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建立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

项飙：……学术机构的体制化一定会带来限制，我们需要大量的“盘根”，通过个人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伙伴，形成自己学术的思想生命。如果一定要把它们都体制化，体制就是等级性的，像塔一样，那就完蛋了。盘根这个隐喻很好，是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每个方向都可以生长，到最后互补，互相汲取营养。

吴琦：新加坡、中国香港，北大、牛津，您亲身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学术组织的方式和机构，能不能做一个比较？

项飙：这个很难说哪个好，因为每个人的历史太不一样，所以关键要看是谁在做这个比较。如果你从牛津出发，就一定要学新加坡，比如说行政人员的效率应该提高。如果是中国的大学，可能就要先学新加坡那种低姿态、无趣、扎实地建设基础性的制度。

吴琦：在您做个人选择的时候，优先级会是怎样的？什么是您对一个学术机构或者体制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项飙：我个人感觉是综合性的生存状态最重要，在那里的生活每天是什么样的，跟谁聊天，基本要完成什么任务，我会考虑得非常具体，这种具体会给我一个总体的感受。为什么要具体，因为具体才可以感受得到，不仅在脑子里，也在心里，然后形成判断。具体的感受当然和制度设计有关系，但没有很强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有的制度设计非常不合理、荒谬，但下面的空间也不小，也可以生存，这个就要智慧地去把握。比方在中国的机构，和现实矛盾的切近性很强，这方面的刺激非常多，而牛津这个地方距离感很强，也能带来思考。不过我现在最大的焦虑是关于我自己，做不出东西来，自己很紧张，换来换去都做不出来，也没有意义。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一定要以“我”为主去判断，看能不能在机构里面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同事之外的人合作，发展出自己的盘根，自己的小宇宙、小环境、小世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吴琦：在北京的访谈中，您说到自己对共同体的感觉比较弱，那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学术共同体到底有什么意义？

项飙：我觉得学术共同体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相当弱，因为学科体制化、符号化。你想象一下，比方说教育部要搞什么改革，不可能形成一种公共性的反对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没有共同体可言。虽然思想上也有碰撞，但我感觉比较弱，那种1+1＞2的合作比较少。我上次说自己没有共同体感，这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应该。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去构建共同体。共同体永远要在构建当中才存在，即使是原来非常合理的共同体，停滞之后也没有意思，就变成了协会、学会。在构建的过程当中，要对社会事实、学术研究、思想理论和方法的现状都有一定的讨论和共识，然后形成我们的策略。中国非常需要建设这样分散的无形的学术共同体。

吴琦：您自己也要参与到这个建构的过程当中去？

项飙：对，不参与就不可能有共同体感，那么共同体感就是假的，就是一种符号认同，对学术建设来讲，更没有意义，因为把很多真实的问题在共同的符号假象下消解掉了。

吴琦：具体是怎样参与呢？已经开始了吗？

项飙：刚刚开始。一个是我希望跟艺术界的朋友多联系，回到前面，共同体需要异质性，其实搞研究的和搞文艺的人可能更能建构共同体，因为有异质性，互相可以学到东西，有吸引，有碰撞。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都在推进海外民族志研究，这是中国人类学一个很大的短板，这一块要是不起来，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整个中国的国力都是不够的，对世界的了解停滞在贸易、军事和国际关系的情报上，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体。能不能给政府提供决策，是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事情，也不应该太考虑，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种大众之间的世界性的共鸣。当年轻人背包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不适应的情况，通过对别人的观察，去理解，把自己问题化，重新定义现存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国内研究做国内研究，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界定了，往往提不出新问题，老问题也用老套路解释，走出去则可能给我们刺激。另外，也能培养一些外交人才，确实能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有了解，会讲那里的语言，去过这些地方，知道车怎么坐，知道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这些积累都非常重要。英国这个帝国为什么实证主义那么强，跟欧洲大陆不太一样，和这个也有关系。靠这种实证的材料，本身也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材料积累起来，就看出一个样式，不是推演式的，而是归纳式的。这算是建设第二个共同体的努力。

*节选自《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标题为小编所拟。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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