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我们如何借鉴陈先生
——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从40年代初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开始，就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报上读到陈先生论《长恨歌》《莺莺传》，论韩愈与唐代“古文运动”等文章，震惊于其学问的渊博与考证的严密。5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我曾至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上听陈先生讲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课。又过了一年多，我移住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下，这时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已出版。我从这部著作里不仅接受了先生关于唐诗、唐小说、唐古文运动的论点，还初步学习了先生从考证入手，确认历史事实，然后加以推论、概括的治学方法。然而不久，古典文学领域掀起对胡适唯心史观的批判，我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产生怀疑，而转移兴趣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的探索。后来又接受高教部的任务，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宋元部分，长期寄居北京。先生此时则致力于柳如是生平及陈端生著作的考证，后来又因骨折卧床。因此，虽同住一座楼的上下层，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这次为纪念陈先生，我重读了《元白诗笺证稿》，又新读了先生《论〈再生缘〉》《寒柳堂记梦》等论稿及《寅恪先生诗存》，回顾四十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怎样从先生的著作里得到借鉴，初步理出了一个发言稿子。
我这次研读陈先生著作的初步印象是：
一、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
二、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
三、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
一
先生读书，每能于一般学者漫不经心之处发现问题，然后提出多种可能的答案，逐一加以论证，排除其不能成立的答案，剩下最后一个答案，又广引史例加以说明。这最后一个答案就成为确然无疑的历史事实。然后进一步从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加以比较、分析、推论、概括，确认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先生论《再生缘》，先广引史料，论定作者陈端生写作《再生缘》的时间、地点以及她的家庭环境、亲友交游，进一步考明她丈夫范菼是因科场犯罪而被遣戍边疆的。这些历史事实都得到确认，然后从《再生缘》本身的文学成就，评价“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再生缘》结构的精密非吾国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所能及，而可以跟希腊、印度的古史诗相提并论。”这是何等精严的历史科学方法，何等宏阔的文学评论眼光！它跟当时以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为能事，任意引申，大言欺人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学风。
但先生的考证文章也确有一些过于繁琐之处，如《论〈再生缘〉》中为了证明“乐志堂主人野苹”即是陈端生的丈夫范菼，连举《毛诗正义》《植物名实图考》等七条史料来证明；《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为证明“一斗粟”应作“一升粟”的一字之差，连举《旧唐书》《唐会要》等二十条史料来证明。这就未免贪多骛博，也影响了文笔的清畅。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里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这话是确有见地的。
二
再说他识解的超卓。我读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时，比较注意他有关文学史的论述，现摘引三条如下：
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以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1]
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所谓古文运动，其初实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2]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宫商五音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为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我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3]
上引第一条从正反两方面指明治文学史者的两种不同途径：一种是通过对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获得真知灼见；一种是模糊影响，任意批评。它对今天文史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有普遍指导意义。第二条就陈子昂、李白的改革齐梁诗风，与白居易的改良民间俗曲作比较，指出他们的不同价值和影响。又就韩愈的以古文试写小说而成功，与白居易的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民间俗文学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旨意和方法，为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提供成功的范例。第三条根据白居易在新乐府《华原磬》中意主崇古乐，贱今乐，与他在《策林》中关于古乐今乐的议论自相矛盾，从而推论到沈约的创四声说、韩愈的提倡古文，都有议论和实际的矛盾，从而提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但要看他们的议论，听他们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的创作实践。这些见解，今天的学者可能习以为常，在先生当时却是经过艰苦探索、严密论证后提出来的创见。
然而在先生的诗文议论之中，不时流露旧社会比新社会好、改良比改革好的看法，从而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形势是逆转的。它集中表现在下面一段话里：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指梁启超）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迁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治学，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4]
历史有回流，但总是曲折前进的；革命有破坏，也带来新的生机。不能认为戊戌政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形势是退化的。先生还有点相信谶语，好像自己晚年的双目失明、南来广州，为陈端生的《再生缘》作考证，都是谶语注定的。从先生身世的艰危看，我们可以理解，但不能认为它是合理的。
三
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主要就先生的诗歌创作说，在论文中也偶有表现。先生幼承家学，后治唐史，熟于中晚唐诗，诗笔颇有唐音，与散原老人之导源宋贤者有别。他诗歌中的深沉感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晚清衰世看作全盛时代，为张勋、康有为的复辟辩护，而不满于段祺瑞、梁启超的马厂誓师和冯玉祥把溥仪赶出清宫。它集中表现在《王观堂先生挽词》这首长诗里。总之一句话，是带有满清遗老的气息。二是深切怀念他在北京清华园时的学术生涯，它散见于先生南来广州后的近体短章里，如“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照影育长空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论”，都表现他南来广州后满腔哀怨无可告语的孤寂之感。《世说新语》说任育长少年时“甚有令名”，“神明可爱”，“过江后便失态”。先生以东晋时渡江南来、处处感到失志的任育长自比，除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的不同外，对学术上讨论的无人感到孤寂，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50年代前期高校秩序渐趋稳定和三年困难过后的60年代初期，市场渐趋繁荣，先生的情绪有所好转，间亦见之诗歌；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跟那些以逊清或民国的遗老自居的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形成陈先生在文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的上列特征看，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从他取得卓越成就的主观因素看，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惊人的记忆力和掌握外语的能力。
二、深厚的家庭文化修养。他出身于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家庭，父亲散原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爱国诗人，母亲出身名门，从小就教他读姜白石词。我大学时期的中文系著名教授王伯沆先生，一度是他的家庭教师。
三、充分的读书、写作时间。他除出国留学外，大部分个人生活不用自理，结婚后陈师母对他生活的关心又无微不至，使他有可能充分掌握时间来读书、写作。这是今天高校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
四、丰富的图书资料。
五、高层次的师友交游。他在清华的交游，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吴宓，以及北大的胡适、冯友兰，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他结识的伯希和、高本汉，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接近高层次师友的同时，在学术上不免卑视一般学者，滋长了孤芳自赏的习气。
至于文风和诗笔上的某些偏向，更多地属于客观因素之影响而产生，条列如下：
一、革命形势的多次反复及内乱外患引起他的深忧，也影响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二、家世的兴衰，使他对晚清的形势有怀恋，戊戌政变的挫折，又使他对政治运动有戒心；
三、岭南的学术气氛（文史资料缺乏，同道师友难寻），使他感到孤寂；
四、晚年的失明、骨折，加深他对人生的失望心情。
四
最后谈谈我们怎样借鉴陈先生的经验、教训，提供我们晚一代的同志参考。初步想到的有下列几点：
一、在学术上要提倡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和独立不移的坚贞品格，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的学术风气。从这种精神、品格看，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而当时许多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不免随波逐流，左右摇摆。
二、分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看到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无限上纲到政治上来批判。
三、学术上的是非要通过同行讨论、百家争鸣来解决，不能采取群众围攻、以势压人的方式。
四、学者也应关心现实，接近群众，力图跟时代同步前进，不能脱离群众，以“独醒”“先觉”自居，更不能留恋过去，以“遗民”“遗老”自处。
五、家庭教育对培养专家学者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起作用，但毫无疑问，培养后学的任务必将愈来愈转向教学组织、科研组织，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组织的逐步充实和完善。
六、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史研究工作上轻视资料、轻视考证，这点必须及时改变，尤其是在华南及其他边远地区。
注 释
[1]《元白诗笺证稿》第19页。
[2] 同上第52页。
[3] 同上第70页。
[4]《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来源：《学术研究》1988年第5期
转自：“硕博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