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
祁剑青1,张思琦2，邓运员1,2
1.衡阳师范学院 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衡阳421002；
2.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
摘要:
针对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问题，该文以湖南省5批共658个中国传统村落为例，借助ArcGIS10.2平台，综合应用核密度估计、局部空间自相关、最邻近点指数等方法，描述了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并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状态，热点地区在省域西部与南部。自然景观类地名多于人文景观类地名，以水文类地名、地形地貌类地名居多，地形地貌类地名凝聚在地势高峻的山区，水文类地名大多数分布于沅江和湘江流域；人文景观类地名同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关系紧密，其中，姓氏命名类地名反映了人口的分布与迁移，建筑园林类和美好寓意类地名是当地民俗、建筑、信仰等文化特征的反映。
0 引言
地名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其形成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地名作为一个语词在先秦时即已存在[1]。地名学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出现[2-3]，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论著的同时在中国被确立了下来。
近年来，国外的地名学研究成果丰硕，文献[4]关注了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土著地名[4]；文献[5]通过植物地名的多样性揭示了与环境和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5]；文献[6]探究了新西兰奥塔戈地区的地名与景观特征[6]。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有大量关于历史地名的论著[7-9]。同时，地名的语言学价值多被关注[10-11]。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名研究趋向更为量化、空间可视化的表达[12-13]。
传统村落地名景观蕴含有大量时空信息，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北京、山东、江苏等地的传统村落地名已得到初步研究[14-15]。本文以湖南省五批共658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2平台，综合应用核密度估计法、局部空间自相关、最邻近点指数等方法，解释村落地名所蕴含的自然、人文信息，探索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处在于长江中游地区，北与湖北交界，西依重庆、贵州，南靠两广，东连江西，辖14个地级市州，土地面积2.118×105 km2。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河网密布，湘、资、沅、澧四水顺地势由西南向东北汇入洞庭湖，经城陵矶注入长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洞庭湖水系。
1.2数据来源
截止到2019年，国家已公布5批共6 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其中湖南省有658个（图1）。本文利用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器提取上述658个传统村落的坐标，构建传统村落地名空间数据库。地名资料主要来源于地方志、《湖南古今地名辞典》[16]《湖南政区沿革》[17]《湖湘地名纪事》[18]《湖南地名志》[19]等文献和国家地名信息库。人口数量、面积等数据皆来源于《2021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
1.3 研究方法
1.3.1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认为地理事件可以发生在空间的任何位置上，在不同的位置上，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同。
1.3.2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一般可应用于确定研究区域内地理实体要素的相关与否以及相关的正负性。
1.3.3最邻近点指数
最邻近点指数是一种测度呈现点状要素彼此邻近程度的常用指标，可体现其空间特征与分布规律。
2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分类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包括自然景观类地名和人文景观类地名两大类。自然景观类又分为地形地貌类、水文类、地理方位类、植物动物类与自然现象类等五类；人文景观类可分为美好寓意类、历史文化类、建筑园林类、姓氏命名类、经济活动类以及数字序列类等6类（表1）。
2.1自然景观类地名
湖南传统村落自然景观类地名有397个。水文类地名最多，常出现“溪”“水”“塘”等字（表2），如清溪村、横塘村等，“溪”指山间的小河沟，“塘”意为一片静止或缓流的水域。地形地貌类地名以“山”“坪”“石”等字为常见，如阳山村因阳山而得名；大地坪村因地势平坦而得名；石盘村因四周环山多石而得名。“夯”在苗语中指峡谷，德夯村因有美丽的峡谷而得名[21]。植物动物类地名中“木”“花”“树”出现较多；动物类地名中的常见者为“龙”“牛”。地理方位类地名主要用“南”“东”“上”等字，如辰南村、望东村、上湘村等。自然现象类地名较少，如三星村；水文类中的“湾”“河”等字印证了河流等景观；地形地貌类中的“峡”“峰”“岭”等字折射出多峡谷、山峰、山岭等地形地貌。
2.2人文景观类地名
人文景观类地名共261个，美好寓意类地名数量居首，含“安”“新”“丰”“乐”“忠良”等字词。忠良村，因以“忠良”为古训来教诲后人而得名。“新”多指刚出现或变得更好之意，如高新村、长新村等。“安”即安定，如永安村，取永远安定之意。建筑园林类地名共出现49次，“桥”“楼”“塔”“亭”“庙”等字使用较多，说明这几种建筑类型在传统村落中较为典型。如，板桥村，因村旁有木架板桥而得名；元家庙村，因建有元家祠堂而得名 [22]。经济活动类地名多包含“市”“场”“坞”等字。如，茶坞村，因多茶树又临泮溪船坞而得名。数字序列类地名出现较少，共29次。历史文化类地名出现次数最少，“红”字使用较多。
表1 湖南省传统村落地名用字（词）分类
从各地级市州尺度来看，湘西州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数量最多，共172个；怀化市次之，为169个；长沙市、常德市和湘潭市最少，各3个。自然景观类地名以怀化市最多，人文景观类地名以湘西州最多（图2）。长沙和常德两市的传统村落地名以人文景观类居多（图3），衡阳市水文类地名最多，共10个（图4）；郴州市以地形地貌类地名为主，共26个；怀化市植物动物类地名最多，有31个，其次是地形地貌类，有30个；娄底市的地名以水文类较多，共3个；邵阳市水文类地名最多，共8个，其次是植物动物类；湘潭市大多都是自然景观类地名，共3个；湘西州植物动物类地名最多，有31个，其次是美好寓意类；益阳市以人文景观类居多，有8个；永州市水文类地名最多，有22个；岳阳市只有4个人文景观类地名；张家界市地形地貌类地名最多，共7个，建筑园林类次之；株洲市以自然景观类地名为主，共3个（表3）。
表2 湖南省传统村落地名分类统计
表3 湖南省各市传统村落地名分类统计
3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状态（图5）。湘西州和怀化市的传统村落地名稠密、集中，密度超过0.006 2条/km²，也是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的热点地区（图6）；岳阳市、长沙市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分散，地名密度皆低于0.000 6条/km²。
3.1自然景观类地名
湖南省西北部传统村落集中分布，自然景观类传统村落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64<1，呈凝聚分布状态，核密度值最高（图7），在64.65~107.25之间，呈现出中部及东北部地区较少、西北部地区较多的空间格局。
地形地貌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68<1，分布呈凝聚型，多集中在地势较高的山地区，在省域西北部及东南部核密度值最高（图8），在19.94~32.05之间，最低值出现在东北部，呈现出西北、东南地区较多，东北地区较少的空间格局。水文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76<1，分布呈凝聚型，在沅江流域北部及湘江流域南部核密度值最高（图9），在22.23~29.63之间，最低值出现在洞庭湖区及湘江下游地区。植物动物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83<1，呈凝聚型，在省域西北部的核密度值最高（图10），在22.92~42.28之间，最低值在省域中部及东北部，在3.03以下；省域南部的植物动物类地名分布均匀，核密度值介于3.34~19.61之间。自然现象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1.003>1，均匀分布，在湘西州及郴州市的核密度值最高（图11），介于5.9~15.44之间；在其他地级市州的核密度值介于0.4~5.9之间。地理方位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64<1，呈凝聚型，在湘西地区的核密度值最高（图12），在9.66~13.14之间；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低，低于1.15。
3.2人文景观类地名
湖南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类地名在湘西地区分布较多（图13），西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核密度值在40.64~81.51之间，分布密集；中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分布较少，核密度值在27.61以下；北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核密度值最低，皆在1.55以下。人文景观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69<1，呈凝聚分布状态。
建筑园林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9<1，分布呈凝聚型，在西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高（图14），介于9.11~13.47之间；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核密度值最低，在0.12以下；其他区域地名的核密度值在1.41~3.98之间，分布较均匀。
数字序列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1.05>1，呈均匀分布状态，在西北部及中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高（图15），介于6.22~14.46之间；中部大部分地区核密度值在0.75~5.3之间，呈带状均匀分布；东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低，在0.75以下。
美好寓意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78<1，为凝聚分布，在西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高（图16），介于14.09~35.88之间；南部地区及西南部地区核密度值在1.95~11.67之间；中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核密度值都在1.95以下。
姓氏命名类地名的最邻近指数R=0.99<1，近乎随机分布，在西部及南部地区的核密度值最高（图17），介于9.0~17.9之间；其余地区的核密度值均在2.97以下。
历史文化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0.74<1，空间分布为凝聚型，在省域西部和北部地区集中（图18），西北部的核密度值最高，在5.53~10.94之间；中部地区最低，多在0.62以下；南部地区中，衡阳市的历史文化类地名核密度值较高，在5.53左右。
经济活动类地名的最邻近点指数R=1.012>1，趋于分散分布，在湘西地区的核密度值在介于6.4~12.26之间（图19）；在省域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核密度值在4.24~6.4之间；在西南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核密度值最低，低于1.01。
4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空间特征的形成原因
4.1自然景观类地名
4.1.1地形因素
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多分布于省域西部及南部山地区。原因在于，省域西部有武陵山、雪峰山等山脉，南部有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等组成的南岭山脉，平均海拔在1 000 m以上，地势险峻，形成相对独立的封闭区，具有区域地形特色的地名应运而生，“坡”“岭”“坪”“山”“垭”“岗”“坝”“塝”“洲”等表示地形的字经常出现，如狮头坡村、新田岭村、毛坪村、沩山村、砂子垭村、琵琶岗村、烈坝村、黄家塝村、上洲村等。
4.1.2水文因素
湖南省河网密布，在四大水系之中，沅江水系和湘江水系的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最为密集。湘江在四水之中流量、流域面积均占首位；沅江流量仅次于湘江，但长度居于首位[23]。四水各自形成单独的小流域，因而水文类的地名在湖南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中的占比很大，多取水、溪、湾、河、江、冲、渡、塘、涌、池等字命名，如北水村、小溪村、大湾村、河渊村、津江村、五冲村、罗渡村、玄塘村、水涌村、莲花池村等。
4.1.3气候及生物因素
湖南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冬夏风向更迭明显、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大、降水季节分配比较极端、雨热同期等特征[23]。常绿阔叶林为本地的地带性森林植被，树种有杉、枫、檀、松、栎、桃、芭蕉、榔、梓等，同时也多生长芙蓉，此类地名较多，如杉木桥村、枫梓塘村、枫香村、檀木村、桃子村、芭蕉坪村、榔木溪村、梓木村、芙蓉社区等。另有一些地名跟动物相关，如金牛村、牛溪村、羊角坪村、羊坡村、大渔村。湖南省的山区和洞庭湖湖区在曾有华南虎栖息[24]，带有“虎”字的地名仍然存留至今，如虎形山、虎溪村。
4.2人文景观类地名
4.2.1社会经济的影响
湖南省西部和南部山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湖南省统计年鉴（2021）》显示，湘西州和怀化市的GDP分别排在倒数第二（725.11亿元）和第三（1 671.87亿元），这两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最多，而GDP排名第一的长沙市（12 142.52亿元），仅有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一般而言，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开发强度对于传统村落的地名文化景观的保存更加有益。
4.2.2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影响
在湖南省，长沙市人口密度最大，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最少；湘西州和怀化市人口密度最小，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最多，反映出人口越密集传统村落地名越少，反之则越多的特征。近代湖南省洞庭湖区的人口规模是由明清的规模性迁移而确立[25]，江西省人口相对过剩，外迁者甚多，且多就近迁往湖南，多因屯垦、经商贸易等因素发生迁移。因此，也存在一些与人口迁移、姓氏有关的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景观，如魏家村、上王家村、老家寨村、何家田村、老屋村、洪家关村、元家庙村、寨姓村、新民村、龙家大院村。
4.2.3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
湖南省大规模地被开发大约要到了新莽时期，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地名命名上亦有体现。如，老司城村曾是永顺宣慰司数百年司治所在[26]。有的村落命名与少数民族语言相关，如，扪岱村、夯吉村、列夕村、烈坝村、猛西村、惹巴拉村等。“扪岱”在苗语中意为“大、宽厚”[27]；“夯吉”在苗语中意思为“种满茶树的山谷”[28]；“列夕”在土家语中意为“水边的村寨”；“烈坝”在土家语中意为领地、封地；猛西即母西，土家语中意为“山竹”；“惹巴拉”在土家语中意为美丽的地方。有些地名也与宗教、氏族的崇拜有关，如“凤”“龙”等字的使用，如回龙村、龙鼻村、龙凤村、龙溪村、龙珠村、双凤村等。宗教建筑相关的地名亦较为常见，如庙下村、庙岗村等。还有的村落命名跟历史人物相关，如开慧村、张谷英村。
5 结束语
在湖南省的五批共658个中国传统村落中，自然景观类地名有397个，人文景观类地名有261个。自然景观类地名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相吻合，水文类地名多集中在省域西部与南部的沅江和湘江流域；地形地貌类地名多分布在南部与西部的山区；植物动物类地名反映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特征。人文景观类地名与各市州的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姓氏命名类地名反映了人口的分布与迁移；建筑园林类和美好寓意类地名集中在湘西地区，反映当地的民俗、建筑以及文化特征；数字序列类和经济活动类地名的分布较均匀。
中国传统村落具有高度选择性。还有一些未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仍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格、街巷肌理，也应当作为研究样本。由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分布本来就不均匀，其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也就天然的不对称，有关传统村落地名的空间规律仍需探索。传统村落地名的空间依赖性、在区域地方感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下一步研究应予重视的。
（原文有删减）
【作者简介】祁剑青（1986—），男，山西原平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传统村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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