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郝志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资本逻辑的诞生直接开启了现代社会，并生产和规制了现代性的叙事体系。福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政治治理术实乃资本逻辑背后隐秘的“政治算数”，使得资本逻辑实现了更好的增殖和积累。但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现代社会的今天，生命政治大大超越了福柯那个时代的想象，现代性也远远胜出以往的叙事风格。高频的数字矩阵以极速的算法重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以智能化、数字式的规训和培植对生命进行新一轮管控。然而，无论是焕然一新的“数字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都仍囿于资本逻辑贪婪的增殖本性，从而充当资本逻辑的“马刺”。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迫切需要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
现代性问题自诞生起，不仅是学术界始终关切的热门话题，更被生活世界中的平民百姓们所津津乐道。可以说，现代性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过，现代性总是与每一个当下严丝合缝，总是立足于不断变换的当下，永不停歇地向前迈进。于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面对现代性问题时都不得不重新扬帆起航，如此才能做到切中时弊的考量。即便这样，变幻莫测的现代性中也存在相对不变的因素。福柯通过严谨的知识考古学发现，现代性的筹划自始至终都与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紧密相连，因此，生命政治成为福柯透视现代性的重要抓手。今天，现代社会的角角落落都被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福柯当年所谓的生命政治治理术也早已借助于人工智能焕然一新。这警示我们，今天的现代性已然超越了以往的叙事风格。可是，人工智能在为人们派发极大便利的同时，反而常常令人深感所获的焦虑大于所获的幸福。那么，我们亟须反思的问题是，现代性能否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
一
生命政治与现代性内在机制的同构性
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如果把现代化理解为现代社会的“硬件”——诸如繁华的大都市、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等等，那么现代性则表现为对作为“硬件”的现代化的反思。抑或更准确地说，在现代化打造的繁华社会中，现代性是被繁华所规制的时代体验、价值、模式、原则、尺度，它是一种内属于“硬件”的“软件”。因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不断规制与生产着现代性，而被规制与生产出来的现代性又促进现代化以及现代社会的继续发展。
有鉴于此，在对现代性进行甄别和考量之际，绝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因素并且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现代化本身。要想准确地打探到现代性的秘密，就必须对现代化予以最重要的理论反思。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把握到了现代性的本质: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可见，马克思透视现代性的方法论正是现代化本身，即作为“硬件”的现代生产方式。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种现代生产方式就是被马克思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因为“资本来到世间”就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开启，对此马克思指证: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进一步地，现代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体验、价值、模式、原则、尺度，就是资本逻辑本身，也是现代性本身。因为，资本逻辑“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成为人们不得不遵守和认同的体系，否则他们将被现代社会隔离。这是马克思所开启的透视现代性的重大理论发现。
然而，在福柯看来，资本逻辑固然与现代性具有同构性，但这一天才发现和伟大批判仍然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地将资本逻辑批判向隐秘的根基处推进。倘若不将资本逻辑背后所隐匿的生命政治治理术与现代性联系起来，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不是最为彻底的。循着这条路径，福柯继续推进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做的工作，将资本逻辑背后隐匿的生命政治治理术揭示了出来，在更为深层次的构境上，指认生命政治与现代性的深层同构性。因此，探究生命政治在何种维度上隐匿于资本逻辑背后，并在何种维度上以隐秘的方式规制和生产现代性，就成为我们必须揭开的神秘面纱。
“生命政治”这一术语最早发轫于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在思想史的背景中，科耶伦的生命政治仍然囿于柏格森所领衔的“生命哲学”体系。这一“生命哲学”体系是抛开现代性叙事，尤其是资本主义话语而独立存在的现代形而上学。即使这一体系涉及国家、民族、政治等现实难题，但也仅仅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把二者做了简单嫁接。直到福柯，生命政治这一术语才真正获得了现实批判的力量，成为透视现代社会的关键。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将生命政治称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新的权力技术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旧的权力技术——君主权力而言的。君主权力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权力，它通过“使你死”的方式彰显君主权力的不可亵渎和侵犯。“君王必须通过使用或暂停使用杀人的权利实现他对他人的生命拥有权利; 君王施加生命的权力是通过他有权置死来表现的。这个所谓‘生杀大权’，实际上是‘处死’或‘放生’的权利。总之，‘利刃’是它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君主权力对于生命而言意味着镇压、剥夺、否定和摧毁。紧接着，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发现，权力技术在短短时间内从君主权力置换成了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即福柯所指认的生命政治。如果说君主权力象征着以“利刃”的方式残害生命，那么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则是以规范、驯服，进而扶植、投资的方式培育生命。前者是“血”的权力，君主权力必然以“血”的方式来强调它的至高统治; 后者则是福柯所强调的“性”的权力，正是“性”在不断地激励、激发、促进生命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到底是什么事情的发生导致了权力技术从君主权力置换成了生命政治的“新型权力技术”? 答案就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的诞生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诞生。可以说，资本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支配体系这个时间节点，成为横亘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分界线; 现代性也由此诞生。因此，资本逻辑所表征的现代性，要求资本必须源源不断地进行积累和增殖，这是资本的天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生命必然不能被置于君主权力之下。以否定性的“血”和“利刃”为表征的君主权力，对生命而言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技术开始展现为“节度的治理”，而非君主权力的无节制治理。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就是以这种新型的节制的治理技术，来对生命进行管控，从而不断为资本逻辑的增殖输送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不仅仅是资本增殖的前提条件，更是生命政治的前提条件。
具体而言，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行，必须首先在市场上购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因为资本的增殖不是发生在交换领域，而是发生在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在生产领域，资产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削和占有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必须保证劳动力的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但同时，资本逻辑不会允许劳动力抑或生命任意发展它的潜力，因为劳动力这种生命必须在有节制的治理中，成为资本增殖稳定的输出者。在G—W—G'的运动公式中，W 这种劳动力抑或生命，一方面要被刺激其潜力，另一方面又被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唯有如此，它对于资本逻辑而言才是稳定的，才不至于使得这个增殖公式分崩离析。于是，权力技术一方面需要对劳动力抑或生命施之以消极的规训、监控、约束手段，从而驯服每个个体，这就是规训权力; 另一方面，权力技术需要对劳动力抑或生命施以积极的投资、扶植、调节、激励等手段，如关注死亡率、出生率、受教育率、财富分布、人口密度等，从而让整体的人口更为健康。可见，正是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有机配合，形成了一种“节度的治理”，既不是放任生命随意发展，也不是完全否定性地压抑生命。因此，维尔诺看到了福柯的真正意图: “劳动力模棱两可的矛盾特性……是生命政治的前提。”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中，必然与资本逻辑进行治理上的接榫。倘若看不到生命政治这种权力技术时刻对生命进行着管控和治理，资本逻辑的增殖必然得不到有效进行。并且，生命政治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俨然成了资本逻辑赖以稳定的“政治算数”。“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
由是观之，资本逻辑开启了现代社会，生产出了现代性，但在资本逻辑不断前进的进程中，正是生命政治这种权力技术为其提供了有效、精准的“政治算数”。在福柯的语境中，生命政治的诞生肇端于资本逻辑所开启的现代社会。与其说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具有建构机制的同构性，毋宁更进一步说，在更深层次的构境层上抑或在权力治理的范式上，生命政治与现代性具有建构机制的同构性。现代性的诞生也意味着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的诞生，生命政治的治理术同样规制和塑造着现代性叙事的全貌。
福珂
二
智能时代生命政治谱系的更新与现代性叙事的重塑
人工智能已然开始全面赋能我们的时代，成为重新定义现代社会的关键词。一切客体、主体、对象乃至情境，都不得不通过人工智能的反射棱镜来运行自身，甚至我们变得无法脱离人工智能而独立存在。生活、旅行、工作、娱乐的意义也由智能设备制造的影像和
以及文字信息得到彰显。人工智能在今天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更新，更是现代社会中主体的存在论的更新与重塑。
在今天，不仅资本逻辑利用人工智能先进的技术不断地更新生产方式，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也以人工智能所构架的虚体赛博空间和极速的数字算法，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无所不在的管控。是故，生命政治今天的理论形态，早已经超越了福柯在20 世纪所进行的理论想象，今天的生命政治不再是福柯当时所考证的“实在”式的规训和管控，如以圆形监狱为典型的“实在”式装置，而是更新为以数字“虚体”式所表征的智能管控，如以Facebook、抖音、阿里巴巴、亚马逊、淘宝为典型的“虚体”式装置。生命政治和现代性在人工智能时代都得到了形态上的更新和重塑，即智能生命政治管控和智能现代性叙事。
第一极的生命政治是规训权力。福柯曾将“圆形监狱”视为规训权力实施的典型场所。规训的目的在于规范，通过规训权力的实施，生产出规范的人; 非规范的人，就要被送到以“圆形监狱”为代表的规训场所之中。“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的设计可以让处在中心位置的守卫，一览无余地监视到非规范的人。而监狱中的非规范的人，由于地理坐标和光照位置的影响，看不到中心位置的守卫。由此，非规范的人通过监狱的规训，被生产和塑造为规范的人，从而为现代社会和资本逻辑增殖贡献力量。在这个层面上，福柯把整个现代社会都比喻为监狱。现代社会就是依靠“权力的眼睛”对每个个体进行无所不在的管控，举凡学校、医院、教堂、疯人院等等都分享着监狱的这一功能和目的。因此，福柯指认: “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然而，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规训权力而言，福柯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已然让位于智能数字。智能数字在今天发挥着比“圆形监狱”更为精准的监控、规训和有意的塑造。因为“全景监狱与视觉角度有关，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数字化视觉对每一个死角都能进行全方位监控，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死角了”。更重要的是，智能数字代替了“圆形监狱”所实施的规训和管控，不仅仅体现在肉体和生理层面，更体现在精神、情绪和心理层面。某种程度而言，人工智能也许比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家人都了解我们。2018 年发生的“Facebook 泄露案”显示，Facebook 通过用户简单的五个点赞记录，就可以快速分析和定位该用户基本的政治倾向。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它不仅能够了解用户的政治倾向，还能够通过有意的信息推送去塑造和引导新的政治倾向。资本逻辑联袂生命政治的智能管控，
第二极的生命权力是生命政治，它是对整体人口所进行的扶植、投资、调节和管理。面对众多的人口数目，必然要有一套精密、详尽的公式和法则以辅之，福柯将其称为公共管理体系。正是这个公共管理体系让“我们处在一个无限制的、持续的、永远在更新的、越来越详细的规章制度的世界中”。生命权力的治理术依靠公共管理体系对现代社会进行积极布展，从而保障现代社会的井然有序。而对于公共管理体系，统计学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生命权力要担负起整体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等一类的整体过程”。可见，生命权力造就的后果就是知识统计学和权力成为了同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而言，生命权力所依赖的公共管理体系和统计学，已然被智能数字所重新定义。因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现在无论其研究方法还是其成果形态都离不开计算，因此，计算是人工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的计算相对于福柯那个年代的统计学，不仅仅体现在计算速度和结果精准度上的大幅提升，更体现为人工智能还能把计算的结果以行为的方式输送出来。这就是今天5G 时代庞大的数字矩阵所完成的工作，即把数字信息转换为特定的行为方式。例如远程控制千里之外的挖掘机进行无人操作。另外，人工智能所领衔的极速统计学，还能够有意引导生命进行自我调节和管控。比如智能手环收集的心率、睡眠时长，智能健康软件所提供的血脂、血压、血糖的数据，都要求生命本身积极主动地去保护和投资生命。这正是智能时代中生命权力对人口健康所做的事情。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在今天已然成为了“智能生命权力”，唯有如此，它才可以继续行使权力。否则，它就无力成为今天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的治理术。
“智能生命政治”已成为对现代社会进行事无巨细管控的关键治理术，现代性在“智能生命政治”的治理下，同样分享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智能本质。高频的数字矩阵俨然成为今天生命政治和现代性的集中居所，沉浸于此的生命政治和现代性显露出了新生的面相。如果说在过去，“认识你自己”发生德尔菲神庙中，那么在今天，“认识你自己”就发生在人工智能的数字矩阵中。纵然人工智能带来了一系列繁华，可我们感受到的幸福真的多于焦虑吗?在加速时代，我们的灵魂几近被不断加速的现代列车颠出轨道。因此，我们必须追问: 真正的面向未来的现代性在人工智能时代，究竟需要何种意义上的生命政治?
三
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到底需要何种意义上的生命政治
今天，人们沉浸在智能现代性所派发的巨大的成就和便利之中，并且非常期望获得幸福的精粹。然而，智能现代性绝不意味着一种完成了的现代性，它仍然处于哈贝马斯所谓的“未竟”状态之中。此间的真实缘由就在于智能现代性虽说带来了无尽的进步，但是它更为内在地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智能现代性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良性地筹划未来? 并且，更新和重塑之后的生命政治治理术，能否以积极的治理而非消极的治理促发智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智能时代中思考现代社会及其发展的当务之急。
福柯构境中的生命政治，在人工智能时代演绎为数字智能化的现代生命政治。然而这种生命政治的最终意图，却是要充当资本逻辑增殖的“马刺”。在这种构境层中，数字智能化的生命政治呈现为压抑的、剥削的、消极的话语体系。由此而来的智能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数字社会中资本不断增殖和积累的“现代形而上学”。它以一种更为无所不能的原则、尺度、价值和体验，要求人们听命于它。在智能数字所构架的现代性中，其最终目的绝非导向美好生活，而是实现和满足无限制的资本增殖和积累。丹·席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认: “一方面，不断崛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推动资本的重新积累; 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引发天翻地覆的矛盾与张力。”这样一来，承载着人们幸福追求的智能现代性，无疑会被资本所吞噬从而断送了良性筹划的未来。
作为资本逻辑背后帮凶的智能数字化的生命政治，是如何导致现代性的危险的呢? 福柯的生命政治联袂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无论是智能数字化的规训权力还是生命权力，都以预测性、透明性、快捷性、自动性的方式给予了生命本身无尽的规范和培植。这似乎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自觉地沉浸其中，并坦言这就是智能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前所未有的体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感慨，为什么在如此智能的今天，我们的焦虑却多于快乐?我们的要事清单越来越冗长? 我们的时间竟如此之少? 这显然和人工智能的便捷特征截然相反，也有悖于智能现代性所担当的使命。其真实肇端所在，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治理术的重点在于权力端，而非生命端。这就意味着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其运行机制是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本身，而绝不是把生命本身如何达致美好状态作为其目的。因此，人工智能倘若被资本主义所执掌和垄断，那么无论是智能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这样看似美好、先进的字眼，都会沦落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生命仅仅是资本权力的手段，而绝非目的。
更进一步地分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构境就是在福柯的基础上，继续向更为极端的处境揭示了生命在智能现代性的今天如何被资本逻辑零敲碎打地管控、奴役和摧残。不过阿甘本坦承，生命政治所造就的社会困境，早在人类原始的共同体中就已然存在; 可是，现代性尤其是智能现代性的超级运演，让这种困境突然膨胀为最大值。生命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冒着巨大的危险想要获得他者的认同，从而建立起一种主体间性。黑格尔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指认人格的确证与自我意识的成型。马克思也一再强调，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今天，在人工智能所构架的现代性中，“我的认同不再由‘他人’、同伴、朋友或敌人来确认，甚至也不由我的伦理能力来确认……赤裸生命，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一切含情脉脉的关系、一切自主性的人格，完全被消解碎片化了。可以说，主体间性的建立保障了生命间的丰富性、自主性、饱满性、共鸣性与全面性。数字智能化的生命政治对现代社会所行使的管控，却让这种丰富性、自主性、饱满性、共鸣性和全面性丧失殆尽了。作为结果，阿甘本只能愤慨，生命在今天成为生物性的存在了。这就是消极的、支配的、管控的生命政治所造成危机和困境。即使是在福柯的生命政治中，第二极的生命权力行使的是积极的投资和扶植功能; 然而，第二极的生命权力毕竟以第一极的规训权力为前提，规训权力所携带的消极属性最终让生命整体笼罩着消极的气息。因此，生命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实然具有生产性功能，但只不过是消极的生产，远非积极的生产。
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亟须打破消极的生命政治管控，从而开启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管控。这就意味着，积极的生命政治不再受资本逻辑的隶属和宰治，而是在相反方面驯服资本逻辑，以外在于资本逻辑的空间对现代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正是出于此种前瞻式的考虑与建构，奈格里与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有别于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构境，提出了一种新的、相反的生命政治: “为了区别两种‘生命的权力’，我们根据福柯本人的著作，采纳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biopower ＆ biopolitics) 这一对概念——虽然福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种用法，前者可以( 粗略) 定义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虽然生命权力被福柯泛称为生命政治，但它是以规训权力为前提的。只有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联袂统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之称为福柯完整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对于奈格里和哈特而言，福柯的生命权力本身虽然是积极的，但他的生命政治整体却是消极的，即“掌控生命的权力”。因而奈格里与哈特呼吁，必须提出彰显生命本身的生命政治，即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反抗的而非掌控的、解放的而非支配的、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生命政治。
这种新型生命政治提出的契机正是人工智能时代中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奈格里与哈特将其称之为“共同性”财富，诸如我们在智能软件和平台上通过手指间的滑动所生产出来的情感、符码、影像、
、道德、知识、社会协作等数字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共同性”财富不仅包含上述的人造“共同性”，同时指称自然“共同性”——山川、河流、土地、矿石等等。不过，在生命政治生产的维度上，人造“共同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是最具典范性的“共同性”财富，因为它们表征着生命在智能现代性中所创造的新型财富。然而，表征着生命的人造“共同性”，在今天往往会被资本逻辑所剥削和侵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切生命个体，包括一些实体性的企业，想要进驻今天的智能平台——亚马逊、微软、苹果、谷歌、脸书、Instagram 等，必须支付大量金钱才能享受智能软件所带来的服务，这无疑是智能时代的“数字地租”。相较于传统时代的“地租”，“数字地租”的剥削与奴役有过之而无不及。紧接着，这些智能软件毫无顾忌地搜集并占有了所有的数字劳动，并为数字时代的资本增殖提供活力。所以齐泽克指出: “比尔·盖茨的财富绝不是源于他成功地低价售卖更好的软件，也不是他更无情地剥削他雇佣的知识工人。如果是这样，微软早就倒闭了。……因为微软将自己当作一个普世性标准，并垄断着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普遍智能的直接体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造“共同性”财富要想更为有力地获得下一轮的继续创生，就得保证最先被生产出来的“共同性”不能被剥削。否则，新一轮的“共同性”财富的创生循环系统就要受损。所以他们二人指出:“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只有这样，智能现代性才能够良性地筹划自身，从而以合理的姿态面向未来，这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呼吁并且建构一种新型生命政治的重要现实原因所在。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 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物质的超越性: 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只有这样，“共同性”财富螺旋向上创生的循环系统，才能让“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 人既生产，也被生产”。奈格里与哈特的新型生命政治正是基于生命端自主创造的考虑，而非权力端的贪婪垄断的考虑，他们呼吁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必须克制资本逻辑的贪婪性并最终驯服资本逻辑，让生命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二者窥探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于是，如何让契合智能现代性的新型生命政治成为可能，就成为今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重中之重了。值得一提的是，新型生命政治在当今中国，其自身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可能性。奈格里与哈特所提出的生命政治生产的逻辑，在其基本立场上，是反对资本逻辑对生命政治生产的产品——“共同性”财富进行垄断和褫夺。这样一来，他们二人所谓的新型生命政治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生命端的生产成果的完整性，而非福柯和阿甘本所揭示的消极的生命政治的目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消极的生命政治作为资本逻辑背后的“政治算数”，它的目的是保障权力端，即资本统治权的稳固、有效并且快速增殖。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奈格里与哈特所谓的新型生命政治很难得到实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机制绝不会放任每一次资本增殖的大好机遇，这是资本的贪婪性和典型性所致的。资本逻辑出发点就不可能是生命端的所有生命本身。即使是生命本身得到了所谓的幸福，也不过是资本逻辑增殖和积累过程中所附带的结果，这只能是虚假的、片面的幸福，而非真正的、整全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生命政治丧失了生存的现实空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性的走向首先要驯服资本逻辑并利用资本逻辑，而不是被资本逻辑完全宰治。尤为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提出，正是立足于人民，也就是立足于生命本身，而非资本权力端，这一点正是契合了新型生命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理念日益成熟完善，这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目前，中国正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理念化为现实行动，以中国自己的实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质上正是对资本主义体制所表征的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的超越，更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继承，从而关切生命本身，做到人类命运与共。正是基于这样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有力践行，让新型生命政治成为可能，从而让智能现代性敞开其无限可能性。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受制于资本逻辑及其背后隐匿的控制性、消极性的生命政治，智能现代性没有未来可言，它只能瞄准资本增殖的最终目的不断恶性筹划。这样的智能现代性是畸形的、平滑的、单一的现代性，绝非成熟状态下的、面向未来合理筹划的现代性。然而，现代性作为承载着人类幸福生活的远大目标，绝不能就此终结。一种新的生命政治亟须被开启，即合理利用人工智能，合理筹划智能现代性的航路，从而获取幸福的精粹。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3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