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实践现象学”的方法，通过对阅读过程的现象学反思，发现阅读不仅是基于文本的心理表征，更是一种物质性、具身性、情境性的实践活动；意义不仅蕴含于文本之“内”，还生成于文本之“外”，并表现为一种文本、身体和物质性的“纠缠”结构与“冲撞”过程。文章认为，阅读实践理论对于检视由数字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阅读革命，树立实践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观，展现当下人类媒介化生存境遇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简介
赵立兵，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机融合视域下智能媒介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BXW1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后真相语境下新闻事实核查与媒介功能调试研究”（项目编号：18YJC860053）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缘起：
阅读理论的“中心”与“边缘”问题
提起阅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念书、看报、作者、读物等相关词汇。或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文本天然位居阅读理论的中心，阅读活动亦必然指向人类的精神交往与意义世界。如果说观察者切入视角的不同，往往带来研究结论的迥异，那么，在注重理论“后景”，关注“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思潮映照下，传统阅读观显著的“文本崇拜”（弗卢塞尔，1983/2017：12-13）倾向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质疑与追问：在阅读活动中，除了作为“前景”的非物质性文本与符号，难道就别无它“物”了吗？若有，它们潜藏于何处，呈现为何种模态，怎样同文本互动，又何以参与意义的生产？更进一步讲，倘若我们尝试切换另一种观察视域，把阅读研究的聚光灯由高亮的文本“中心”转向晦暗的“边缘”地带，将会为理解阅读现象、创新阅读理论打开什么样的思想空间？
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重回阅读思想史，以厘清不同阅读理念的基本特征、哲学基础与发展路向。显然，文首提及的传统阅读观念是以印刷时代为理论背景，以书籍文本为关注中心，探讨的是“阅读、写作和交流中所涉及的认知活动”（Goodman，1988：11-21）。于是，阅读作为人们“谋求世界图像”（海德格尔，1977/2019：97）的主要方式，被窄化为一种发生于头脑之“内”的“心理-物理事件”（Heap，1977），一种人们获取内容和意义（meaning）的信息渠道，并且被界定为读者与作者通过书籍文本展开一场隔空的思想对话与意义协商，进而完成知识传播与价值增值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无疑就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它将世界看作一种表象，其中观察者就行为采取“一个视点”，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的依据引入对象，其作用仿佛仅限于认识，且所有的相互作用在认识过程中归结为一些象征性交换（布迪厄，1980/2012：73）。可见，正是由于传统阅读理论显著的形而上学取向，导致其只见文本，不见介质；只见内容，不见形式；只见意识，不见身体的认识局限。
思想史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包含一系列的“转向”，且每一次转向都意味着基本假设、理论前提、关键问题与分析流程发生了系统性重构（延森，2010/2020：27）。这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现象学传统的启发下，当代理论发生了一场显著的“实践转向”。学者们认为，“实践是具身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人类活动”（夏兹金，2001/2010：3），不仅肯定了“非人”实体的活力与能动性，主张以外在的实践取代内在的心灵作为人类生活的中心现象；还注重考察物质力量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冲撞”、彼此建构与共同进化，并在物质/意识、身体/心灵、个体/社会等“对称性”要素所构成的阈限领域内讨论问题。这就为人们跳出还原主义、认知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以一种全新视角解释阅读现象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这种社会理论“实践进路”的溢出效应下，研究者们发现阅读不仅是读者对文本的认知与接受，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身体姿势与活动（Laughlin，2015：2），一种感官接触和情感体验（Mangen & Kuiken，2014），一种现象学经验（Heap，1977；Rose，2011），以及一种生物性的神经心理学过程（Wolf，2007：12）。而且，阅读作为一种人类与技术的互动（Mangen & Adriaan，2016），一种符号、生物体和物理制品之间的隐喻网络（Hayles，2002：21-24），同其他心理或身体的习惯性行为一样，都是在大脑、身体、物质与文化的接合地带被体验与构成的（Malafouris，2019）。还有学者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将阅读视作一种宗教生活方式（Studzinski，2009：43），一种共享意义规则社群的话语实践（Fish，1970），乃至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基本路径（安德森，1983/2011：38-46）。这充分证明了，当代阅读理论的研究焦点正在由文本中心，转向阅读实践及其发生背景与基础设施等“边缘”地带；阅读行为一度被忽视的物质性、具身性、情境性以及社会性等次要特征，正在上升为考察阅读现象的重要维度。
为了厘清当代阅读理论的这一重大转向，本文将围绕如下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证：首先，阅读行为何以成为实践活动？分布于阅读过程内外的文本、身体以及物质性力量呈现出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如何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其次，数字技术与阅读理论由“中心”向“边缘”的位移以及新一轮阅读革命的展开有何内在关联，其可供性（affordance）对文本意义表征体系、生成机制乃至阅读理论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塑造作用；最后，当代阅读理论的实践转向究竟在同何种文本样态、媒介实践以及理论范式遥相呼应和隔空对话？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思维导向作用？阅读的实践观对于反思人类新的媒介化交往与生存境遇将产生怎样的理论启示？
二
阅读何以成为实践：
对阅读过程的一个现象学反思
正如其“面向事情本身”的“座右铭”，作为一个“方法概念”的现象学向来不是从关乎事实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是注重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海德格尔，1927/2014：32-33）。因此，现象学的理论焦点不是传统的、给定的和结果性的概念与命题，而在于事物得以敞开、生成以及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与实现过程。它试图通过对一切基本常识与理性认识等“超越的假设”（胡塞尔，1947/2016：7-8）进行有意识的“悬置”、中断或存而不论，以近乎“本原的”“直觉的”切身体验方式撬开事物表象的外壳，进而捕捉其“前反思”或“前谓述”层面的本质，最终实现与“直接生活经验的世界重新连接”（Abram，1996：40）的理论目标。而且，现象学还发展出一套关于“在场”和“不在场”的独特分析方法，对于分析介质、技术、身体以及社会交往等“存而不显”的物质性、情境性要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思维工具。
那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阅读过程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有必要就阅读活动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即通过摆脱既有阅读概念、框架和习惯性理解的束缚，使阅读现象在人们的看、听、触摸等实际体验中显现并敞开，从而获取一种关于阅读的原初意义上的经验性描述，进而抵达对阅读活动的本质性理解与现象学反思。在具体操作层面，加拿大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将现象学理论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并提出的“实践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照。在他看来，该学说的创立初衷并不在于增进现象学理论基础与知识框架，而是为了鼓励研究者践行现象学研究和写作，书写人类生活的现象性，并且为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赋予意义。因此，实践现象学不仅“以实践为目的”（for practice），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范梅南，2014/2018：1，7，20），它为现象学理论与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而阅读的实践现象学，既是对阅读实践“做现象学”，对其展开现象学的体悟“深描”与本质直观；同时也意味着阅读现象自身以及现象学理论传统的实践本色。接下来，本文将“以自我为方法”，依照范氏所给出的“素朴描述”式现象学文本写作体例，尝试还原并反思阅读活动的具体展开过程：
上午9点，我来到图书馆阅览室。为了确认书籍存放位置，我在检索区电脑录入查询，键盘在手指敲击中吧啦作响。待确认了藏书楼层与区域，我按照悬挂的字母标识，在密集的书架中行走穿梭、左右扫视。等到在书架的一角找到了它，我蹲下身并用右手用力将其取出。然后，我手持书脊，快速浏览，伴随着手指与纸张沙沙的摩擦声，一股浓重的纸墨气息扑面而来。可能这本书已经刊印多年，它的内页中有多处折角、磨损、勾线等他人留下的痕迹。我来到靠窗的一处桌椅坐下，感觉这里整洁干净，空气不错，温度也适中，让人非常享受。接着，为了查阅一份电子文献，我打开新买的平板电脑，按下指纹解锁后，便用手指在光滑的屏幕上点点划划、左右翻转，偶尔还需要摇头、眨眼、微笑进行人脸识别……
以此看来，无论是传统阅读，还是数字阅听，阅读这种“表面看来十分单纯的行为，在结构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小森阳一，1996/2015：2）如果说，传统的阅读理论，主要将阅读界定为一种发生于文本场域的意识活动与精神交往现象，无疑简化了阅读活动的丰富内涵。而通过对阅读过程的现象学还原，充分揭示了阅读行为的基本要素不仅包括承载意义的符号文本以及“读者-作者”的理解互动，还应包括具有能动性与表意功能的文本物质形态、人类身体以及自然环境与交往情境。正是在这些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主观意识与物质条件、个体认知与社会交往等阅读要素的耦合互动之中，文本意义与阅读价值方才得以产生。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近年来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受现象学传统尤其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启发，提出了一种心灵“延展论”与意义“外在论”的假说。他们认为，认知与意义既不是完全发生于人们头脑世界的纯粹主观的意识现象，亦非仅仅产生于外在物质空间、纯属客观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机体与其物理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Zlatev，2000），是一个有机与无机、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等存在要素之间的彼此缠结、冲撞并适应的复杂意义网络。这极大地肯定了“分布在大脑、身体和世界中”（克拉克，2008/2022：134-135）持久性的生物环境、物质载体和阅读痕迹在认知驱动、意识倾向与意义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若藉此对阅读活动加以审视，不难得出文本的意义既生发于文本之“内”，也建构于文本之“外”；阅读活动亦非只是一项发生于人们头脑之中的意识活动，也不仅关涉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博弈与协商，还是一个社会个体在特定的自然、社会与文化情境中，与其所“邂逅”的兼具物质性与文化性的书籍或文本，及其所记录、折射的发生于某个特定时空界域的生产生活实践进行的一种思想碰撞与意义生成的有机过程。
可见，阅读概念天然包含“文本性”与“物质性”这两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维度：如果仅仅基于文本来考察阅读行为，则容易陷入形而上学与工具理性的泥潭；反之，倘若仅仅依赖文本的物质性来界定阅读活动，同样会走进技术决定论的另一条死胡同。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化的理论陷阱，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思维方式，将文本、意义、社群、文本介质、人类身体以及阅读制度与外部环境等众多要素统摄为一个整全性的分析框架。这就印证了德里达的论断：孤立而单纯的书写“主体”是不存在的，只有从“神奇打印装置、心理、社会、世界各层面间的关系”的维度才能把握其本质（德里达，1967/2001：408）。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一种更加综合、统观与生态的层面，将其视作一种发生于物理时空与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活动，一种读者与文本、身体与意识、自我与他者、技术与文化以及人类与“非人”等诸多阅读要素的汇聚点与交互界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致力于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的戴联斌总结道：阅读就是读者针对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符号以精神和身体作出反应的过程（戴联斌，2017：58）。
三
“活力”的物质：“书写物体”
无声的“召唤”与难却的“邀请”
如上所述，倘若将阅读视作一种以书籍为中介的“客观活动”与交往实践，那么就必定绕不开对阅读物质性的考察。相较于传统阅读理念，阅读实践观最大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对文本物质形态先在性、基础性地位的首肯，更在于实现了一种研究重心的根本性转移：即将关注的重点从阅读之“前”抽象的内容、符号与文本，转向了那些虽然隐匿在阅读之“后”，却与读者遥相呼应的“物质性底基”。这不仅契合了德里达从空间性、外在性、延异性的书写“印迹”（德里达，1967/2001：390-391、399）着手，在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传统中撕开了一个缺口；还印证了媒介环境学派对口头与印刷文化分殊的论断：“如果说口头传统蕴涵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伊尼斯，1999/2018：165）。相比之下，不难发现传统的阅读理论与接受美学在处理作品与文本及其物质形态关系上至少存在两个认识误区：
一方面，传统阅读理论提倡“非物质性”的阅读本体论，从而否定了文本符号及其物质形态的共生关系，并将阅读现象窄化为一种经由符号中介的作者文本创作与读者文本解释的意识过程。在近年来阅读理论的最新进展中，麦肯锡提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以及夏蒂埃推进的新文化史研究即从聚焦文本的物质形态及其与文本意义的“互文性”关系入手，对只关注文本内容的纯粹“目录学”传统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抽象的文本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具象的书籍：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其首先面对、接触并且藉以展开具体使用过程的，是诸如碑刻、抄本、印本乃至比特等特定物质形态的技术界面与“书写物体”（Cavallo & Chartier，1999），然后才是承载着内容与意义却不可被人类直接感知的作品文本。而且，使作者与读者产生勾连、使阅读实践得以展开的不是虚拟与抽象的文本，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的书籍”（McKenzie，1999：9-28）。
尽管文本在阅读实践中处于“中心性”地位，但任何文本都无法在缺乏明确的质料、痕迹、语境、留白等“边缘性”要素的前提下使自身得以传播并理解，甚至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恰恰在于它与读者的这些“外在性”关系。因此，阅读理论不仅应该关注读者、文本及其作者，还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物质性的呈现形式与技术性的传输渠道上：即文本通过什么样的载体传递到读者，及其如何介入并影响意义建构的过程（夏蒂埃，1996/2013：88，31）。可见，书籍既是一种承载着文本的“物件”，又是一种再现着“物件”的文本。如果没有了文本，其物质形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样，假若忽视了物质性，文本亦将失去存在的依据。不仅“物质之外无文本”，而且“文本之外无物质”，书籍的三要素——文本、物质形态与阅读——彼此关联，不可偏废（戴联斌，2017：121-124）。
另一方面，传统阅读理论预设了人类主体与文本客体的二元对立，并且默认文本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是封闭、被动且价值中立的。但在“新物质主义”看来，人与物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物质亦非一种单调、惰性、边界清晰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能动和构成性的“物质化过程”（Coole & Frost，2010）。因此，理解物质概念的要义，不在于物之本体或其属性，而在于人与物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停留于工具层面的使用与被使用，而是互渗到彼此机体的内部，并且发展出一种主客体相互调节与适应，彼此“驯化”和“共建”的“悖论结构”（芬伯格，2017/2018：12）。正是在上述人与物互动、互构的关系层面上，文本生产与意义解释才超脱了纯粹的意识范畴，而被外化为一种“人与物的协作过程”（芬克尔斯坦，麦克利里，2005/2012：29）。
于是，文本的物质形态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不仅具有表意、施事并使阅读经验得以生成的潜能，还倾向于同文本、符号以及人类意向行为互嵌、融合成一种混沌态、“杂合”式的主体类型。在具体阅读过程中，这种人与物的相互纠缠与循环塑造表现在人们在依据自身意图、身体结构与物质环境发明、选用书写工具与文本介质的同时，亦在采取某种适宜的身体姿势与心理状态来主动适应这些技术人工物。而且，人与物的“遭遇”并非原始主义式的，相反，我们自出生之日起就进入一个“维尼科特式”的既有物质世界（罗兰，2015）。相对于社会个体的具体使用行为，文本介质、书写工具与阅读技术无疑已经先行地被给予：只要人们开始写字习文，就不得不依赖并顺从于后者所携带的潜在逻辑和隐形框架，这就在客观上使阅读与书写技术具有了“逼迫”人们以特定路径而非其他方式来使用它们自身的特殊意向能力。
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文本的呈现方式、传输渠道以及文本与物质形态的耦合关系发生变化时，这种“书写物体”便会默默“召唤”一种不同的身体姿势，形成一种特殊的阅读习惯，乃至培育一个另类的阅读社群，获得一种全新的内容理解与意义生产的偏向结构——只是人们对这种细微且潜在的差异与变化缺乏明确的感知。因此，人在读书的同时，书也在“读”着人，即通过它的文本符号与物质形态向读者散发着无声但难却的邀请。可见，尽管文本社会学并不像德国著名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那样秉持更为激进的信息物质主义原则，认为具有物质性的媒介足以“决定了我们的现状”（基特勒，1999/2017：1）；而是选择了相对保守、温和与中立的“技术影响论”的立场，认定文本的物质形态尽管无法直接“决定”文本的意义，但至少可以通过开本、版式、留白以及色彩搭配、行文方向与段落切分等作业惯例，抑或通过提供一系列带有暗示性、引导性甚至限制性的电子页面菜单选项，对作者表达自身意图、管束意义空间、诠释引导的具体路径，以及对读者阅读、诠释、拈借和创造文本的可能性进行某种间接而潜在的规制。
然而，到了当下的“深度媒介化”（Hepp，2020）社会，大数据、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技术力量显然不再满足于先前的被动、内敛与“低姿态”，而是更加直接而系统地参与到了阅读实践与意义建构过程中，并且依据其自身物质结构生成一种整体性的理解框架。而且，这些阅读物质性要素往往不是作为单一、割裂的个体形式出现，而是倾向于联结成为一种兼具生态性与制度性的媒介平台以及各类行动者赖以生存、交往的基础设施之网，这就导致了印刷时代既已形成的“人-文本/符号-物”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进而推动了传统“书籍的秩序”走向终结，促成了阅读习惯与文化的深度变革。因此，物质性不仅具有潜能，物质性本身就是权力（巴特勒，1993/2011：12）。物质性的文本形态、传播媒介与阅读实践的进化，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还预示着知识生产格局与权力关系结构的变革。
显然，如果说在传统纸媒时期文本价值的评判标准主要依赖于读者的主观认知与评价，在数字媒介时代，文本价值的高低则往往由用户点击、评论与转发的客观数据所标注。数字技术与媒介平台在知识生产、内容分发与意义诠释过程中无疑获得了比传统阅读更高的权重系数，并且对人类阅读实践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形成了系统性入侵与僭越。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来引发全球关注与不安的“后真相”现象，不仅是一种发生于“诠释社群”（延森，2010/2020：36）内部的意义争夺，还关涉精神象征与物质要素之间的力量博弈，是阅读实践众多行动者围绕文本意义展开激烈冲撞与建构的具体形态；是复杂、多义且不稳定的文本借助于数字出版技术，向藉由“印刷术的保存力量与固化功能”（爱森斯坦，1979/2010：67）而产生的文本指向性被严格限定、意义阐释权被牢固垄断的阅读文化传统及权力运行机制的有力回击。
总之，要想更加深入而全面地理解阅读概念，就有必要在依塞尔“阅读现象学”（Iser，1972）对阅读过程所划分的艺术（文本）极、审美（诠释）极基础上再加入一个“第三极”，即由文本的物质形态、传输介质、收发技术，以及物质性的人类身体，外部自然、文化与制度情境等要素所构成的“存而不显”的“介质极”。而且，依照现象学的观点，阅读实践的“介质极”、书籍文本的物质性以及阅读行为的生态性之所以被人们“视而不见”，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处于“上手”状态的阅读技术是“透明性”的、“人性化”的，具备“融入身体知觉与经验”的潜质（伊德，1990/2012：73），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通过自我退隐而提升人们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人作为技术性存在，其思想、身体和感觉器官是开放的、具有“原始性缺陷”的、“后种系生成”的（斯蒂格勒，1994/2019：190-192），这就为文本介质、阅读设备等物质性、技术性要素融入人类的觉知、思维和行动提供了天然切口。
可见，所谓阅读活动的“介质极”并非一个由无而有的创造与发明，而是通过现象学前提悬置与本质直观的方法，使其“去蔽”并“复显”的过程。当代阅读理论对文本物质性的重视，或者说其理论重心由文本向介质的偏移，无疑与当下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媒介平台等技术与物质力量深度参与并塑造人们的阅读实践与现实感知等现状密不可分。假如我们仍然执拗于“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无法跨越“文本霸权”的思想钳制，对文本之“外”的阅读实践、阅读之“后”的媒介物质性以及“人-物”的耦合互动过程等“边缘”性要素视而不见，势必无法充分关照被飞速发展的技术体系深刻塑造着的现实世界，更遑论生成足够的理论洞察力。
四
“匿名”的身体：阅读过程
“物质-象征”力量冲撞的场所
倘若我们继续对阅读物质性进行现象学考察，就不难注意到阅读过程中同样具有物质性，且同样由于长期处于背景地位而被忽视的要素——人类的身体。在柏拉图、笛卡尔以降的身心二元论者看来，身体只不过是一种中性且被动的手段和工具，一种有活力的意识主体所占据的透明容器；而且身体作为认知活动的操作背景，所有的官能与觉知均“置身被领会的东西之间，保持在缺席或无用的状态”（希林，1993/2010：198-199）。西方哲学这种根深蒂固的“身体恐惧症”在对阅读这类高认知行为的界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在风靡一时的“读者反应理论”中，读者形象就被刻画为一种“没有实体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坐在座位边上，眼泪在内心奔涌，脉搏跳动，脊柱刺痛的生理性存在”（Littau，2006：10），从而人为割裂并倒置了超越性的阅读心智与“僵滞”的人类肉身之间的内在关联。
但是在现象学的视域下，具身存在着的人以及其丰富、立体、生动的感性生活与“生活世界”才是一切理论建构的基础（瓦尔登费尔斯，2015/2020：160）。毕竟，无论是“读者”抑或“作者”，都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主体与虚无缥缈的象征符号，而是拥有沉重的生物机体、丰富的生命情感与具体的生活体验，存在于客观的周遭世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中的鲜活个体；阅读行为也无法脱离文本物质形态以及物理空间、文化语境而独立展开。这就需要发挥身体作为意识与物质、阅读与文本以及个体活动与社会交往的中间领域和交互界面的联结作用。因此，阅读并非仅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精神现象和内在的意识活动，而首先是一组可观可感的“发生于特定时空中的身体参与行为”（Cavallo & Chartier，1999：4）。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身体时常保持着匿名、退隐的状态，但却深度地参与并影响着阅读实践与意义建构的过程。由此，怀特海针对身体与意义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现象学之思，认为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意义感知恰恰体现在这种具有个体性、情感性甚至“动物性”的身体经验的存在中（怀特海，1968/1999：5-12）。因此，身体不仅是心灵与行动、理性与感性、个体行为及社会规范的交汇点与实践场域，甚至实践本身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组来源并趋向于实践，且使实践成为可能的“身体能力”，抑或是布迪厄所指认的作为“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的“习性”（又称“惯习”）（布迪厄，1980/2012：73）。于是，研究者关注的层次与重点应当从行动者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有意识的思想价值与选择行动，“降落”到行动者的肉身及其潜意识、自发的、日常性的活动（史威德勒，2008/2010：84）。
因此，思想并非凭空而来，思想的意义，必须从“身体的过程”中去获取。就具体的阅读过程而言，无论怎样的知识、内容与价值，都只有通过占据一定物理空间的“阅读身体”（Laughlin，2015：1）的具体活动，方可认知、理解并扩散。人们不仅依托于身体姿势与感官直接同物质性的书籍及其所承载的符号性文本进行交互，而且身体还作为文本意义的“转译”机构，于无形之中规制着阅读实践的发展走向。至此，阅读、文本与实践，便在“身体之场”中实现了统一：身体就好比一个展演的舞台，活跃于舞台之上的各类行动者——无论是理性和情感等精神性力量、文本与符号等象征性要素，还是自我与他者等社会性因素，以及文本介质及传输技术等物质性条件——都在特定的外部情境和制度、惯习的规制下，围绕着知识的话语权和意义的解释权，展开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的“实践的冲撞”（皮克林，1995/2004：19-20）。在这场皆具能动性的“人-物”相互缠绕影响、彼此调节界定的“力量的舞蹈”之中，文本意义最终得以生成。
而且，不仅人类身体潜在地规制着阅读实践，同样阅读技术与交往实践亦塑造着身体觉知及经验结构，使其成为了一个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作为记录工具的媒介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生活世界的“知觉秩序”（武尔夫，2014/2018：21），造成了直接经验与当代“现实感”的丧失（盖伦，1957/2008：51），它还塑造了一种“使特定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话语网络”（Kittler，1990：369），并且通过制定一套合理的“技术规训”（芬伯格，2017/2018：序第1页）体系，改变了人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模式和认知框架，重组了时代的中心主题与精神风格。因此，主导媒介的转移在知识生活中无疑是个大“事件”（德布雷，1991/2014：59）。
具体到阅读史，在人类社会延绵数百年的印刷时代，由于文本的物质形态和传输渠道的单一性，极大限制了身体感官在阅读过程中参与的范围与形式，形成了“视觉中心主义”的阅读文化与接受特征，进而影响了人们“个人主义的、细分的、机械的”思维方式，“电影式的、线性顺序的、图像式的”时空观念（麦克卢汉，1962/2014：399，364），以及追求匀质性、单向性与认同感的文化品格。而在当下媒介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标准化的数字编码语言与网络通信协议不仅促成了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类型文本媒介形态的融合，甚至文本与文本、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媒介技术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作为技术人工物的无机媒介与人类有机身体的界限都在逐渐消融。
如此高度数字化、融合态、互文性的文本世界，及其背后日益具有表意功能的数码技术体系，势必将极大影响着人类身体同文本世界进行回应和互动的方式，甚至重塑人类的阅读行为特征、身体知觉秩序以及意义生成机制。其实，深受现象学传统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较早觉察到了媒介技术变迁与阅读文化转型的内在关联，比如麦克卢汉就曾断言在数字媒介时代，人类社会正在由印刷时代的“书面文化”转向强调“通感、整体性和触觉性”，注重“浸入式深度参与”（麦克卢汉，2016/2016：28-30）的“耳朵模式”与“声觉世界”（麦克卢汉，2005/2006：201）。这种转向在时下的屏幕性阅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随着人机交互界面日趋自然化、生态化，视觉系统已然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通道，人类的身体位置、阅读姿势、头部动作、面部表情、语音声调以及手指触摸、敲击与凌空滑动等“肢体的舞蹈”（Rowsell，2014），都将与文本及其物质形态展开全方位互动，这无疑有效拓展了阅读意义的生成渠道与诠释界域。
更为关键的是，在阅读实践中“当任何一种感官或身体或心理机能通过技术形式得以外化，感官平衡就会随之改变”（麦克卢汉，1962/2014：393-394），进而营造出与既往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及意义体验。因此，如果说传统纸质书籍主要靠“形而上”的、“视觉中心主义”倾向的“阅读”的话，数字屏幕文本则更加依赖于“形而下”的肢体动作与感官觉知。这种全新的内容获取与意义生成的模式无疑对传统意义上“阅读”概念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提出了严峻挑战：阅读的本质超脱了基于文本诠释与心理表征的既有范畴，进而泛化为人们同外部世界进行具身交互的基本方式。同时，上述两种阅读行为深层结构的异同，或在另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何传统纸质文本阅读更有利于培育一种强调理性、追求客观、奉行中立的文化传统；而当下数字化的屏幕性阅读则无疑更倾向于生成一种社群性、情绪性、沉浸式的使用“效果”。其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同数字技术可供性相适应的人类身体介入程度和感官参与方式的不同，及其所造成的阅读经验基模和意义建构逻辑的迥异。
五
“纠缠”的意义：
阅读实践意义生成的多模态结构
意义问题始终处于阅读理论的中枢位置。无论我们探讨什么阅读现象，依据何种研究路径，也必定归结到意义的生成过程与内外表征上来。符号学家赵毅衡依据海德格尔对意义是一种“主客体的契合”的界定，提出意义由“意识作用于物世界而形成”，其中“实践世界是人的意义世界至为重要部分”（赵毅衡，2017）。可见，作为现象学的核心范畴，“意义”和“内在关系”这两个概念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怀特海，1968/1999：14）。意义的生成不在于单一要素的内部特征，更不在于人类主体单纯的精神世界，而是蕴藏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性”之中。因此，探讨阅读活动的意义问题就要打破切入视角的单一性与割裂性，进而采取一种“间性论”（商戈令，2015）的分析方法，从而将阅读视作一种物理与社会情境中的具身实践，将阅读理论的研究视域扩散到人们皮肤以外的物质、社会与文化世界，以求对阅读意义的生成机理产生新的理解。
在人们的阅读实践中，秉持各自物理结构、意向偏好及构成规则的表述者与阅听者、人类与书籍、文本与介质上演了一场“不断邂逅的运动”（小森阳一，1996/2015：3）：无论是明灭闪烁的读者意识、情感立场，还是处处留白、刻意空缺、处于云蒸雾绕之中的作者意图，以及由技术与物质构成的看似透明中立、却实则暗流涌动的“中间领域”，正是在诸多阅读要素的冲撞与耦合之中，文本内涵与价值意蕴方得以“突现式地转换和刻画”（皮克林，1995/2004：20-21）。因此，我们审视阅读意义的生成，就有必要从一种“游牧主体”或“过程本体论”（布拉伊多蒂，2021）的角度，将关注的目光由兼具物质性、对称性、符号化特征的人类与“非人”主体，以及单纯的人类头脑中意识领域发生的变化，转向发生于各种不同性质行动者“之间”偶然的、非实体性的遭遇及调节过程。
从阅读构成要素上看，阅读过程无疑构成了德勒兹所谓的由“非度量的、无中心的、根茎式的多元体”所凝聚的“平滑空间”（德勒兹，加塔利，1980/2010：533）。其中，阅读诸要素并非作为单一、割裂的原子参与意义生产，而是作为“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由符号、介质、身体、环境等多元要素构成的“多模态文本”与“符号复合体”（Kress，2010：59）从整体上发挥作用。正是在这种多元主义思维框架下，有学者将文本的概念由先前的“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利科，1981/2021：116）重新界定为“非物质话语出现的物质场所”（Kress，2013）以及“一种多模态的意向性表述”，并提议将阅读研究范畴拓展到“人体工程学（感觉/运动、触觉/反馈）、注意力、知觉、认知和情感处理等不同层次”（Mangen & Adriaan，2016）。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阅读理论与意义研究中实现从“中心”到“边缘”，由单一到混合，抑或德勒兹等所谓的从“一”到“多”（德勒兹，加塔利，1980/2010：8-10）的切换：即在关注作者、读者、文本这些阅读理论的经典范畴之外，更要重视并挖掘昔日被忽视的位置、场景、环境等空间性要素，用户、情感与关系等社会性要素，以及平台、介质、渠道等物质性要素所构成的多模态结构在阅读实践与意义建构中的能动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阅读实践的多模态性不仅意味着意义生产参与要素的简单增加，更预示着阅读意义网络的性质、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在“多模态隐喻”（Forceville，2009）理论看来，参与阅读意义生产的多模态要素隐喻效能并非均值分布的，而是依据文本类型、交流情态以及传播技术的可供性进行着动态地调整。一旦构成阅读的信息模态及其组成结构发生了位移，其意义生成模式与考量权重就会发生相应变化。诸如，在面对面的人际交互中，参与者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乃至沉默，或许要远比语言文字符号具有更好的表达潜势与隐喻功能。这就充分解释了，相较于固守“内容为王”策略的传统平面媒体，各大社交网站及媒介平台为何如此追求文本模态的异质多元与传输渠道的交叉融合，如此注重对阅听者态度、意见与情感等阅读痕迹的收集和呈现，以致在“抖音”“B站”等视频文本中，出现了诸如动态图像、背景音响等视听模态压制接管了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构成，抑或弹幕、评论之类的“伴随文本”（赵毅衡，2011：141）覆盖与置换了原始文本内容的“奇观”。这种数字阅读实践中“文本-介质”“内容-关系”以及“中心-边缘”的错位与偏执，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场关于阅读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变革已经悄然而至。
若由阅读过程加以分析，这种阅读要素与文本模态的多元杂合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它强化了阅读意义持续“生成”的特性。亦即，阅读是整全性的，而非分析性的；是延展性的，而非结论性的；是一种状态，而非一个结果。在阅读过程中，无论是读者的意识与能力，文本的介质与传播，意义的诠释与呈现，还是阅读的环境与规则，均非某种固定、现成和持久之物，而是一个在具体时空语境中不断绵延展开与耦合互构的历史进程。我们既难以追溯阅读行为的起点，亦无从锁定阅读过程的终点，甚至意义开始于何处、流向于何方、因何人何事何物发生了偏向甚至反转，都无法事先预知。于是，阅读行为俨然构成了齐泽克等人所强调的一个偶然性“事件”：它不期而遇地突然发生，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打断了平常的事物流程，引发混乱、令人震惊（Zizek，2014：2）。而这种“事件性”与“生成性”在当下数字阅读的语境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作为数字阅读实践的技术基础，算法、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真相制度”与“知识类型”（Rouvroy，2013），它建立在对各种异构环境中收集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纯粹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而对现象的因果关系和运行逻辑漠不关心。这种“未来取向”的信息技术通过将基于数据运算与逻辑推演的潜在、未然之物预先实在化，将其提前“判定”为现实，进而用一种符号性、计算化的数据真实代替客观实在。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学者在“第三持留”（又称“第三持存”）（斯蒂格勒，2001/2012：74）概念基础上，将这种数码技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功能”称为“第三预存”（许煜，2016/2019：209）。同样，数字媒介的这种“前摄”性不仅造成了数字阅读的文本形态、技术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促使意义生成的机制、过程和重心发生了较大偏移：在传统纸质阅读时期，文本意义的形成是内在性的、过去时的，它深受读者业已形成的知识存储、认知框架等先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而在大数据与算法时代，文本意义形成的时间“向量”无疑是将来时与递归性的。于是，读者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转发与每一条评论，都将作为阅读平台进行用户画像与智能推荐的数据样本，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文本意义实时生成与“千人千面”的呈现方式。因此，在数字阅读的语境中，事件发展、交往实践、意义建构以及媒介再现无疑呈现为一种流动性、液态化与过程性的“后现代状态”（利奥塔尔，1979/2011：3），它不仅象征着对传统纸质阅读所注重的深思熟虑、谨慎冷静、稳重持中的阅读心态的背离，也是对现代性所追寻的客观性、确定性、固定性等文化价值的反驳。
六
结语与讨论：
如何理解“阅读实践”即“在世存有”
综上所述，人们对阅读现象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知识的内在表征观到意义的外在建构论，由认识论层面的内容诠释观到存在论意义上的交往实践论等“中心”向“边缘”的范式转型过程。正如西普等人对当代阅读体验的现象学反思：“我们不应当把阅读当作从生活中切下来、放在科学幻灯片上展示的瞬间事件；相反，阅读应当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意义建构和生成的过程。”（Heap，1977）倘若由此进一步思索，阅读行为不仅仅是一场读者与文本、人与物、人与环境等多重要素偶然“邂逅”的“事件”，而且阅读行为本身就发生于“同世界的实践关系之中”（布迪厄，1980/2012：73），其展开过程紧密依托于兼具物质性与社会性、经济性与文化性的书籍排版、校对、印刷、营销、发行等出版产业链条，深度嵌套于数据化、平台化、交互性的媒介生态系统乃至更加宏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因此，在看似“单一”的文本形式、“内在”的意义诠释以及“简单”的阅读活动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多样性的物质基础、多层次的人类需求与具身化的交往实践，它们依托于阅读活动并被阅读赋予了内在价值的同时，亦深刻塑造着阅读实践的总体风貌。
概言之，在当下这个奉行“实践哲学”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一部阅读史不仅是私人的“精神成长史”，还是个体生产生活、公共交往实践以及时代整体风貌的生动再现。阅读实践亦不仅是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更是媒介环境与人类认知、社会个体与社群认同实现勾连互动的必经通道。甚至“整个世界都可以被看做一个隐喻意义上的‘文本’，以致于我们的此世存在本身都将不可避免地和阅读行为交织在一起。”（卡瓦拉罗，2001/2013：49）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不仅指代承载内容与意义的文化作品，阅读亦非仅仅局限于读者获取内容与理解的工具行为，人类生活的外部世界、历史文化以乃至日常生活，都可以看作不同的文本类型，人们的生产生活与交往实践亦即一种鲜活的阅读过程。
因此，文本、阅读与实践在存在论意义上实现了高度的同一性：只要人类生产生活，只要社会交往互动，只要文明生生不息，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广义的阅读实践之中。可见，阅读即为“存在之家”，是人类在世存有的基本方式。当代阅读理论的实践转向，不仅仅涉及从现象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维度对阅读概念的新界定，更关涉对当下人类媒介化生存本身的新理解，对于系统性反思并批判工具理性、身心分立、形而上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传统阅读观，进而在生态哲学、身心一元论、新物质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等新的视域下，重新检视由数字技术所开启的新一轮阅读革命，反思媒介时代的人类心灵与生存境况，从而将阅读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理论境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4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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