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 | “美好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审视
付文军◆文
“美好生活”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希腊先哲到近现代政治哲学家，他们无不做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尝试。“美好生活”既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又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价值和规范性要求，它是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遵循唯物史观的分析思路，马克思从生活资料、生活条件、生活需要、生活过程、生活内容和生活关系等方面确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异化生活状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明了“美好生活”的通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容和哲学意涵得到了不断丰富和提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美好生活”得以达成的实践逻辑、发展逻辑和制度逻辑都得到了科学呈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坚信，“美好生活”必将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达成。
——付文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期待，这也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时代里，引领全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
一、“美好生活”：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
获得“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的知识是政治哲学的行动目标。或者说，政治哲学的理论归旨就在于积极回应“美好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种追求“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行动，它本身就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完整的政治的善”。因此，“美好生活”一直都是政治哲学的题中之义，它不仅是政治哲学不断求索的“总目标”，还是政治哲学重要的“问题域”。
随着城邦的兴起，古希腊人开始了政治哲学的思考并对诸如正义、平等和良序等“美好生活”的要素进行了论辩。在《荷马史诗》中便已有对“正义”的记述了。“正义（dikē）是作为既成惯例或习惯法（themis）的法的绝对基础与原则；而习惯法则是永恒正义的一种具体化，是永恒正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甚至在众神自身的相互关系中的存在、表现和实施”。在雅典，克莱斯缇尼将“平等”作为赢得公民驰援的政治口号而提了出来。在《国家篇》里，柏拉图认为一个“好（善）的国家”应该是以哲学家为王的国度，“理想国”的人是兼具智慧、勇敢、自制和正义四种美德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才是真正富有的，当然他们的富有不在于拥有黄金，而在于拥有幸福的生活，一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城邦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共同体（koinonia）。“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样的政体也必然是最能确保幸福的制度，它的活动也是最合乎人的德性的活动。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由是观之，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是富有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的关键又在于“中庸”，所以“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的这种中庸”。总之，城邦能使人秉持德性而活，这便是他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一直贯穿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的论著之中。即便是在重神而轻人的中世纪，也有如阿奎那这般的教父哲学家在探寻人们的“美好生活”。他在《论君主政制》中指出了统治者应以公共幸福为目标，而君主这一存在就确保了公共幸福的达成。到了霍布斯那里，他将自然状态视为一种“战争状态”。在霍布斯看来，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需求和欲望的数量（或总和）总是大于可获得的资源的数量”，便会激活人性中使人们如此彼此互相离异、易于互相侵犯摧毁的因子。为避免战争状况，人们可以通过契约而摆脱“剑拔弩张”的自然状态，从而进入利维坦状态。“既然契约是人们彼此达成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被公共认可的，那么，任何一个想不遵守契约的人都不能设想，从契约达成的那一刻起，人们不会采取足够严厉的制裁措施来确保对契约的普遍遵守。”到了洛克那里，他将正义与财产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他看来，若无财产权，便无所谓非正义。同时，他还认为“没有财产就无所谓生存和自由”。洛克围绕财产权这一人类最重要的“自然权利”而展开了关于自然法的论述，并在“各得其所”的意义上探讨了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如此，洛克也在自己的理论视域中谋求着“美好生活”。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卢梭不仅一直在追求着“自由”和“平等”，还积极探寻着“好的社会制度”。他认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改变人的自然状态，使之与其本性相适应，而是意味着改变人的本性”。而这其中，“公意”起到了重要作用。卢梭主张，“通过公意来弥补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在的缺陷，将个人生活奠定在个体的善良意志（也就是公民个体所理解的公意）的基础之上，将公共生活奠定在体现公意的法律的基础之上”。如此，人们就会过上一种“美好生活”。
在政治哲学中，“美好生活”向来都是与正义、善、平等、自由、德性、契约、财产权、公意、解放密切相联的。或者说，是否具备上述“元素”是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是“良序社会”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它们也是“美好生活”的必备“要素”。就此来看，“美好生活”所透露出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还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价值和规范性的要求。同样，这些“规范性”的要求也是政治哲学重要的“问题域”。
二、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批判性建构
作为力图“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家，马克思确证了“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并畅想了“美好生活”的未来景象。不同的是，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积极探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在于对资本逻辑宰制之下人们的悲苦生存境遇的理性反思，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展开了对“美好生活”的理论构建。
（一）“旧世界”的“生活原则”及其表现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生活分为“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者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后者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思维的分析方式，马克思始终认为一切生活状态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秉承“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生存境况的批判性分析。
首先，马克思确立了“现实的个人”的“生活”的基础性作用。“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基于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展开了对“此在世界”的考察。从历史层面来看，人的生产活动是他与动物相揖别的标志。这种生产活动不仅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还间接“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从存在层面来考察，个人的活动方式决定着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者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已然自觉地将“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和“离群索居的孤立活动”排除了，并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作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考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其次，马克思指认了“市民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及其背后操持的逻辑。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的生活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以确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及其逻辑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意义。“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受此规律支配，工人的生活都被这种无形的“牵引力”控制住了。他们的生活也绝难称“美好生活”，而是异化的生活。这种异化生活的实情主要表现为：
一是生活资料的丧失。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自身的特点，劳动者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惟有接受资本家的雇佣方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工资而苟活。正是因为劳动者被剥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就使得他们在生产中必将处于被动的地位。由此，雇佣工人的生活也不会体面，“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二是生活条件的不堪。为了赚取更多，就需要“开源节流”。因此，资本家必然会克扣工人“应得”的部分，也就是克扣工人工资、降低相应的投入。因此，工人长期生活在狭小而又破落的空间中，他们的生活条件被降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工人来说，“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即便生活条件的改善，那也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剥削和奴役的境况。
三是生活需要的简化。工人出卖自己自由劳动力而获得的工资仅够其维持基本生存所需。为了赚钱，资本家力图在“最经济的条件下”完成工资的付与。工人得到的工资往往都无限接近于其“最低限度”——“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由此，工人的生活需要受到工资的限制而变得简单了。“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不再了，存在的只是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的满足。社会提倡“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
四是生活过程的艰辛。工人的生活和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生活也就是一种“私有制的生活”。生活的一切要素和对象只有对我们而言是“作为资本而存在”的时候，“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在生产中，工人已然沦为了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工人被当作一种“役畜”而投入到资本洪流中促成其增殖。人已不人，根本谈不上有正常的生活。工人时刻为自己的生活而苦恼，他们“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工人就身处于这种“不幸”中，生活即是受苦。
五是生活内容的虚无。工人的生活受到资本家的全程监控，资本家的目标无比“单纯”，因而工人的生活内容也就变得“单一”了。“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工人的生活内容也会与资本的生活本能相契合。工人的休息、培训、锻炼和培育后代等生活内容都只是为了更好地为资本增殖服务。对于工人来说，“对象化表现为对象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六是生活关系的冷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使得“赤裸裸的厉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纯粹的金钱关系”广布开来。“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由此也造成拜物之风的盛行，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都要让位于利益。人与人之间“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就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简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奉行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行事风格和宗旨，惟财为亲、惟钱为敬是资本主义生活的真实写照。
最后，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生活的后果。一方面，工人在造物之旅中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他们物质生活却无比匮乏。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曙光。资本主义在其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远大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总和，人们造物的潜能得到了尽可能地放大。然而，工人创造的越多，并不代表他们生活得越好。资本主义的事实已经证明，“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认了与资本积累相伴的是贫困积累，“持续不变的贫困”才是工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工人的精神世界也遭到了挤压，乃至抽空。精神世界的贫乏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工人的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当然，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也是随处可见的，“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总之，人们身处于一个物质丰腴的世界中，却总感觉“无家可归”。
（二）“新世界”中的“美好生活”及其实现
“旧世界”是一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自然无法塑造“美好生活”。马克思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新世界”。“旧世界”使人粘附在资本之上，内嵌于增殖的逻辑当中。人们既无法从劳动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外界认同，又无法体验到生活的满足之感和愉悦之情。马克思从造成这一局面的内在根由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促成“美好生活”的肇因，继而提出人类要迈进新的社会形态以实现“美好生活”。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然确证了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所通达的是共产主义，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真正解决。在此境况之下，“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自然分工之下“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由此，人们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都有严格的界限，“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必然要发展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社会只有发展到这一阶段，人们才能真正过上“美好生活”。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将共产主义称之为“自由王国”，它“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由是观之，在“新世界”里，物质不再匮乏，精神极大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极其清楚而明白。如此，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处的。在这种自由王国中，不仅人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人的价值的得到了高度认可，人的生活也充满着善；在这样的自由王国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马克思不仅确证了“美好生活”的未来景象，还指明了“美好生活”的通达之路。一方面，物质财富极度丰腴是自由王国的重要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广泛意义上来说，生产力是人们的生产能力。提升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充分尊重劳动者，敬畏劳动行为和捍卫劳动成果。劳动是人类得以持存的基础，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劳动来实现，只有充分尊重劳动者，敬畏劳动行为，改变对于劳动的歧视，打破劳动和分工的界限，方能使人在劳动中感到自足和快乐，方能充分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激发人们劳动的创造性。同时，在生产中要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和及时地改进管理模式，并“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继而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产量。如此，人们才能充分享受物质世界的增值所带来的美妙果实。另一方面，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是自由王国的重要条件，必须改造人们的思想而不断提升精神境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增殖和谋利原则”抽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人成了“单面人”，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也成了“单一的生活”。自由王国要一改精神颓势，不但要充实人们的物质世界，还要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这其中，“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只有缩短工作日，人们方才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人们才能在“自由时间”里充分发挥自我的才能进而“全面发展”自身。惟此，人们才会全面地享受生活之乐并通力合作共创美好生活。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好生活”的求索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也“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人们生活普遍富裕已不再是一句空话。在“强起来”的“新时代”里，人们不仅要求全面体会到生活的美好，还更加关注生活的品质和质量。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挑战，也是新机遇。在探寻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继而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创贡献。
（一）“美好生活”的内涵：在新时代里不断丰富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党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准确而生动地阐发了“美好生活”的内涵。
一方面，“美好生活”的内容得到了逐步丰富。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已对“美好生活”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归纳，“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已经明确阐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新需要。到了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还扩充了之前“美好生活”的表述，添加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它不仅包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和“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就赋予了“美好生活”新的内涵，即“它不等于欲望的即时满足，更不同于资源的无限占有，而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生活；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生活；是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等等”。由此，“美好生活”的内涵得到了充实和丰富，它在生产和生活、物质和精神、眼前和长远、抽象和具体、理论和现实的统一中得到了合理而哲学化的表达。
另一方面，“美好生活”的地位得到了切实提高。在谋求“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里，“美好生活”的愿景和需求都必须要让位于特定的时代任务。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已不再为温饱困扰，总体实现小康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主要矛盾来确定发展目标和工作重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破解“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心。可见，从被无视或处于次要地位转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再将其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加以重视和阐析，“美好生活”的哲学意涵得到了丰富提升。
（二）“美好生活”的实现：实践逻辑·发展逻辑·制度逻辑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我们党正领导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共建“美好生活”。在新时代里，“美好生活”的实现既有其实践逻辑，又有其发展逻辑，还有其制度逻辑。
就实践逻辑来说，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铸就“美好生活”。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能够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美好生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过人民的不断创造逐渐达成的。一方面，我们提倡奋斗，但要讲方法和策略。奋斗是要求人民“实干”和“苦干”，惟此方能不断发展社会经济，以解决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但同时我们又强调这种“实干”和“苦干”是“辛勤劳动”和“务实苦干”，而不是一味“蛮干”。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断挖掘人的创造潜力，还要全面把握社会经济和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我们提倡奋斗，但要明确方向和要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奋斗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这种奋斗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奋斗。这种奋斗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美好生活”才不会停留于口号之中，才不会止步于构想环节。
就发展逻辑来说，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美好生活”。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解决我国问题、共创“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关键”。“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所要着力解决的是发展动力的问题，协调发展所侧重的是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所要改变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开放发展以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共享发展要以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为重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贯彻“高质量发展”思路，继而追求并创造“美好生活”。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讲效率，又要求公平；既要讲生产发展，又要求生活富裕；既要讲物质丰腴，又要求精神富足；既要讲产量，又要求质量。如此，在新时代里不断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发展质量。
就制度逻辑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美好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是因此我们才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才能不断引领数亿民众脱贫致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革命和建设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体制等，这些制度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稳步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协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国家安全制度等具体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换句话说，我们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可以料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也必将越来越成熟，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生活也会越发地美好。
四、结束语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基于政治哲学视阈，我们也可以说“未经审视的‘美好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们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大地之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在。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先后“站起来”并“富起来”了，我们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进了“强起来”的时代。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我们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而集全国、全世界之力共创“美好生活”。惟此，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才是真正为广大人民所能够经历的生活，这样的“美好生活”才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和获得感的好日子。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4期
文章作者：付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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