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最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哲学，毕业后曾担任木蓝中学（Le Lycée de Moulins）的哲学老师，1955年被法国国防部征召，在凡尔赛服役；很快又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为时两年。期间他对人类学越来越有兴趣，于是转向了社会理论和社会人类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晚期，布迪厄已经提出他的理论框架中最关键的几个概念：惯习、场域、信念、资本等等。这些理论尝试在他有极大影响的《实践理论大纲》以及后来观点明晰的著作《实践的逻辑》中得到阐述。此外，他还研究了文化、艺术和符号权力、社会阶层、精英教育等主题。当时几乎所有法国的思想家都在高举结构主义的旗帜，布迪厄却已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并试图取而代之。而且，布迪厄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始终关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紧密结合，他十分强调理论探索不应孤立于实践，而是要在与经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
1960年以后，布迪厄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作为一名已经“自学成才”的人类学家，他听了列维—施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开的课，并在后来对阿尔及利亚地区卡比尔人住宅符号结构的分析中显示出这些课程对他的影响。此后，他与法国社会理论界的广泛接触，无疑也对布迪厄本人的学术地位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里尔大学任教三年后，布迪厄于1964年返回巴黎，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中心研究主任，广泛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并从1968年开始接掌由雷蒙·阿隆创立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法国最出色的社会学家，如博尔坦斯基（L.Boltanski）、帕瑟龙（J.Passeron）和圣马丁（M.Martin）等。欧洲社会学中心还创办了一份特别能够体现布迪厄社会学取向的杂志《社会科学研究探索》，该杂志致力于探索各种不同的社会学表达方式。在1982年，当法兰西学院二度出现空缺时，布迪厄得到了福柯等人的大力支持，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执掌社会学教席的教授。在就职演讲中，布迪厄再次展示了他独到的社会学眼光，运用这次特殊的机会分析了这种就职演讲的符号权力意涵。布迪厄的独创性，就在于他能够将各种经典的社会理论遗产与法国特有的认识论传统糅合起来，将社会学的眼光与哲学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
I spent most of my youth in a tiny and remote village of Southwestern France... And I could meet the demands of schooling only by renouncing many of my primary experiences and acquisitions, and not only a certain accent.（Bourdieu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204）
In France, to come from a distant province, to be born south of the Loire, endows you with a number of properties that are not without parallel in the colonial situation. It gives you a sor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externality and puts you in a particular relation to the central institutions of French society and therefore to the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 There are subtle(and not so subtle) forms of social racism that cannot but make you perceptive.（Bourdieu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209）
理论阶段
1986年3月，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次讲演中，布迪厄在向习惯学术标签的美国听众介绍自己的思想时，曾称自己是“建构主义的结构论”（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而同时不忘又加上一句，自己也是“结构主义的建构论”（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这里的“结构论”或“结构主义”指的是在社会世界自身中（不仅是符号系统、语言和神话）存在各种客观结构，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意识和欲望，并能够引导或约束这些人的实践或他们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建构主义”则是指在社会分析中要考虑行动者的感知、思想和行动的模式的社会生成过程以及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布迪厄一再强调的惯习和场域（field）的生成过程。布迪厄希望自己的这一立场能够克服社会学中流行的各种二元对立，特别是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他的著作也基本是围绕这一思路构成的。布迪厄的文章和专著数量庞大，范围广泛。粗略地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结构主义色彩的人类学阶段。布迪厄在早期著作，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中，采用了与结构主义近似的思路。他曾于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并在战争环境中从事田野研究，收集材料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erie，1958）他关于卡比尔人房屋的研究已经成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范文，布迪厄本人也非常喜欢，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如《实践的逻辑》）中还进一步深入分析过该文所涉及的材料。
2.实践理论的形成。通过对卡比尔地区婚姻策略的研究，布迪厄逐渐发展形成了强调策略的实践理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实践理论大纲：基于之前三项卡比尔民族学的研究》（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它在法国出版于1972年，然后在德译本与英译本（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里又增加了很多篇幅。它标志着布迪厄对以往的结构主义模式的超越，也奠定了他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许多人将其社会学视为一种与结构主义不同的“策略社会学”。但由于他的理论分析往往和人类学实地研究、社会学定量分析以及对具体案例的细致探讨糅合在一起，所以这部著作更多是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社会学家反而忽视其研究对于“一般社会理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他对文化研究领域和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探索也开始赢得国际范围的关注。但是，与他在法国的形象相反，英语世界中研究教育社会学的学者往往望文生义地将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看作一种结构主义色彩的决定论。
3.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阶段。从80年代开始，布迪厄日益关注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尤其是注意考察权力在学术场域、文化场域、艺术场域这些通常被视为不涉及权力的地方的作用，这方面，《学术人》和收入《语言与符号权力》中的一些文章都反映了布迪厄独特的分析角度，而《区隔》（Distinction）一书更是他对文化艺术的社会学分析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一阶段，布迪厄特别强调“社会学的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强调实践理论与反思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实践理论大纲》结构和内容都很类似的《实践的逻辑》一书表明，在这一阶段布迪厄的论述更具有论战性，更注意对理论假设的反省。而反思社会学的许多思想在他与华康德合作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都有十分丰富的展现。
此外，布迪厄也致力于开拓新的社会研究领域。他对国家贵族问题的研究、对社会疾苦的研究，都既发展了他早期有关教育问题和阶级分析的探索，又力图挖掘新的材料和分析思路，希望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实践理论和反思社会学。不过，总的来说，布迪厄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概念在70年代就已粗具雏形，此后，布迪厄的努力就是不断丰富和完善他的工具，并将它们应用到各种表面上偶然不同的领域中。在20世纪80年代，他企图超越“主体”（subject）和“行动”（action）这两个占领导地位的知识概念。并因此反对现象学的理论，尤其是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他们将主体绝对自由的行动置于中心。另一方面，布迪厄也反对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将主体的行动完全视为针对客观规则而做出的反应。吉登斯在1986年提出，面对社会学与哲学在研究传统和基本观念方面的分裂，许多学者致力于将两种传统融合起来。而在当代学者中，布迪厄对此所做出的贡献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关系论思维与反思社会学
从实体论到关系论的转变是当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布迪厄和埃利亚斯是两个突出的代表。华康德称布迪厄的唯物主义人类学为方法论上的关系论，认为这是他的社会学认识论的核心观念。布迪厄进一步发展了法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G.Benveniste）的观点，指出表述社会现实的常识语言具有一种突出实体牺牲关系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社会学中常见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对立。而在结构的现实中，二者同样重要，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对于场域、惯习、资本等主要概念，布迪厄都始终强调它们具有的关系性特征。关系社会学的主张并不仅仅体现在抽象的认识论上，还体现在许多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环节中，特别是在对象构建的问题上。例如，通常的高等教育研究只关注几所特定的学校，忽视从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出发去了解每所学校的特点。他指出，实际上，每所学校都处在法国高等教育的空间中，它们的绝大部分特性恰恰来自于与其他学校之间的客观关系（也就是这个学校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
反对二元论：布迪厄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社会学是一门非常艰难的学科，容易陷入各种相互对立的危险中，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批驳和扬弃各种各样的二元论思想。这不可能通过某种特定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是要通过系统地发展一种社会学方法，培养一种社会学的眼光。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出身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大力倡导实践理论，强调人类具体实践的各种特点。在他看来，各种二元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都是形形色色的纯粹理论理性的产物，布迪厄称之为“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布迪厄建议进行两次巴什拉式的“决裂”：第一次是和日常的常识观念的决裂；而第二次则更为重要，是要和盛行于学术界的各种理论理性的观念决裂，从而把握实践的真正逻辑，自拔于理论的泥淖之中。比如在索绪尔的理论模式中，沟通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屈从于不具有任何感官经验的纯粹的心理构造，从而使逻辑（logos）压倒了实践（praxis）。这种理论模式的背后其实蕴涵着“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这样一个假设。在作为旁观者的学者的眼中，语言完全丧失了日常生活中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似乎只是作为供语言学家研究所用的知识工具和分析对象而存在，成为一种脱离了其真实用途的自足系统。这完全是从语言学家自己的视角出发的一种“经院观点”（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突出地体现了一种与实践生活相对立的、非反思的唯智主义倾向，萨特的主观主义和人类学研究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亦然。实际上，实践的原则应该在各种外在约束（它们往往为选择留下了可塑性非常大的余地）和各种性情倾向（它们是各种经济和社会进程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之中来寻找，即要到结构和惯习的交织作用中来理解实践。
作为这种新型社会理论的运用，我们可以将布迪厄对功利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严厉批评作为一个例示。虽然他也经常谈到“行动者的利益”，但却在以下三方面与上述流派划清界限：首先是功利主义思想将孤立的行动者置于中心，忽略了关系层面的分析。布迪厄在这方面的批评不只适用于功利主义，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所有的行动理论。其次，功利主义取向没有系统性探问效益计算与利益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理性行动理论预设有一个预先构置好的普世利益，所以这种理论几乎不去探问不同形式利益的社会起源。”（Bourdieu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125）此外，布迪厄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不断指出，现代西方典型的理性经济计算，根本不存在于其他社会，而功利主义者却将其视为普世化成人类本质。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功利主义者把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搞混了。
The actor, as [this theory] construes him or her,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imaginary projection of the knowing subject(sujet con-naissant) into the acting subject (sujet agissant), a sort of monster with the head of the thinker thinking his practice in reflexive and logical fashion mounted on the body of a man of action engaged in action.… Its 'imaginary anthropology' seeks to found action, whether 'economic' or not, on the intentional choice of an actor who is himself or herself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unconditioned.(Bourdieu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123)
反思的社会学
布迪厄坚持一套反身性（reflexive）社会学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学家在开展任何研究之时，必须有意识地注意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一套内在结构所具有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可能会如何扭曲或损害他们的客观性。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本身也是其研究的“对象”，此即“对象化的对象化”（objectivation of objectivation）。在《实践理论大纲》开头，他就详细谈论了人类学家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指出由于人类学家自身作为观察者进入与其研究对象的特定关系之中，这本身就会导致某种理论歪曲。学者在从事研究时，应该用一只眼睛不断反思自己的惯习，也就是他们透过长期的社会和制度训练而产生的性情。唯有透过维持这种持续不断的警觉，社会学家才得以明辨自己“将偏见纳入作品之中”的谬误。在这方面，布迪厄遵循的正是涂尔干当年提出的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即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进行理解性的分析之前，必须先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之见。因此，反身性是科学认识论的一个必要的前置阶段，反思社会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社会学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就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必须既摒弃那种忽视行动者作用的机械结构主义，又杜绝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只有从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的社会实践理论出发，才能破除各种虚幻的二元对立，揭示人类实践中的基本特点。为了在具体研究中实现对二元对立的克服，布迪厄建议采取以下的方式：首先，研究者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即分析由各种社会位置所构成的空间，了解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这种分配为各种社会互动施加了外在约束。其次，试图再现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与评价的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谓“性情倾向”。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要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
此处一个例子，是布迪厄责难学术圈（包括他自己）依据特定的语言风格来衡量学生的作品，偏好那些写出看似“精炼”作品的学生，而给那些书写“粗俗”的学生较低的分数。假如对那些主观术语遮掩下的装腔作势不采取反身性分析，那么学术圈将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其阶级偏见，提升那些具有较高语言资本的学者，并阻挡欠缺这种资本的学者——不是因为其作品的客观品质，而是因为他们书写的语体。还有一个例子，是基于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容易夸大所研究事物的系统性。学者能轻易找出自己误认的“用来解释事物逻辑的那些逻辑事物”（the things of logic for the logic of things），这句源自马克思的话也是布迪厄喜欢引用的。而反身性的程序可以用来发现和修正这些误区。
此外，布迪厄提议反思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可能：“对于我来说，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基本维度”，“以巴什拉、康吉翰和福柯为代表的对科学的社会史研究，应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家知识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这不是要削弱社会学的各种认识论保障（如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
实践理论
结构主义的物化倾向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忽视，使得结构主义者对于结构的约束性质感到不安，它也不能充分地解释结构是如何历时地被再生产的。在此背景下，布迪厄将结构的再生产视为有能力之个体持续实践的成就。布迪厄认为存在三种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分别是现象学的知识、客观主义的知识和实践理论（praxeology）的知识。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践的特性包括紧迫性（urgency）、经济必需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体性。
实践的紧迫性：行动者总是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而旁观者和理论者则没有这样的约束；而且行动者必须面对即将到来的、在现在之中的未来，实践的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行动路线和方式。同样，行动者在实践中还面对许多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行动方式。因此，分析实践就要充分考虑这些约束对实践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布迪厄强调策略和惯习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潜在地将时间纳入到对实践的考察中。
实践的模糊性：实践同时是一种“实践感”（the sense of practice），一种游戏感（feel），它是前认知性的、模糊不清的。这也是他反复强调惯习是身体性的重要原因。许多带有浓重主体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忽略了实践的模糊性，唯智主义的许多错误就在于它们力图从实践中挖掘一些不属于实践的逻辑。
实践的总体性：社会实践本身并不像研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分裂成各种不同学科的碎片，实践感的模糊性本身也要求跨越各种学科的界限来考虑实践问题。因此，布迪厄始终呼吁社会学应该也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通过将经验性研究与理论性探索结合起来，来分析作为总体的实践。在这方面，布迪厄对经济学孤立主义的帝国主义、对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分离、对空洞的社会哲学和玩弄数据的实证主义者都痛加针砭，认为这些学术取向已构成了研究实践的认识论障碍。
那么，究竟如何把握实践的特性呢？布迪厄认为，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1972年，在一篇发表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上的著名文章中，布迪厄开始着手通过对象贝安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的研究来探索策略在社会学的重要作用。他在文中指出，贝安地区农民采用的各种策略往往能够确保他们家族的再生产，保证他们对生产手段（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权。现象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但却不能因此就将这种规律性视为遵守固定规则的结果，而是应该摆脱条文主义（legalism），从实践的一体化的生成原则出发来考虑这些现象。而且，时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布迪厄称之为“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这两本代表作中，布迪厄都以人类学中的经典问题——“礼物”（gift）为例，分析了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礼物交换之所以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易，就在于礼物交换中的两个行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的。布迪厄以卡比尔人的交换为例揭示了这种不确定性的重要理论意义。而先前列维—施特劳斯构建的“礼物交换模型”，就忽视了礼物（以及其它交换物）与回礼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破坏了实践的逻辑。重新引入不确定性就意味着将时间及其节奏、取向和不可逆性重新引入社会分析，“将时间置于分析社会行动的核心”。就是用策略的辩证法取代模型的机械力学，同时又不陷入“理性行动者”理论的虚构人类学。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非行动者的凭空创造，而是他所生活的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这些策略就是惯习，这些惯习又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产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这些结构就体现在场域中。
场域和惯习
在布迪厄看来，各种教条主义的二元困境之所以妨碍我们理解实践活动，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客观结构与身体化的结构（incorporated structures），也就是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使用新的概念就是为了和各种实体论的倾向决裂。因此，场域和惯习都是指一束关系。一个场域由附带一定的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一系列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涉及社会行动者的空间位置（position）；惯习是一种结构型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涉及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对应于其占据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只有准确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理解布迪厄所谓实践感的模糊逻辑，这种逻辑与各种唯智主义倾向的理论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In Outline, he defines the habitus as a system of lasting, transposable dispositions which, integrating past experiences, functions at every moment as a matrix of perceptions, appreciations, and actions and makes possible the achievement of infinitely diversified tasks, thanks to analogical transfers of schemes permitting the solution of similarly shaped problems, and thanks to the unceasing corrections of the results obtained, dialectically produced by those results. (Se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p.82-83)
Through the habitus, the structure which has produced it governs practice, not by the process of a mechanical determination, bu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orientations and limits it assigns to the habitus's operations of invention. As an acquired system of generative schemes objectively adjusted to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s in which it is constituted, the habitus engenders all the thoughts, all the perceptions, and all the actions consistent with those conditions, and not others.… Because the habitus is an endless capacity to engender products—thoughts, perceptions, expressions, actions—whose limits are set by the historically and socially situated conditions of its production, the conditioned and conditional freedom it secures is as remote from a creation of unpredictable novelty, as it is from a simple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of the initial conditionings.(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95)
The theory of action that I propose(with the notion of habitus) amounts to saying that most human actions have as a bas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intention, that is, acquired dispositions which make it so that an action can and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oriented toward one objective or another without anyone being able to claim that that objective was a conscious design.(Practical Reason, pp.97-98)
布迪厄采用惯习的概念来同时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危险，对惯习及其与场域之间关系的认识，正是实践理论和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分野所在。与过分强调客观因素的理论不同，实践理论认为知识的对象不是被动记录下来的，而是研究者构建而成。同样，实践理论也不同意唯智主义的理念论，认为构建活动不是凭空进行的，其原则是一种性情倾向，它既为结构所制约，又不断产生新的结构，这种性情倾向正是惯习。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因此，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内化为了一种“第二天性”、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个体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合乎理性”的各种常识性的行为。所以，惯习是“所有选择所依据的不被选择的原则”。在理解惯习概念时，既不能将它与意识哲学、主体哲学中的“主观”立足点混淆起来，也不能将它等同于被动的“习惯”（habit），更不能将它视为一种“无意识”，而是必须同时考虑惯习概念的生成性和历史性。
场域则可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产生各种影响。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如支配关系、对应关系等等）。这两个方面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在理解场域概念时，首先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场域的效果得以在其间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参照场域中的关系来理解，而不能仅凭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解释。这正是关系论基本立场的反映。其次，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不过，布迪厄特别强调，场域中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之资本最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认识，特别是从不同位置出发所采纳的不同视角。最后，场域也包含一种投入（investment）。当行动者进入某个场域时，就同时进入了与场域相连的一套他本人很可能认识不到的前提预设。因此，一个场域是由身体和信念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深陷其中的实践信念并非一种心灵状态，也不是武断遵从一套外界灌输的教条，而是一种身体状态，是被各种社会秩序加以系统利用的、体现在身体上的性情倾向，即布迪厄所谓的“内在性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 of internality）。这正是布迪厄十分关注的符号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概念形象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特征，现代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具有自身逻辑和必要的关系空间。例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自身特有的逻辑：经济场域的形成就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而相反，艺术场域则是通过拒绝或颠倒这种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的。因此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是经历漫长的自主化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产物。布迪厄始终强调，在考察场域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研究场域的历史生成过程。
场域与惯习的关系：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系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知识或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考虑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用布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布迪厄还提醒人们，在了解这两种关系时要注意两点：首先，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场域的结构塑造着惯习的结构；其次，社会科学必然是一种“知识的知识”，必须包括一种具有社会学基础的现象学，用以考察场域里的那些基本经验。
资本理论与符号权力理论
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考察社会历史时，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是考察资本及其积累的各种效应。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在布迪厄早期的论述中，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种资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出层次更低的类型。后来，布迪厄又特别添加了符号资本这一类型，指对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的认同。在他看来，在分析社会世界的再生产时，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和“兑换率”（rate of conversion）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经济资本是一种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态。布迪厄对经济资本的讨论主要是促使避免“经济资本的本位中心论”陷阱。对经济资本的认识并不意味着要将分析置于理性计算的自私自利之中，相反，布迪厄认为“理性计算”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惯习，它并不是人类社会所有实践形态的普适原则。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它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布迪厄最初用其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因此，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无论在学业成就还是在艺术欣赏方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区隔》的一些最精彩的分析段落中，布迪厄用对应因素分析（analysis of correspondence）的方法，考察了文化资本对生活方式、艺术鉴赏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社会资本赋予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一种集体拥有的资本。因此，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既取决于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规模，也取决于和这些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数量。因此，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由彼此之间有连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义务构成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关系到人们永无止境的交往，正是在这些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不断确认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同时，一个人本身的社会威望也是决定其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从事社会交往活动的效率是更高的。布迪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拓展和深化了韦伯有关地位群体和声望的经典理论。
符号资本以及语言带来的“温和暴力”（the gentle violence）是布迪厄非常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语言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通过符号权力的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言说本身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两个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布迪厄在此也认同奥斯汀（J.Austin）等学者所关注的“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的语用现象，而不仅是停留在索绪尔意义上的语意层面。语言是一种实践，它涉及权力。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一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权威一信念关系为基础的，这正是纯粹的语言分析经常忽视的。用他的话来说，“听取就意味着相信”（listening is believing），“也许只要对仆人说句‘约翰，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他就会去关上窗户。”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概念综合了从马克思、卡西尔、韦伯到涂尔干、莫斯和萨丕尔等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这一概念强调符号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它往往能够建立社会世界的秩序。符号关系不能简单还原为沟通关系，要看到符号既作为知识的工具，同时也是支配的手段。布迪厄试图以此综合涂尔干学派（包括莫斯和哈布瓦赫）与文化历史语言学家，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的洞察力，从而把握社会世界支配关系的看不见的机制。符号权力的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一个基本观念：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对权力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不言自明、不受置疑的部分，比如男性之于女性的支配地位。这类思想也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世界权力结构的勾画上。布迪厄指出，任何一种权力都要行使符号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亦可理解为象征暴力，即强加各种意义，通过掩盖那些作为自身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促使人们将这些意义都视为合法之物。由此，不平等既是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及其再生产的结果。例如，某些人的“高雅文化”是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与文化打交道仿佛是“自然而然的”；可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经过长久努力才取得的，因而带有勉力而为、矫揉造作的举止，或者总有露出马脚的瞬间。当他们勉强参与这场不公平的游戏时，就注定最终会失败，而且人们还默认了占据支配地位之文化的正当性和优越性。
有不少人都发现了布迪厄“资本”概念的泛化使用，不过这实际上是割裂资本与“场域”和“惯习”之间概念联系的结果。但依照布迪厄早期的观点，确实凡事似乎都与资本有关，只不过资本的意涵很不一样。在某些场域，行动者就算没有刻意的利益追求（因为已经成为了惯习），也还是会遵循竞赛规则，同样是在追求与该场域有关的利益。出于这个原因，布迪厄在他晚期的作品中会特别使用“幻象”（illusio，其字根ludus = ‘game’）一词，以此澄清“利益”不仅意指经济学的那种（有意识的）利益。
I much prefer to use the term illusio, since I always speak of specific interests, of interests that are both presupposed and produced by the functioning of historically delimited fields. Paradoxically, the term interest has brought forth the knee-jerk accusation of economism. In fact, the notion as I use it is the means of a deliberate and provisional reductionism that allows me to import the materialist mode of questioning into the cultural sphere from which it was expelled, historically, when the modern view of art was invented an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won its autonomy. (Bourdieu an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p.115-116)
教育与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再生产
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pedagogic action）。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所谓“传播式教育”（diffuse education），即当一个人和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打交道时，无形之中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二是所谓“家庭教育”；三是“制度化教育”，是由明确承担教育任务的制度，如学校这样人们早已习惯的教育机构直接或间接完成的。至于这三种教育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教育“机构”各自相应的符号力量，则是由它们在权力关系以及符号关系的结构中的权重所决定的。教育社会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分析揭示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建立了一门分析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并用其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文化再生产完成的社会再生产。（批评：这太过极端了，“泛权力的话语”何尝不是一种自负的、唯智理论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产物。特别是从演化生物学和社会联结纽带的角度考虑，包括教育在内的关系机制根本不能被还原为权力关系的结果。）布迪厄认为，学术场域中的斗争以浓缩的方式体现了符号权力斗争的一些基本特点，揭示学术场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揭示各种认识论障碍背后的社会条件。这种揭示工作与他的反思社会学主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他对科学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世界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学术世界中的权威主要依据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也就是在布迪厄后来分析的权力场域）中却处于从属地位。那么在学术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原则发生冲突。在学术体制方面，这种冲突就浓缩地体现在科系之争上，学术研究与现时权力的利益之间也存在张力。布迪厄通过研究法国特有的学术体制，探讨了这种二元对立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诸如大学体制与研究中心、知名教授与年轻教授、法兰西学院与外省大学、高等教育的官方“捍卫者”和年轻的现代主义异端等等。在布迪厄看来，结构主义的兴起乃至不断引起世界瞩目的各种法兰西思潮，都可以通过这种分析来予以把握。（布迪厄的一个学生甚至如法炮制，将老师本人的思想也拿来分析了。See N. Kauppi, Frerch Intellectual Nobility: Institutional and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Sartrain er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布迪厄戳穿“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这一错觉的最重要分析，是对海德格尔的个案研究。通过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社会学分析，布迪厄揭示了一种思想如何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发挥特定的政治效果。他不想把研究写成指控，而是希望通过考察海德格尔来检验自己的社会学方法。在他看来，在有关“海德格尔事件”的国际争论中，“赋予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自主性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布迪厄认为，尽管海德格尔是一名纳粹党人，但他并不是纳粹理论家，也不是一位撰写政治小册子的宣传家。他具有非凡的哲学才华，那些导致他追随纳粹的行为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面对哲学生产场域的特定约束，只有通过哲学升华（philosophical sublimation）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而海德格尔所拥有的“罕有匹敌的哲学资本”又恰恰可以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因此必须放弃传统上将对海德格尔作品进行的政治解读和哲学解读对立起来的做法，而要进行一种双重解读。这种为正统哲学界所不屑的解读就是要将两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在布迪厄看来，海德格尔正是游刃有余地驾驭哲学与政治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质的“大师”。布迪厄对海德格尔的分析没有采用通常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即从研究思想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而是更多地解读文本本身，通过阐明文本产生影响的多重语用框架来分析其政治思想。这种做法既破除了超然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也避免将各种文化产物简单还原到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位置，从而展现了场域分析与符号权力理论的优势。
布迪厄还曾有一项研究，是将名牌高校和法国商界权力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文化再生产如何塑造了一批具有特定惯习的国家贵族（the state nobility）。在这一分析中，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开始成为关键性的概念，体现出了多种形式的权力交织角力的关系状态。拥有不同权力的个人在这样一个场域斗争，各种行动者与制度彼此相对，各自运用策略来维持或改变权力关系的博弈空间。权力场域中的核心问题是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争斗，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支配的主导性原则（the dominant principle of domination）的问题。这一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布迪厄在《区隔》中就已探讨过的“合法性的合法原则”（the legitimate principle of legitimization）。权力场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元场域，而不再是一个分化的、自主化的社会小世界（如文化场域）。布迪厄借助这一概念努力清除“统治阶级”（ruling class）概念里面固有的实体论和本质主义的倾向，将关系论的视角引入权力分析之中，同时也试图超越有关权力问题的“集中论”（centralism）与“自发论”（spontaneist）两种倾向。
那么在这场个案分析中，权力场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或者说，布迪厄所谓“支配活动的分工”是怎样进行的呢？布迪厄认为，法国自19世纪8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市民阶级与画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前者占据支配地位。然而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本：前者主要是借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比较欠缺；而后者主要是借助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比较匮乏。在权力场域的两极之间，就是英美社会所谓的“专职人士”（professionals）、高级公务员等，他们同时积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从国家层面，自从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或科层国家（bureaucratic state）建立以来，出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资本）逐渐趋于集中。这一过程首先导致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即由国王垄断），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还比所有私人权威（地主、市民阶层等的权威）在地位上更为优越。与经济（主要来自征税）、军事、文化、司法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符号资本等不同性质的资本集中化过程相伴而生，相应的不同场域也开始分化和自主化。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布迪厄称之为中央集权资本（statist capital）。通过它的积累，国家得以对不同场域及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本渗透并施展权力。这是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调节不同资本及其兑换比率，改变持有资本的所有者之间权力平衡的状态。因此，国家的构建导致了权力场域的构建，反过来，也可以将权力场域视为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所有者争夺国家权力的博弈空间，关键看谁能拥有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因为它能赋予不同资本种类及其再生产以权力。这从场域与符号权力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和韦伯有关支配问题的理论。
批评与争议
布迪厄著作带有强烈的论辩味道，句式结构复杂，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预防许多误读或曲解。但事与愿违，他的理论还是引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批评，这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重要的问题上：
1.决定论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这在他有关惯习的理论及关于教育与品味（taste）的经验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有些学者将他的理论概括为“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产结构”。另一些学者认为，布迪厄对文化再生产的分析过于强调社会阶级秩序的惰性一面，而忽视了其弹性的一面。加恩汉和雷蒙·威廉斯两位认为布迪厄有关再生产的概念似乎留有功能论和决定论的残余，使他较少强调真正的变迁和创新的可能性。针对这一批评，布迪厄认为，自己理论中的“惯习”并不是宿命，而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它不断随经验而变，从而不断强化或调整自身的结构。不过他仍然强调，惯习确实深受个人赖以成长之生活环境的影响，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创造者，而惯习观却威胁了这种观念。在布迪厄看来，对再生产理论的许多批评似乎只是望文生义，因为《再生产》一书中同样分析了系统的转型（transformation），不过他也承认，这方面的误解部分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他早年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如果将《再生产》一书与这些相关研究放在一起考虑，就不会将前者看作一部结构主义著作了。
2.文化分析与大众文化的保守倾向：一些文化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布迪厄过于强调文化的再生产功能，忽视了大众文化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抗意义，其对艺术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反艺术。布迪厄辩白说：“我所批判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社会用途，即将文化用作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布迪厄认为关键本就不在于他个人怎样看待大众文化，而在于大众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反抗性。
3.实践理论与反思社会学：布迪厄理论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强调反思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与具有模糊性的实践之间的冲突。布鲁贝克在布迪厄的著作中捕捉到力图把握社会世界的系统性与人类实践无限丰富的具体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布迪厄的理论是与其经验研究紧密结合的。许多人质疑，这些与法国特定时期的情况结合得如此紧密的论述，对于其他的国家、社会或时代，是否具有同样重要而普遍的意义？布迪厄认为，关键在于如何阅读这些作品，是进行唯理论、实体论的阅读方式，还是采取实践理论和关系论的阅读方式？如能采取后一种立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研究的成果，既避免因为不恰当地强调所谓“特殊性”而陷入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也避免忽视这些研究所根植的那些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从布迪厄的社会学视角来看，理论的传播本身就不仅是纯粹观念的问题，它也是知识分子国际场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想要真正围绕纯粹的科学问题，建立世界范围的统一讨论空间，就必须努力克服各种知识保护主义，促进社会学场域的国际化，他的反思社会学对此会发挥功用。
更加犀利的批评在于：古典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所谓“现代性”问题，特别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忧虑和关怀。而布迪厄对人性的假设和韦伯、涂尔干、马克思都不一样，他笔下的人是一个精明冷酷的实用主义者，既不追求社会团结，也不向往更美好的社会。对这个人而言，无论在哪个场域里，无论有什么资本和惯习，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竞争。对他来说，“文化”也只是一种竞赛，是一个阶级为了与其他阶级区隔开来的产物。（Bourdieu，Zur Soziologie symbolischer Formen，p.72）此外，布迪厄避而不谈艺术家的创造性，即使“公共领域”这个被杜威和哈贝马斯给予厚望的空间，也只是文官阶层在18、19世纪策略性推广的概念，以此与传统的贵族竞争对手相抗（Practical Reason，pp.23-24）。因此，布迪厄的理论缺乏直击心灵的力量，陷入了一种冰冷的平庸。参见：观点 | 刘思达：如何戒掉布迪厄？
本文转自：无形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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