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刘安国的合作论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

作者：

刘安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时雅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冠卿：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我校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刘安国教授、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时雅丽与合作者所著论文《异质偏好、异质企业家与多产业空间经济发展》在《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2期上发表。

论文简介：

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单个报酬递增产业展开的研究难以解释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工的多样性和不完全性。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尤其不认同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灾变式集聚”、极端的“核心-周边”格局、绝对的路径依赖与锁定的预测。刘安国等（2023）基于异质偏好、异质企业家假设建立多产业空间垄断竞争模型，揭示不同产业厂商的区位调整行为在时序、特征、响应机制与方式上的多种差异，为解释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工的多样性和不完全性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

建模指导思想： Krugman(1991)将Dixit and Stiglitz (1977)垄断竞争框架从封闭经济扩展为开放经济，继而引入运输成本，剖析由报酬递增生出的集中力量与受运输成本支配的分散力量之间的对抗与消长，并通过在临界运输成本点厂商区位调整机制由负反馈向正反馈的转换论证“灾变式集聚”与“核心-周边”结构形成的根本机制。从表面上看，Krugman(1991)将经济决策的考量焦点置于递增报酬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折中取舍，似乎偏离了Dixit and Stiglitz (1977)所论证的根本的折中取舍：资源稀缺条件下消费多样化与生产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此外，在Krugman(1991)中，制成品种类是外生给定的，但市场规模及其空间结构是内生的；而在Dixit and Stiglitz (1977)中，市场规模外生给定，但制成品种类（以及定价和产出水平）却是内生形成的。因此，表面上，通过Krugman(1991)无法观察Dixit and Stiglitz (1977)所聚焦的制成品种类与产出水平之间的折中取舍。但是，关于制成品种类与产出水平之间的Dixit-Stiglitz折中在Krugman(1991)中并没有消失，这一折中更微妙地体现在消费者根据变动的运输成本对本地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消费品种与数量不断地进行调整，生产者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规模不断地调整生产区位和生产数量，消费和生产的空间格局随运输成本不断地发生变化之上。在这里，消费者对本地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消费品种与数量的调整行为既取决于运输成本的高低，亦取决于消费者对制成品细分的偏好程度。Krugman(1991)中只存在一个报酬递增的产业，无需考虑消费者对制成品细分的偏好程度，凭借递增报酬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折中取舍足以解释“核心-周边”格局的形成。但是，要解释多产业条件下的不完全集聚和不完全分工，必须将消费者对制成品细分的偏好与运输成本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它们对消费需求及其空间分布、进而对厂商产出水平及生产区位的联合影响。出于这一观察，刘安国等（2023）重新回到Dixit and Stiglitz (1977)路线，将分析的焦点重置在制成品种类与产出水平之间的根本的折中取舍上。同时，为阐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Dixit-Stiglitz折中的动态特性，有必要突破对“冰山”贸易成本的形而上学理解，赋予其“交通运输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新的解释，将其与资源约束条件（或市场范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前台凸显出来。

建模方法与关键论证过程：刘安国等（2023）采用Forslid and Ottaviano (2003)为叙事框架，但对消费者针对产品细分程度的偏好加以差别化处理，细分程度被要求更高的产品具有更低的替代弹性。这一差别化处理同时也实现了对生产差别化产品的厂商或企业家的差别化处理。不同产业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企业家才能或人力资本，但同一产业的企业家具有同质的企业家才能（对同一产业的企业家才能做进一步细分可以作为未来研究扩展的方向）。产品替代弹性的高低将决定厂商区位调整机制由负反馈向正反馈转换时序的先后。刘安国等（2023）将Forslid and Ottaviano (2003)扩展到涵盖2个报酬递增部门：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部门（论文附录则扩展到３个报酬递增部门）。与单个报酬递增部门情形相同的是，在高的贸易成本之下，两个部门在模型中的北方和南方两个区域仍保持对称分布。但是，随着贸易成本下降，有更多资源被再配置到经济中的非交通运输部门，非交通运输部门的有效市场范围因此而扩张。运输成本下降与有效市场范围扩张的联合影响对生产不同替代弹性的产品的厂商生产区位决策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作用效果的差异通过替代效应差异与竞争程度差异的叠加而形成。

替代效应差异体现在随着运输成本下降，消费者情愿以更多的区外产品替代本地产品，购买区外产品的份额会越来越增加，对于替代弹性低的产品来说，这一份额增加的幅度会更大。从对称均衡开始，一个偶然（比方说，由南方向北方）的产业转移会使流入区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厂商获得更多的区外订单。竞争程度差异则体现在：当任何产业发生由南向北的产业转移时，（1）产品替代弹性低的产业的竞争程度在北方加剧的幅度低于产品替代弹性高的产业，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北方厂商因竞争程度的边际增加招致的利润与规模损失的幅度相对更小；（2）产品替代弹性低的产业的竞争在南方衰减的幅度低于产品替代弹性高的产业，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南方厂商从竞争趋弱获得的利润与规模增加的幅度也相对更小。结合对替代效应的分析，北方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厂商从南方获得的订单增加的幅度与南方厂商从北方获得的订单减少的幅度相对更高。替代效应差异与竞争程度差异相互叠加，最终导致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北方厂商利润的净增加，南方同一产业厂商利润的净减少，产业区际配置的“马太效应”在对称均衡的崩溃点被触发，“灾变式”集聚率先在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产业发生，生产低替代弹性产品的产业率先在北方形成完全积聚。

研究结论：由贸易成本变化所反映的交易效率和资源稀缺性变化指引企业家不断地进行动态连续的空间DS折中。空间DS折中的基本逻辑可以表述为关于空间分工的斯密定理：差别化产品生产的空间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多产业空间集聚演进表现为一个产业非连续“灾变”之后其他产业连续变化继起的进程。空间分工演进表现为核心地区陆续迎来新的产业完全集聚，周边地区则经历一个渐进的去产业过程。历史、制度和政策可以在任何时点嵌入连续渐进的演进过程。

转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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