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作者jjxjcz
作者：周文，清华大学当代问题与资本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
经济学向何处去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只有韩国、南非、泰国、新加坡等7个国家。据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中国的这种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
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会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美国一百多年来雄霸全球的历史。如何破解“中国之谜”？各国经济学家纷纷给出不同的答案。
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中国推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个答案显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这对于解释中国现象显然有些简单。
毫无疑问，中国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形成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挑战。因此，在这个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提。
中国问题本身已经成为考验经济学理论普适性的一道现实难题。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因此，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
一、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化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是对真实世界的诠释。因此，真实世界的变化必然推动理论的变化。从这点看，经济学的逻辑和历史起点是交换，没有交换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围绕交换而展开，由此经济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
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只有当交换从零星、偶然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所产生的。
与之对应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同时，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作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其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没有脱离这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从而使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发生转变，越来越侧重“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
由于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引领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因此，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极大挑战。由此又迎来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分离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正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经济浪潮席卷全球，而生产方式也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产出不断增加，但是价值却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不断减少，而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
在发达国家，技术产值、知识经济、服务经济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据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受到大大局限。因此，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
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到西岸的美国，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在未来，经济学学术中心将面临第二次转移，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以及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一客观的事实和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经济学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
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在经济学研究重心改变下，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将有两个方面的分离：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其二，在理论功能方面，出现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1.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
条件的不同决定了理论的适用性。在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理论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
现在，更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单一统治所造成的危害，开始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的分离，将使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过去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现在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来源，制度对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前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等重大问题域。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将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关于发展的制度研究热点，可能变成主流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2.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实践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理论真的揭示了规律，而是理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通过理论之外的规律发挥作用。或者说，很多理论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
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区别。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像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其本身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当依据某个理论能对人的行为和真实世界进行解释，那么可以说理论的“规律性”与“工具性”大致是统一的。但如果人的实际行为和真实世界与这个理论相关性很小，那么这个理论就只能作为“工具性”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因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
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规律性理论创造出来，而被工具性地使用。当社会大众意识到某个理论与真正起作用的规律无关时，这个理论也就被完全当成工具性理论，仅仅是为了有个“答案”而存在，至于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反而变得无关紧要。
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因此而陷入困窘：一方面经济学家自认为其理论表现了“真理”，大众使用其理论因而达到了实践目标，并且可以通过大量实证得以检验，经济学家因此而自得其乐地赞颂或争吵；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经济活动的实践者）深知真正起作用的规律并非在经济理论本身的表述之中（或理论只表达了规律的一部分），但这种理论可以为其行为提供依据或表达工具，因而这些理论工具性地使用，成为“解释的科学”。
而从演化的视角，规律性理论必定会随着社会大众观念的转变而变为工具性理论，经济学理论因而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确保其活力。因为从长期看，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大众观念会发生历史性地改变。对于某一状态的社会大众观念而言，某种理论可能是具有规律性的。
但随着大众观念的改变，作为理论作用对象的“人”本身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现实中的“人”的观念已经变得与理论假设中的“人”的观念不一致了，这时理论的规律性就慢慢降低，在更有规律性的新理论出现之前，原先的理论就沦为工具性理论而被人们勉强接受。因此，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本质上是在随“人”的观念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适应性的演进过程。
三、“中国经济学”的舞台在哪里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如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对强国富民“复兴之路”的探索，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那么“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现在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诠释好“中国故事”，并通过理论创新，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为经济改革明确方向。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目睹庞大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
如果说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了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话，那么“中国时代”的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的“认识上的枷锁”，承担起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和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深入见地的理论体系，才会独立地自成一派引领未来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而真正在经济学之林中占有主导地位。
1.经济学的中国时代
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舞台和更适宜的研究条件，也向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革命性挑战。而中国经济的实绩常常与理论预测的相去甚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理没有把脉清楚。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在历经高速发展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问题、产能过剩与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并存问题、大国城镇化推进问题、传统产业与新兴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中国崛起后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等等，都急盼有切实的研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扎扎实实地深入实际和了解国情。
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现实中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转移到中国，中国经济学一定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
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归纳总结，而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例如理性人假设等，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套广及主体行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来。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
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畴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总之，构建具有特定现实性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强调解决中国本土问题，而且需要形成能为他国所借鉴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理论研究，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2.中国经济学的普适性
中国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理论普适性的提升。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与物质方面、规律性与工具性方面的两个分离趋势。
当今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必定能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呼之欲出的“中国经济学”必须解决好本体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把握“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这两个经济学理论的变化趋势。
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值得借鉴：只有从本国的历史及现实出发，在独特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但是必须处理好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美国经济崛起之时美国学派也与德国历史学派类似，批判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
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当初发家史，现在的美国主流经济学者却刻意回避或傲慢地将其作为异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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