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田超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贫困的根源、贫困的表现形式、贫困积累以及贫困的破解之法等。马克思贫困理论不仅指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着重阐释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且，从根本制度的建构、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干预作用以及个人劳动素质等四个方面提出破解无产阶级贫困的思路与方法。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研究方法、立场、分析框架具有的一般指导意义，其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由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的相对贫困现象仍具解释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进程中，消除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基本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反贫困事业中既要着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着力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
一
引 言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世界仍有8 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按照现行的2010 年不变价计算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贫困线，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 下降到2016年的4.5%，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但是，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046 万人，消除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依旧任重道远。十八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我反贫困实践成效显著，且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迫切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探究理论基础，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从而指导我国新时代反贫困事业继续前进。然而，目前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现状的描述分析上，基础理论研究十分缺乏。在贫困理论的研讨中，马克思主义“失语”“失声”问题尤为突出。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时常被简单化为制度致贫理论，被归纳为几个孤立的论断，甚至直接被边缘化和忽视了。鉴于此，本文将较为系统地阐释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整体内容，并深入分析马克思贫困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以启迪理论探究和指导实践应用。并且，学好用好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将其与我国新时代反贫困事业结合起来，为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提供一点有益借鉴。
二
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 贫困的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原始积累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这里的“原罪”便是指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对无产阶级贫困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劳动者遭受残酷的剥夺，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几乎一贫如洗，沦为无产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处于绝对的贫困状态了; 第二，劳动者仅占有极少数低劣的生活资料，在生活资料的获取上只能依附于资本才能生存下去。
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被资本操控，服从资本的权威，分工、协作、监督、管理以及收入分配等等一切以资本的利益为中心。第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受无产阶级控制，雇佣工人在经济权力上是贫困的。雇佣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没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更没有剩余索取权。资本家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监督管理和塑造权力结构。第二、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畸形发展，生产能力受到抑制，在能力上是贫困的。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雇佣工人从事简单的重复性操作，从属于机器的运转，生产志趣和能力都到抑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一般工人的技能日益单一化和空洞化，越发成为机器的附庸物。第三、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生存条件恶劣，身体健康遭到损害，在健康和福利上是贫困的。资本家常常为了节约开支而克扣必要的安全卫生投入，而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通常意味着对雇佣工人劳动时生存条件的系统掠夺。第四、雇佣工人由于长期从事单调的呆板的工作而精神压抑，在精神状态上往往是贫困的。人的精力是在活动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连续不断地重复单调的劳动，易导致工人精神的萎靡。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的使用主要是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和维护资本统治的手段，而非为了造福劳动者。“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度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使生产者陷入贫困。
(二) 贫困的表现形式: 低水平的工资和消费
马克思说: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是由资本主导的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工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能以工资的形式参与分配。工资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资是无产阶级收入的主要形式，其贫困主要表现在工资无法充分地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近似于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线，如果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那么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着，雇佣工人家庭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工资的数量决定是以劳动力的价值为基础，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从宏观上看，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无产阶级的组织状况、国家在保护工人经济利益及其相关权利方面的作用以及宏观经济兴衰周期等，都会对无产阶级贫困状况产生普遍影响。从微观上看，雇佣工人个人的劳动技能、知识文化水平、劳动熟练程度以及身体素质状况等都会影响到其就业和工资水平，进而影响其贫困状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个人消费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工人的贫困状况可以直接从其个人消费的内容和水平直接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工人贫困的程度和特点各不相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详细地刻画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贫困既体现在饮食营养不足、居住条件恶劣、衣服破旧等物质生活上，又体现在精神萎靡和道德退化等精神文化方面; 既体现在个人生活用品破旧、匮乏上，又体现在儿童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的落后上。
(三) 贫困的积累: 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
伴随着资本积累，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他们被资本雇佣，遭受着剥削，难免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 他们被资本抛却，失去任何生活来源，沦落到赤贫的境地。资本积累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促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增强了资本的力量，却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被无情地排挤出就业市场，沦为过剩人口。第一，沦为相对过剩人口那部分工人失去了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家庭生计的机会，基本丧失生活来源，处于绝对贫困之中。第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工人阶级对资本的依附性增强，遭受资本的肆意盘剥。第三，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压低了工资水平，现役工人生活拮据，只能听从资本的摆布。马克思讲: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数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极是少数资本家占有的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四) 贫困的破解之法
1.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产阶级若要摆脱受剥削和贫困的命运，必须通过和平或暴力手段把生产资料置于共同控制之下，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充分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平等权力，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公平机会，这为彻底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从而消除由按资分配和受剥削致贫的可能性。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旧的社会分工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2.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和成果分配由资本主导控制，劳动人民在资本的压榨下忍受着贫困的折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且，这时发展生产创造的财富不再被少数人垄断占有，而是由所有人共享。“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贫困奠定制度基础; 而只有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积极发展生产，使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为真正消除贫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国家制定实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规和政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通过工厂立法，国家可以限制工作日，强制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实施国民教育计划等等。总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克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政策，调节、控制资本的膨胀，保护劳动的相关权益，从而达到一定的反贫困效果。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更应该自觉运用国家力量改变单纯经济规律作用的条件，使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
4.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组织化程度
马克思虽然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整体制约下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和主要原因，但并不否定雇佣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受教育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家庭负担情况等因素对其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的影响。抛开资本剥削不谈，雇佣工人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自身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劳动技能，这样很可能就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谋取较高层次的工作岗位和较高的工资收入。此外，工人阶级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谈判力量和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消减其贫困状况。
马克思
三
马克思贫困理论对当代反贫困事业的适用性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逻辑严密且内容丰富。首先，运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贫困的决定性影响，阐述了其中的作用机制; 然后，从工资实质、数量以及消费状况综合考察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形式; 其次，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考察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问题; 最后，从根本制度的建构、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干预作用以及个人素质等四个方面提出消减贫困的思路与方法。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不仅阐释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还从饮食营养状况、居住条件、工作日长度、工资水平、生产环境的卫生安全状况以及精神状态等诸多方面说明其贫困的原因和表现; 不仅关注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健康贫困、福利贫困，还关心无产阶级的权利贫困、精神贫困等; 不仅分析了绝对贫困，还说明了相对贫困。
(一) 为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具体描述，可能和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相差较远。但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贫困的研究方法、立场、分析框架与基本内容，对贫困根源、产生机制以及反贫困的思路等的阐释，至今仍具一般指导意义。第一，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贫困问题。他突破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狭隘视角和偏见，超越了资本逻辑的束缚，没有简单地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归咎于个人，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下从社会整体与个体的相互作用中阐释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第二，马克思贫困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演变过程。其运用了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这为科学地认识贫困问题提供了分析方法。第三，马克思把贫困问题置于一定发展阶段去认识，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考察贫困问题。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抽象地谈论贫困问题。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于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现象，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变革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关系以及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贫困现象与19 世纪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极端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是，由两极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显示，美国人口整体的贫困率1955 年为22%，到了1973 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1%，此后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2010 年美国人口贫困率高达15%。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却在增长( 美国的贫困标准相对较高)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攀升。在2000 年至2010 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居在45%至50%之间，甚至高于欧洲1900 年至1910 年的水平。截至2010 年，美国最富的前10%人群的财富占比超过了70%，前1% 人群的财富比重接近35%，二者均高于美国在1810 年至1870 年的水平。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言，资本主义无法打破贫富两极分化的魔咒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地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马克思贫困理论为我们分析以上新现象新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视角、方法和逻辑框架。
(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一般指导意义
用马克思贫困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不能照抄照搬一些观点，生硬“裁剪”当代中国的实践，而要掌握马克思贫困理论中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立场，与时俱进地应用到我国社会实践中去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
马克思最鲜明的反贫困主张是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率先建立起来的。二者的生产力起点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这是我国反贫困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因此，我国没有固守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而是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经济制度前提。根据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其中，按要素分配即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普遍存在。由于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私有制经济成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无疑会影响到一些贫困问题的产生，尤其是针对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产生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就目前我国农村精准扶贫而言，很多贫困人口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在这些贫困地区可以暂且不论姓“资”姓“社”，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建设性作用，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参与到扶贫攻坚当中。但也要警惕和限制其剥削性的一面。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始终致力于推进反贫困实践。先后出台和实施了若干扶贫战略举措，我国反贫困的重点逐渐从救济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进而转到精准扶贫阶段。随着扶贫标准和扶贫难度系数越来越高，我国扶贫瞄准的重点逐渐由区域、贫困县转向贫困村、贫困户和个人，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转向了“精准滴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地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方式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等系统的扶贫脱贫政策机制。
改革开放40 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反贫困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8 年到2015 年，我国人均GDP 从385 元增长到49992 元，增长了近129 倍; 按照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 2010 年不变价计算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 元) ，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78 年的97.5%下降到2015 年的5.7%，下降了近92%。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1978 年的7.7 亿人下降到2015 年的5575 万人，贫困人口减少规模达7 亿多人，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931万人。尽管扶贫难度越来越大，但在2010 年以来的5 年中，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减少贫困人口约2200 万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贫困状况的数据，以每天生活消费2美元的标准，我国贫困人口从1990 年的9.4 亿下降到2011 年的2.5 亿，贫困发生率从85%下降到了18.6%。中国的反贫困成就举世瞩目，为全球消减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贫困的实践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2017 年10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然而，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仍然面临不少挑战，除了完成最后几千万人口脱贫的任务艰巨外，我国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过去十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虽有小幅下降但始终在高位徘徊，一直高于0.4 的国际警戒线。2016 年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2014年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在1995 年为0.45，到2002 年上升为0.55，而2012 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73。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最底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我国尽管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面临着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相对贫困现象、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实现农村现有标准下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新时代“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第二步战略是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和衡量标准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着重提出要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反贫困事业依旧任重道远。
五
马克思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侧重点将逐渐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消减相对贫困、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立场、方法与基本观点可以为反贫困事业提供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与思路。因此，要把马克思反贫困的基本思想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把新时代反贫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贫困理论为我国新时代反贫困实践提供的最大启示和根本原则。这应当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主线。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资本快速积累的同时是劳动者绝对的或相对贫困的积累，始终存在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曾预见，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在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马克思讲: 在未来社会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邓小平讲: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 “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同志讲: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因此，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推动新时代反贫困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的基本遵循和指南。
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既要着力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又要着力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一方面，通过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提高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多、更高质量物质文化产品的需要，为消减贫困、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的规模扩张阶段转向中高速的质量提升阶段，要着力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第一，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为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大多数人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合理分配财产权利，实行按劳分配提供制度的前提，可以有效缓解因少数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而攫取过大财产权利和过多社会财富的情况。邓小平讲: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目前，党中央强调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国有企业内部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加强薪酬管理，合理管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保障劳动者充分享有知情权、生产经营权和监督管理权。此外，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支持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加强国有企业对口援助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教育培训力度，逐步提高国企上缴的利润中用于改善民生的比例。第二，改革和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坚定推进精准扶贫和改善民生。提高贫困人口就业数量和质量，保障其劳动权益; 政府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提高当地义务教育质量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 发挥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加快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适时实施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贫困群众和低收入者享有平等的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险待遇。第三，充分发挥党在反贫困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的自然演进不同，社会主义实践始终是有领导有谋划地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关系到亿万群众、涉及到众多地区、持续时间长，没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是无法顺利进行的。只有充分发挥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投入到扶贫攻坚中去，才能有效增强扶贫力量，提高反贫困成效。我国现在形成的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局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了组织基础。新时代在消除贫困、促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18年第3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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