能力约束，对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供给也可能呈现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第二，产业内和产业间上下游关联也会影响国内贸易和进出口规模。产业内上下游生产环节的整合有利于提升专业化程度和降低成本；跨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研产供销”一体化。第三，区域边界也会影响贸易流量。贸易行为会因区域边界的存在而表现出“本地偏好（Home Bias）”效应，即区域内贸易规模显著高于跨区域贸易规模。反过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各区域也可能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通过区域间贸易而实现生产能力的优势互补。第四，更进一步地，产业联动和地理集聚视角下的生产—贸易组织活动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例如“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效应会带来成本优势和技术溢出优势，这很可能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本地中间投入用于生产。这些复杂的理论关系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数据的研究，才能厘清现实中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开展基于现实的政策研究。
区别于现有对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定性分析层面，本文在定量检验与揭示“双循环”内在相互关系方面具有一定边际贡献。第一，从商品（及服务）流动角度出发，构建详细的“双循环”指标，选择更贴近现实中“潜在双向影响”情况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利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子门类销售产值数据，结合中国经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别构建了出口和进口两类国际大循环指标、销售和购买两类国内大循环指标，结合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在总体上证明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核心指标之间的双向促进影响。第二，进一步引入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尤为重要的产业关联因素和区域边界因素。本文将国内大循环指标分解为国内中间投入循环指标与最终消费循环指标、省内循环指标与省间循环指标，检验了分解指标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的作用。第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复杂交互关系。本文进一步考虑产业关联、区域边界因素的一系列交叉指标，检验了省际区域内外的各类上游中间投入对下游工业行业参与“双循环”的影响。
本文的发现主要如下：第一，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总体上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第二，从产业上下游视角切入，工业行业的出口分别与国内中间投入的购买、国内最终消费的销售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第三，从区域内外视角切入，工业行业的出口与国内最终消费的跨省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第四，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向促进效应的异质性与最终消费具体用途、东中西地理区位的差异相关。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立足中国整体，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作用稳健。这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支持依据，同时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上下游、区域间、产供销等多维度入手，综合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国内贸易畅通。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中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背景与相关文献述评；第三节阐述数据处理、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第四节汇报“省—行业”层面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异质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第五节总结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背景及文献述评
（一）研究背景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从主要依靠国内循环、逐步加深融入国际循环，到国内国际循环相对平衡的过程。1978年之前，我国总体出口依存度（货物出口占GDP总额比例）、总体进口依存度（货物进口占GDP总额比例）长期徘徊在5%以下，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此后，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逐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大循环。随着2001年加入WTO，我国在2006年的总体出口依存度与总体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35.4%与28.9%，创下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我国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服务业加速发展，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所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影响，经济进入国内循环、国际循环逐步平衡的发展阶段。到2020年，我国总体出口依存度与总体进口依存度已分别降至17.7%与14.0%。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我国服务业GDP规模已高于第二产业GDP规模，由于从事货物贸易的企业主要来自非服务业行业，在剔除GDP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后，进口或出口额占一二产业GDP总和的比例自2016年至今始终保持在30%~40%之间，这说明国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对我国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开展深入严谨的实证研究。
从国内、国际贸易的规模差异看，国内市场相比于出口市场对于中国工业而言更为重要，在工业总销售产值的国内部分中，中间投入用途相比于最终消费用途的比例更高，省内贸易相比于跨省贸易的比例更高。2004~2016年间，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销售产值中，销往国内市场的规模远高于出口至国外市场的规模，两者差距不断扩大，且国内部分的年增长率在2007年以后普遍高于出口部分的年增长率。若进一步聚焦工业销售产值中的国内部分，将其按照产业上下游差异、省际区域内外差异进行分解，可以发现：第一，从产业关联角度看，国内销售产值中被用作中间投入以供下游行业生产的规模普遍高于被用作最终消费的规模，且两者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第二，从区域边界角度看，国内销售产值中的省内贸易规模明显高于跨省贸易规模，且跨省贸易呈现出增幅趋缓现象。上述两方面的分解结果说明，国内大循环的内部组成具有一定复杂性，严谨的分析需要细致考虑中间投入用途与最终消费用途的区别，还需要考虑省内贸易与跨省贸易之间的区别。
（二）文献述评
从贸易角度看，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分别对应于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关于其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涉及国家间、省际、行业、企业等多个维度的因素。
首先，从微观企业决策角度看，国内贸易和进出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这将从底层影响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总体表现。第一，企业的国内市场表现会影响其进出口决策，该表现包括生产率、企业规模等。在企业生产率影响出口决策方面，基于梅里兹（2003）的国际贸易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企业首先供给国内市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当其同时供给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利润高于仅仅供给国内市场的利润时，才会选择出口，即国内市场表现和出口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向关系。实证检验中，研究者们发现发展中经济体中生产效率更高的厂商选择出口，且这些出口商的存在可能使行业内其他国内企业更容易进入外国市场（季斯等，1998；海德尔，2012）。在企业规模影响出口决策方面，企业规模越大，在广延边际角度越倾向于出口，在集约边际角度呈现出越高的出口密集度（卡佛斯格尔、内文，1981）。类似地，在进口方面，与纯国内企业相比，进口商的生产率更高（笠原、拉帕姆，2013），同时，企业规模越大，中间投入总额中来自进口的比例也越高（拉玛纳拉亚南，2020）。第二，企业参与进出口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其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关于企业“从出口中学（Learning from Exporting）”效应的文献指出，企业在出口后会因获得技术转移、知识溢出、学习效应等原因而提升生产效率（白等，2017；德洛克尔，2013），而国内市场是企业总供给目标中的一部分，从而也会因企业整体生产能力的提升而获益。在进口方面，进口中间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埃米蒂、科林斯，2007；笠原、罗德里格，2008），而进口最终品所引发的国内市场竞争则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阿吉翁等，2005；科埃、赫尔普曼，1995）。第三，从市场规模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内销和外销是互补的，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周期实现（金姆，2021）。反之，受限于稀缺的资源和有限的生产能力，企业对于内销和外销产品的供给也可能存在着替代关系。
其次，产业内和产业间上下游关系也会影响国内贸易和进出口规模，国内中间投入大循环和最终消费大循环可能分别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不同的作用关系。第一，从产业内上下游关联看，工业行业使用中间品来源的国内外占比结构对于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等特征具有重要影响（菲勒等，2018；基、邓，2016）。第二，从产业间上下游关联看，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有助于促进下游制造业的出口（刘等，2020）。
再次，地理距离和区域边界也会影响贸易流量，因而省内大循环与省际大循环亦可能分别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不同的作用关系。第一，基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的推测，地理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量越少（安德森，1979；丁伯根，1962）。第二，国际和国内区域边界也会阻碍贸易流动。实证检验中所观测到的国际要素流动规模远低于赫克歇尔—俄林—巴涅克模型（HOV）的预测值，该现象被称为“丢失的贸易（Missing Trade）”，特雷弗莱（1995）用“本地偏好（Home Bias）”来解释。麦卡伦（1995）首次明确提出“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概念，安德森、范温库普（2003）定量检验了“边界效应”，指出是国界而非距离因素显著减少了区域间贸易流动。此外，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贸易的边界效应更大（考弗林、诺维，2013，法利等，2010），这可能与行业生产活动的本地集中有关。第三，比较优势的发挥有利于促进国家或区域间贸易（伊顿、科图姆，2002），而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受到贸易成本的复杂影响（普吕格、田渊，2019），这说明产业上下游关联、区域内外边界因素、产业间特征差异可能存在交叉影响，使得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互动作用变得更为复杂。
最后，在党中央正式提出“双循环”概念后，已有一系列国内研究对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现状和政策走向进行了评估和预测，另有一些文献针对当前“国内大循环”不畅的现实问题展开原因分析。第一，总体上看，从“主要依靠外循环”转向“发挥内循环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向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趋势（林毅夫，2021；江小涓、孟丽君，2021；余永定，2021）。第二，国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但国内贸易壁垒的阻梗问题仍较为突出。从流通环节看，中国的国内贸易规模远高于国际贸易规模，国内经济循环占据主体地位（裴长洪、刘洪愧，2021；黄群慧、倪红福，2021），但现存的国内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可能与分税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郭杰、李涛，2009；钱学锋等，2012）、契约环境差异（曹春方等，2019；黄玖立、周璇，2018）、文化或语言差异（高超等，2019；赵子乐、林建浩，2017）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或区域特征相关。第三，国内研究者对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多层次的政策建议（刘元春，2020；姚洋，2020；史丹，2020；黄奇帆，2020）。
总结现有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理论而言，从贸易角度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很可能存在双向影响。（1）国内循环可能影响国际循环，企业或行业参与国内贸易的表现优劣会影响其参与国际贸易的决策和程度。（2）国际循环可能影响国内循环，企业或行业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后，因技术转移、知识溢出、学习效应等途径影响其国内贸易表现。（3）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可能存在协同关系，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或行业很可能同时生产并供给同种产品给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4）产业内、产业间的上下游关联和地理集聚会带来成本优势和技术溢出，直接影响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规模。综上所述，区别于现有研究对于“双循环”议题的定性分析，本文致力于对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影响进行定量检验，并充分分析产业关联、区域边界在其中的作用。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
从货物贸易角度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均可分为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国际循环涉及进口与出口（国际贸易），而国内循环涉及买入与卖出（国内贸易）。本研究构建了中国工业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行业”维度的进口和出口两类国际大循环指标、销售和购买两类国内大循环指标，并进一步引入产业关联和区域边界因素，将国内大循环指标分解为国内中间投入循环指标与最终消费循环指标、省内循环指标与省间循环指标，以及上下游产业关联和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的交叉关系，从而充分检验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向促进效应背后的作用关系。
首先，关于国际大循环的指标主要包括“省—工业行业”维度销售产值中用于出口的金额指标，以及基于海关进出口金额的比例关系所估算得到的相应进口金额指标。《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和2006~2017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记录了各“省—工业行业”在2004~2016年的销售产值及其项下的出口交货值，但并未涉及销售产值中所使用的进口金额。据此，本文一方面直接采用上述出口交货值为国际大循环的出口金额指标；另一方面，基于一致口径假设对同维度的进口指标进行估算（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1）。
其次，关于国内大循环的指标主要包括“省—工业行业”维度的国内销售金额和国内购买金额。国内销售金额指标从卖方视角出发，由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省—工业行业”维度的销售产值减去其中的出口交货值得到。同时，结合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经济区域间分行业投入产出表（2007、2012）所记录的藏港澳台以外30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行业”维度的投入—产出关系（张等，2015），可计算得到从买方视角出发的“省—工业行业”维度的国内购买金额指标。由于本文聚焦工业行业的“双循环”表现，故将基于工业视角构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各项指标。
进一步地，对国内大循环指标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通过对中国经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07、2012）中的中间投入部分和最终消费部分进行区分，可以将国内销售大循环和国内购买大循环分别拆分为中间投入用途、最终消费用途两部分。
为更进一步地拓展模型，我们同时纳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和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基于下游厂商视角，构造在“省—工业行业”维度购买来自本省、省外各行业中间投入的金额指标，及其产出以最终消费形式被销售到省内、省外的金额指标，并进一步区分中间投入的经济部门来源和最终消费具体用途。对比2004~2016年各行业的国内大循环指标，我们发现不同工业行业的国内销售产值被用作中间投入或最终消费用途的规模比例差异较大，且大部分工业行业的省内销售规模大于省外销售规模（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2）。
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同时控制了在“省—行业—年”维度出口时面临来自目的地的、进口时面临来自中国对外设置的关税税率和非关税措施情况，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RAINS数据库（2004~2016年）。上述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指标在实证研究中被用作国际大循环联立子方程的控制变量。
（二）实证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部分旨在实现以下两个递进的研究目标：第一，在总体上检验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引入上下游产业纵向关联、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检验其在上述“双循环”双向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考虑到各变量自身的动态特征，本文在基准模型中使用迭代直至收敛的3SLS系统估计法对动态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呈现单方程估计法的结果。相关实证模型依次设定如下，模型均可识别，阶条件满足（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3）。
1.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总体双向影响
首先，基准模型从总体上检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影响。在“省—行业—年”维度，将取对数形式的出口金额、进口金额、国内销售金额、国内购买金额视为具有潜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变量，构建迭代直至收敛的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以检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系统性双向影响。其中，联立方程组的动态性通过纳入内生变量的滞后1期实现。同时，在进出口国际大循环的子方程中，分别纳入出口所面临的世界平均关税税率和非关税措施金额覆盖率、进口所面临的中国对外平均关税税率和非关税措施金额覆盖率，以控制国内外主要贸易政策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此外，在各子方程内控制“省—时间”和“行业—时间”维度的固定效应。
在联立方程组的收敛点，这一系列子方程估计系数直接反映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本研究求解的是迭代直至收敛时的联立方程组估计系数，即随估计变化的扰动项协方差矩阵不断迭代，直至参数估计值收敛至一个稳定点，此时的估计系数组即为全局最优解。当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对应互换的两组子方程的估计系数同时显著为正时，说明该国内大循环指标与国际大循环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若这对估计系数其中一个显著为正、另一个不显著，则说明两者间存在单向促进作用；若这对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则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
2. 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的“双循环”双向影响检验
其次，我们进一步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将国内销售大循环指标和国内购买大循环指标分别拆分为中间投入用途和最终消费用途两部分。相应地，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子方程数量由4个拓展为6个。在“省—行业—年”维度，将基准模型中取对数形式的国内销售金额、国内购买金额拆分为中间投入用途和最终消费用途两部分，形成4个取对数形式的指标，即国内销售被用作中间投入用途的金额、国内销售被用作最终消费用途的金额、购买国内中间投入的金额和购买国内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金额，并将这4个国内大循环指标视为与对数出口金额、对数进口金额两类国际大循环指标存在潜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变量，继续构建迭代直至收敛的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进出口国际大循环子方程中的进出口关税与非关税控制变量的含义与基准模型相同。此外，在各子方程内控制“省—时间”和“行业—时间”维度的固定效应。在联立方程模型迭代直至收敛后，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互换对应的一对估计系数的正负显著性来判定双向影响，该判定方法与基准模型相同。
3. 基于下游厂商视角的“双循环”双向影响检验
更进一步地，我们拓展模型以同时纳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和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为避免联立方程组变得过于庞杂，我们选择从下游工业厂商视角出发来构建模型，在国内大循环的指标选择方面，考虑其购买国内中间投入或者使用进口品用于进一步生产，并将产成品以最终消费形式在国内销售或出口的情况。在“省—行业—年”维度，基于下游厂商视角，同时纳入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考虑到使用中间投入进行生产并销售的过程存在一定时滞，我们一方面将购买中间投入的国内大循环指标和进口指标取滞后1期并作为控制变量，另一方面将销售产成品作为最终消费的国内大循环指标和出口指标作为存在潜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变量，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求迭代直至收敛的全局最优解。在联立方程模型迭代直至收敛后，子方程估计系数所对应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影响的判定方法与基准模型相同。
四、实证模型结果
（一）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总体双向影响检验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潜在双向影响关系，我们构建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迭代直至收敛的3SLS系统估计法对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相互影响进行系统性的实证检验，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总体来看，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内销售与出口之间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工业行业的国内销售指标对出口指标回归、出口指标对国内销售指标回归的子方程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两者的双向促进作用成立。这一结果说明，在省级层面，工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销售规模之间存在着协同增长的积极效应。
第二，国内销售对进口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出口对国内购买也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在联立方程组内，工业行业的国内销售指标对进口指标回归、出口指标对国内购买指标回归的子方程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但各自的反向影响均不显著，说明这两组指标的双向促进作用不成立，但存在单向促进作用。此外，滞后1期的“双循环”动态指标对于当期相应指标具有显著而正向的影响；在平均意义上，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于国际大循环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结果说明：一方面，各省工业行业的出口与国内销售在总体上存在双向促进的协同增长效应，这可能是受益于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两条单向促进效应的影响路径也值得关注。第一条单向促进影响路径是工业行业的国内销售对于进口的显著促进作用，反之不显著，此结果说明国内市场需求对于进口具有拉动作用。其背后包含着多种可能性：进口品可能直接被进口省份消费，或进口后直接销售至其他省份被消费，同时也不排除对进口品经进一步生产后再对国内市场销售的可能性。第二条单向促进影响路径是工业行业的出口对于国内购买的显著促进作用，反之不显著。此现象可能是出口产成品对于国内中间投入流动需求的反映，也可能是不从事直接生产的出口贸易中间商进行产成品跨省调配的结果。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拆分国内大循环指标，尤其是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区分用于中间投入用途的国内大循环和用于最终消费用途的国内大循环，以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总体双向影响背后更深层的内在关系。
（二）引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的“双循环”双向影响检验
引入产业纵向关联因素，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指标进一步拆分为中间投入用途和最终消费用途两部分，我们发现：工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效应呈现出显著的“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效应——出口作为国际大循环的关键指标之一，一方面与国内中间投入的购买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与国内最终消费的销售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首先，出口指标对国内中间投入购买指标回归、国内中间投入购买指标对出口回归的子方程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这两项指标的双向促进作用成立，它进一步揭示了基准模型中工业行业出口对于国内购买的拉动效应的具体作用对象，即出口实际上拉动的是对国内中间投入的购买。其次，出口指标对国内最终消费销售指标回归、国内最终消费销售指标对出口回归的子方程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这两项指标的双向促进作用也成立。最后，无论国内销售是用作中间投入用途，还是用作最终消费用途，其对进口的单向促进作用均显著成立，这与基准模型一致，从侧面证明了国内市场在中间投入用途和最终消费用途两方面都存在着进口需求。
上述结果说明，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的引入对揭示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影响背后的作用关系而言十分重要——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购买国内中间投入和国外进口品，生产并销售至国内和国际两大最终消费市场而实现的。这启示我们可以从下游工业厂商视角出发，考虑其购买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品，并进一步生产产品用于国内最终消费或出口的情况，在这一视角下检验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三）基于下游厂商视角的“双循环”双向影响检验
基于下游厂商视角，拓展模型以同时纳入上下游产业关联因素和省内外区域边界因素，并进一步区分国内中间投入来源的所属经济部门，我们发现：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效应在多个维度上依然稳健。
第一，各省工业行业的出口指标与其被用于国内最终消费的跨省贸易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在“省—行业”维度，跨省最终消费金额指标对出口指标回归、出口指标对跨省最终消费金额指标回归的子方程估计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两者的双向促进作用成立，它前文所揭示的出口与国内最终消费的双向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细化，证明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出口与最终消费用途的国内跨省贸易领域中。此外，工业行业被本省所最终消费的规模若有所增长，也会对其出口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仅仅是单向促进效应，即工业出口对于其省内贸易不存在显著影响。
第二，工业中间投入国内大循环对于其下游出口和最终消费大循环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本地偏好”效应。工业中间投入金额的增长不仅对省内下游工业行业的出口金额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显著拉动了省内和跨省最终消费金额的增长。
第三，工业使用跨省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增长有助于显著促进其被用作最终消费的跨省贸易的增长。这可能与服务业自身具有“不可储存性”的特征有关，部分服务内容的提供方与消费方具有不可分离性，导致相关服务贸易投入与跨省贸易目的地的密切程度高于出售地，所以出现服务业中间投入对于工业最终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跨省贸易而实现的情况。
总结而言，我们发现，工业行业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总体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尤其是出口与国内跨省销售之间，存在着显著而稳健的双向促进效应。同时，不可忽视产业纵向关联因素和区域边界因素在上述作用中的影响，比如工业中间投入的“本地偏好”效应，以及服务业中间投入的跨省、跨行业促进作用。
（四）异质性检验
1. 异质性检验一：区分最终消费四大用途
参考中国经济区域间分行业投入产出表的划分标准，最终消费的具体用途主要包括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和存货。基于上述四大用途的分样本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工业行业的出口与国内销售之间的双向促进效应在不同最终消费具体用途上呈现的作用方向并不相同：出口增长显著促进了城市最终消费、农村最终消费、存货3类跨省销售的增长；反之，国内销售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本省存货渠道、外省固定资产投资渠道而实现。总结而言，在区分最终消费的具体用途后，工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作用在总体上依然成立，但需要多渠道配合完成，无法在某一单独的最终消费用途范畴中完成。（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4）。
2. 异质性检验二：区分下游省份地理区位
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工业行业参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表现可能随其所属三大地理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根据工业省份位于中国东中西部的地理区位归属，我们进行分样本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回归，主要结果表明：第一，出口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国内最终消费的跨省销售。第二，最终消费跨省销售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区分三大地域的分样本中均不显著。第三，工业中间投入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显著促进东中部地区本省下游工业出口规模增长，也有助于中西部地区本省最终消费规模的增长。总结而言，立足中国整体，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作用成立，但在东中西部任何一个局部范围内均无法成立，这进一步印证了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区域间贸易畅通的必要性。（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5）。
（五）稳健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一：控制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内部指标相关性
基准模型综合考虑了国内大循环指标与国际大循环指标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但未控制各循环内部的指标相关性，即未控制国内大循环内部的国内销售指标与国内购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也未控制国际大循环内部的出口指标与进口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在控制上述循环内部的指标相关性的前提下，对基准模型和相关拓展模型进行再检验。结果显示：首先，工业行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促进效应依然在前述3个递进的基准模型及拓展模型中稳健成立，与前述结果保持一致。其次，循环内部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并未对工业行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主要影响构成实质性冲击。此外，在国内最终消费的大循环中，工业行业对于本地市场和跨省市场的供给存在一定替代关系，但并未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双向促进的核心影响产生显著冲击（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6）。
2. 稳健性检验二：纳入国际大循环和国内最终消费大循环变量的滞后2期
基于下游厂商视角，在同时区分上下游产业、省内外区域边界、中间投入来源三大经济部门归属的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基础之上，我们还考虑到作为控制变量的、取滞后1期的国内中间投入大循环指标可能对于国内最终消费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指标的动态变量（也取滞后1期）存在潜在的同期双向影响，因而本小节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拓展模型，纳入主要内生变量（国际大循环、国内最终消费用途的省内销售和跨省销售）的滞后2期进行检验。在工业和服务业中间投入对工业行业“双循环”的影响方面，其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即工业中间投入显著促进了下游工业的出口及其被用作最终消费形式的省内贸易和跨省贸易，而服务业中间投入显著促进了上述三者中的跨省贸易（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7）。
3. 稳健性检验三：使用2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组模型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使用迭代直至收敛的3SLS估计法对动态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即采用了系统估计法以识别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影响的全局最优解。而本小节的稳健性检验将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即采用单一方程估计法来检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影响，相关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基本一致（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8）。
4. 稳健性检验四：样本时间段剔除2004年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所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的来源因年份而不同，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而2005~201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对于2004年和2005年的“工业销售产值”指标，以上两类数据来源的指标解释内容和规模以上企业口径均相互一致，但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对样本作剔除2004年观测值的稳健性检验。主要结果显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向促进效应依然成立，与正文中递进的基准模型及拓展模型结果一致（详细内容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9）。
五、结论与建议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下，准确评估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联动关系，充分认识产业上下游纵向关联、区域边界内外差异在这一影响中的作用，是合理制定跨产业、跨区域经贸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商品（及服务）流动角度出发，致力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检验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相互关系。
基于各省工业子门类销售产值数据，结合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海关进出口交易数据，本文构建了“省—行业”维度的出口和进口两类国际大循环指标、销售和购买两类国内大循环指标，并基于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定量检验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国内大循环指标为中间投入循环指标与最终消费循环指标、省内循环指标与省间循环指标，揭示了产业关联和区域边界在“双循环”双向影响中的作用。主要结果发现，工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总体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产业关联与区域边界在上述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工业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存在双向促进效应，具体表现为国内销售与出口之间的协同增长效应。第二，从产业上下游视角切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效应呈现出显著的“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效应，即工业出口指标一方面与国内中间投入的购买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与国内最终消费的销售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第三，从区域内外视角切入，工业出口与国内最终消费的跨省销售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最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双向促进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与最终消费具体用途、东中西地理区位相关。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双向促进作用稳健，但在特定消费用途、特定地理区域的局部范围内产生差异，这进一步印证了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国内贸易畅通的必要性。
基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第一，发挥比较优势，畅通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各地区应鼓励其优势工业行业参与国内中间投入与最终消费大循环。与此同时，应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开展产业布局规划调整，一方面积极因地制宜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第二，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各地区应紧紧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积极参与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目标的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一方面，在区域内，应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着力破除本地企业优于外地企业的不平等竞争观念和地方保护行为，适度引入省外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中间投入，弥补本地生产短板，实现区域间的比较优势互补与“固链补链强链”。另一方面，在区域间，应着力改善市场分割状况，加快建设通达便利、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以提升商品、要素、资源在区域间更大范围内的流动效率。第三，持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要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中国经济仍需要在国际大循环方面的保持稳定发展。各地区应持续推进贸易转型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一方面，应逐步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另一方面，应稳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以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第四，加强体制机制保障。良好的经济表现离不开合理的制度保障，为有效落实新发展格局下的各项战略政策，需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多部门联合工作制度，以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尤其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体制机制障碍方面，树立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区域间要素、商品、技术、信息的充分流动提供与时俱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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