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信睿周报 ，作者朱峒樾
采访+撰稿 _ 朱峒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在读，《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译者）
白馥兰（Francesca Bray）是著名人类学家、科技史学者和汉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和东南亚农业、农村地区发展问题及日常技术与政治的关联。她师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初出茅庐便独立撰写了由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丛书第6卷中的农业分册。她先后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曼彻斯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自2005年起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直至退休，2015年至2016年间又曾担任国际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主席。白馥兰出版了多部重要学术专著，如《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以下简写作《技术与性别》）、《稻米：全球网络与新历史》，皆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不可错过的作品。2023年初，白馥兰与技术史学家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合著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修订版的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为译者（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人类学学生），笔者结合书中内容及其此前作品，对白馥兰进行了专访。其间，我们聊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科技史写作、性别化的民族志研究、日常技术、技术图像，以及对当下全球科技史发展趋势的观察、判断和愿景。
人类学家、科技史学家与汉学家白馥兰。
来自爱丁堡大学官网
科技史与去欧洲中心主义叙事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最初由佩西于1990年写就。彼时，欧洲中心式的科技史写作仍然占据主流，技术的发展在主流叙述中似乎与欠发达地区无缘。这本书则挑战了传统技术史写作的权威，将往日被边缘化的东亚、伊斯兰世界、南美洲、非洲等地都拉入技术史的舞台，强调他们并非技术转移中西方科技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乃至技术的发源地。30年后，您受佩西邀请，帮助他对此书进行扩充、修订。30年间，本书曾着眼的许多问题与现象在技术的迭代中改头换面，较之最初的版本，新版修订强调了哪些方面呢？
白馥兰：佩西在修订本中做的两个最重要的改动都回应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而这一危机主要是由我们的技术活动和技术选择引起的。佩西敏锐地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加速。相较最初的版本，无论是在解释技术在过去的作用，还是在考虑其未来的可能性上，新修订版都更加清晰地强调了认真对待环境及资源限制、约束的紧迫性。佩西还在最后增添了新的一章，将我们的目光带入21世纪。这一章追溯了一系列现代“技术革命”（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和“创新浪潮”（waves of innovation），包括它们在物质上取得的成就和日后带来的危险。尽管这些“革命”推动了物质上的进步，但并没有引发关于资源使用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改变，因此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这一资源危机。佩西记录了最近大气变化的加速，并质询哪些新兴技术——从能源生产到食品生产——可能最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水平。虽然佩西没有使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时髦的术语，但他关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几个世纪以来的资源使用的观点却与人类世的辩论息息相关。
除了从技术史中摘出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和案例研究加入新修订版，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自己对新修订版的贡献主要是强调了“简陋”（humble）或“日常技术”（everyday technologies）的作用，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使用者”（users）带来的变化。STS（科学与技术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使用者”是共同生发（coproduction）技术创新的重要一环。一项发明如果不被使用，就不会带来任何影响，而使用者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技术设备进行改造。使用者/共同生发的观点为佩西的核心概念“技术对话”（technological dialogue）添加了第二重意义。除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创造性对话（如在现代早期的帝制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或在半导体早期发展阶段的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我们还要认可“普通人”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创造性对话，如日本女学生和智能手机开发者之间，或热带小农户和跨国农林研究及政策之间的对话。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英]阿诺德·佩西 / [英]白馥兰
中信出版集团，2023
您曾说过，如果您自己写一本技术史，采用的视角和方法也许会有许多不同，具体会有何不同呢？
白馥兰：在人类学语境中，技术不仅指由工程师设计和工业化生产的现代奇迹，还指所有有助于建立人类世界的技能性物质实践。技术产品和技术行为除了会对物质世界造成影响，还具有象征、道德和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及后果，它们是思考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经济的视角之一。佩西很清楚这一点，并将这种考量纳入他的研究中，但如果让我来写千年技术史，我将会更加强调这些方面在历史图景中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中各挑选出一两件象征着该特定社会的技术产品——即使它们在传统的技术史中并非举足轻重，但在某些方面别具意义、富有趣味。例如，提起帝国晚期中国的象征性技术，人们可能会想到中国的砚台和生产它的物质文化系统。[1]或者，我发现，与其从核武器或计算机入手，不如关注抽水马桶，它能让人真正洞见现代美国文明的运作、价值及其全球影响力。
因此，我不会像《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那样专注于追溯那些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似乎不言而喻的重要技术的出现和长期演变，而是会更多地试图重拾我所说的“技术景观”（technological landscapes）和“技术文化”，即一个社会的物质技术总览及资源，以及该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如何思考技术——技术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它，包括技术如何有助于生产不同的身份和权力关系（这些身份和权力关系又如何维系了社会秩序）。
然而，挑战在于，我希望书写的这种文化视角注定是无法融入线性叙事、与“世界不可阻挡地走向现代”的故事相逆反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种反历史（anti-history），是《世界文明中的技术》的补充和别样的视角，旨在说服读者相信，技术的过去和现在远比他们通常想象的要多——而且这些略显陌生的见解对于评估技术在当今世界的存在和作用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这也是我和我的共同编辑们为书写Cambridge History of Technology（《剑桥技术史》）而采取的视角。这部作品共分三卷，有100多位作者从各种角度探讨过去和现在的技术，第一卷预计将于2025年出版。
您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汉学家、科技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不知道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如何交织出了您独特的学术生涯？
白馥兰：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最大的乐趣在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和领域之间合理地引入对话。我对宋代中国水稻种植的研究，可以与我对现代东南亚“绿色革命”水稻种植的实地研究对话。我关于明代技术如何构成女性身份的想法，可以转化为关于当代加利福尼亚州性别角色和身份形成中的技术问题。
我觉得我对主流科技史的最大贡献，便是利用这种学术自由来帮助这些领域落地、地方化。当然，在这方面，有许多人与我一同努力。但我相信，人类学关于技术和科学的讨论在这些领域已经产生了影响力——这一策略在我的中国研究中便成效可观。
性别视角和日常视角
我了解到您一直非常重视技术研究中的性别视角，而我也是“女性”社会主义史研究的忠实读者，除了您的《技术与性别》，我最爱的还有贺萧（Gail Hershatter）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及罗丽莎（Lisa Rofel）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等，它们与《技术与性别》一同写就了传统父权中国社会里被吞没的女性的劳动故事、个人实现及政治生活。但我也深知，在一个文本和现实意义上的父权空间里寻找女性“自己的房间”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女性的劳动和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部分。那么，您一开始是如何发现、探索性别化的技术研究的？这个领域当前面临怎样的问题和困境？您对进行性别化田野的青年学者又有什么建议？
白馥兰：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技术史时，从古至今的技术仍隐晦地被默认为是男性和西方的事物。1990年左右，我刚从欧洲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那里的性别研究正逐渐起步、初具影响力。我对帝国时期中国的技术进行的文化研究新项目，很快就变成了关于中国历史（及更广泛的世界史）中的性别和技术的研究。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做技术，也未出现在技术史中；帝国时期的中国在技术史中的地位也只是“它哪里出了差错”。
今天，在学术界，至少在西方，性别研究业已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主流，在科学领域亦如是，它不仅被广为接受，而且受到尊重和鼓励。但是，学术界往往与整个社会脱节——在社会中，“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可能仍然屹立不倒，甚至表面上开明的人也仍守着传统。性别史学家必须与过去社会的父权制作斗争——大多数历史材料都是由男性为男性制作的，女性的历史（以及性别关系的历史）必须被逆向阅读。对于许多在当代背景下工作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性别可能是一个棘手甚至危险的调查对象，对双方（调查者与调查对象）都是如此。然而，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伟大的工作也仍在进行。我对未来的民族志学者最好的建议是：广泛阅读，从其他民族志学者的经验中学习，并审慎行事。
技术与性别
[英]白馥兰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您在关于性别化技术研究的建议中曾倡议人们关注low-tech，即与高端的科技发展相比更日常、“低端”的技术，比如电灯、厕所、家用电器（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以及这些所谓的低端技术如何织就日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我个人发现这个建议非常有用，而且所谓家用化（domestication）低技术产生的具身知识不仅承载着关于家族的故事，也是大环境和大历史的小的表达……这里，我也想请您谈谈技术，尤其是低技术，如何作为串起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线索及其研究方法论。
白馥兰：我着实不想加深这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男性自然而然地就能作为合格的专业人员在工作场所做高科技工作，而女性只适合在工作场所做不动脑的“手”，她们的自然位置是在家里做“低技术”劳动。重要的是要清楚，我们在这里探究的是一个等级制度——技术能力的等级化分配；而这种对于技术能力的不平等划分，也是表达和再生产性别、种族、阶级、年龄（或这些类目组合到一起）等普遍不平等要素的一种形式。这些技术能力的归属不仅影响到人们能否获得特定种类的工作或职业，还影响到人们的自我价值感。我的美国同事比克斯（Amy Bix）和斯莱顿（Amy Slaton）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2]美国、英国等试图吸引更多女性进入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医学）的政府计划也非常有趣。[3]
在中国，自1949年以来，我们看到技术“天分”和能力被归于女性/农村/工人/少数民族人口，这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例如，在韩起澜（Emily Honig）和贺萧的民族志研究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个人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中，公众对妇女技术能力的看法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她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逆转是如何与政治经济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正如你指出的，对家庭空间的“亲密技术”的关注不需要加强性别刻板印象。相反，它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观察视角，用于调查日常的、物质上具身性的常规如何在微观上复制或产生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更广泛的结构、价值和情感（affects），或者它们如何表达或引导对该秩序的替代或挑战。
篇幅有限，我没法展开讨论这些脉络是如何交织运作的，以及应该以何种方法进行调研。但是，本国技术在国家政策及社会规范与私人生活的交织或对抗中的作用，已经被大量研究。通过关注国家通过技术政策对亲密关系的干预，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明治时期的日本到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或者历届中国政府都试图通过推广“家政学”课程、泰勒主义的厨房设计（Taylorist design of kitchen）[4]，或者从洗衣机到电视或智能手机的家用电器，来实现公民的现代化并培养适当的道德和价值观。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互动是“欧洲张力”（Tension of Europe）项目的重点，该项目是一个国际性的跨学科研究网络，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运作，它率先对技术如何将政府性和亲密性画上联系进行了许多有趣的调查，包括技术的设计、生产和使用，以及消费者、监管者和行业之间在产生技术规范方面的协商。[5]另一个有趣的研究项目是位于香港的“现代东亚”（Making Modernity in East Asia）网络，该项目专注于东亚背景下的日常技术和治理。[6]
我非常喜欢《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中强调的“日常视角”（everyday approach），我相信这个术语不仅强调了日常生活（everyday approach），我相信这个术语不仅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还总结了本书的人类学视角，即平民被自发“动员”并参与技术的转移过程，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变。平民自发的动员视角为何如此重要，它与国家领导的（倡导的）群众运动有何异同呢？
白馥兰：有趣的是，你把国家支持的群众运动和“自发的”民间运动这两组利益关系对立起来。在中国，从古至今，这一直是最明显的对立面。但在西方，我们还有第三个利益集团需要考虑——商业和工业是非常强大的角色，它们对政府和公众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发的”公民运动可能会直接抗议国家（如最近法国对修建新机场、高压电塔的反对或英国的核裁军运动），或者他们可能寻求政府支持来反对某项工业行动，甚至寻求一个行业的支持来反对另一个行业，比如许多抗议化石燃料公司的运动。因为他们必须与对手接触才能取得进展，而且成功取决于实现长久的变化（而非暂时的妥协）。所以民间运动不可能完全独立，且一旦他们开始协商出一条前路，就容易被强硬派指控为“出卖者”。
技术图像与技术的道德性
我注意到您对技术插图很感兴趣，曾通过对比王祯的《农书》的插图和楼璹的《耕织图》，强调《耕织图》作为性别角色、务农分工等“标准生活”的政治宣传“圣像”的作用。您是如何对农业插图产生兴趣的？中国的农业插图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史插图有何不同？您如何看待图像史与科学史的关系？
白馥兰：我第一次对农业插图感兴趣，是在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农业分册的时候。当时，我对《农书》中的插图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们是作为技术图画，与技术文字搭配，向读者解释工具或机器的部件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但是，《耕织图》中关于农业和纺织的描述才是最能引发技术史学家注意的，它们非常详细和准确，并提供了比王祯专著中的示意图更丰富的工具和设备的形象。我逐渐意识到，这两种图像风格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王祯的《农书》是为了让有文化的人和木匠一起，在一个即使没见过那个工具的地方来再造此工具。正如楼璹自己所说，他则是希望引导精英们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技能和劳动以及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谦卑美德——这些都是帝国秩序的基础。楼璹以及后来的历代皇帝在画上题的诗都强调了画的道德层面，但从这些诗中不可能看出它们所描绘的工作的技术细节。
对这些差异的思考使我意识到当时所有的艺术史学家都知道的事情，但这一点并非纯技术史学家的常识，那就是：
并不透明。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其背后的意图和目标观众，以及这些目的与绘画风格和媒介的关系。这种批判性的思路现在已经成为技术史中的普遍法门，但它曾经一度是冷知识。
[清] 焦秉贞，《耕织图》（局部）
在对农业插图的研究中，您强调了技术道德性的一面，即技术插图是道德教化的一部分。我注意到，从宋朝楼璹的版本到清朝焦秉贞的版本，《耕织图》在御前的版本几经更迭、多有增删，除了农业操作步骤在朝代更替中有所变化，《耕织图》的变化也不免有意识形态的微调。技术的道德层面毫无疑问至关重要，但也许问题不在于技术好或者坏，而在于它如何催生或抑制某种社会道德，又如何间接地在社会制度层面改变人们的生活。简单来说，在不断变化的技术中，旧道德该如何自处，新道德又从何而来？就《耕织图》而言，答案在于中央集权和道德教化，但如今是否还应指望道德的“配给制”？
白馥兰：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技术制品在伦理上是中立的，能够在社会环境中保持不变，为不同的利益服务而不需要改变。牛拉犁对农民的作用是平等的——无论对于独立的小农户，还是富裕地主剥削下的佃户。同一品牌的手机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能使用，尽管一个日本女学生和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应用程序。但你是对的，在某些层面上，技术确实加强或强加了特定的权力、地位的不平等或特定的道德秩序。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技术维系着社会的持久性”（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他曾分析了像安全带这样的技术设备，如果没有系上，就会发出警报，它将道德责任从不可靠的人类决定“下放”给绝对的技术过程。正是这种无形的伦理管制，使技术成为不同道德秩序的强大组成部分。虽然安全带在将道德行为强加给乘客方面是平等主义的，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农作物的基因改造，就会发现许多农作物中不乏设计好了的控制和提取的过程。像孟山都（Monsanto）这样的公司宣称他们开发转基因作物是为了帮助农民，但实际上他们要求对种子拥有知识产权：农民不能保存或交换他们收获的种子，而必须每年从该公司购买新的种子。公共研究机构可不会在其转基因作物中建立这种商业控制。
正如你所指出的，技术伦理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学家的梦想，因为其中有这么多的伦理矛盾！例如，作为一个关注气候危机、浪费和刚果钴矿工所处恶劣条件的人，我想避免不断地购买新的手机和电脑。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尽管旧型号仍然能“工作”，但它们不能再有效地帮我“交流”。它们在一个更新升级得越来越快的系统中运作，如果我拒绝这个让我道德上过意不去的“更新”，那么我将不得不成为一个隐士。
作为科技史领域的重要学者和国际技术史学会主席，您对当下全球科技史的发展趋势和困境有哪些观察、判断和愿景？
白馥兰：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里，技术史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西方社会技术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愈发复杂，最近对非西方背景，如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殖民时期的非洲和东南亚、现代日本帝国、民国时期的中国和战后的拉丁美洲的技术的研究，也都是挑战了我们对历史上的技术的传统看法的一些迷人和深具启发性的作品。它们不仅挑战了西方作为技术创造力和进步的独有中心的宏大叙事，还证实了我们需要将技术视为复杂得多的东西：除了解决物质问题，技术还构建了情感、社会和哲学世界。如果我们希望利用技术来面对当前环境危机的挑战，就需要认识到这种复杂性。
[1] DOROTHTY K.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2] BIX S. Girls Coming to Te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4; CARSON J. The Measure of Merit[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更多信息可参见: https://www.aauw.org/resources/research/the-stem-gap/。
[4] 泰勒主义的厨房设计中的 "泰勒" 是指科学管理方法（泰勒制）。以能效学为中心进行厨房设计是19世纪末厨房和家政管理的潮流, 其典型便是法兰克福式厨房。
[5] 有关"欧洲张力"项目,可参见: https://www.tensionsofeurope.eu/projects-and-publications/research/。
[6] 有关"现代东亚"网络, 可参见: https://mmea.hku.hk/。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1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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