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白红义 马锦辉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2022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者
白红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马锦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要
【摘 要】本研究对2022年刊发于CSSCI来源期刊上的新闻学论文进行了文本细读，提炼出新闻学范式变更的四类“征兆”——走向后人类、走向后现代、走向社会关系网络、走向意识形态，并展示了上述征兆如何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研究维度。这些征兆既显示了中国新闻学内部的动荡与危机，也预示着其将要走上的新突破道路，而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想真正走向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则要深刻地从这些“征兆”的内部逻辑对其做出回应。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历史唯物主义；后人类；后现代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学科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新闻学凭借其在认识和改造新闻实践方面的智识贡献逐步确立了学科身份与地位。只是当前中国新闻学科发展仍不够理想，这一方面表现为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依然十分薄弱，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表现在学术研究与新闻业界的隔膜，难以对鲜活的新闻实践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中国新闻学理论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通过创新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而创建卓有成效的新闻学理论范式则是题中应有之意。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创新意味着新闻学的发展已经从学科建制的“形式”向新闻知识认知论的“内容”发展。
当前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展现出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质。首先，大量的研究者根植于传统新闻业，通过对传统新闻业及其从业者变化的分析揭示出新闻学理论范式的新动向、新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体系被运用。其次，学者们对新的行动者、新的技术客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些新主体、新客体正在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新闻业和新主体、新客体的研究正在呈现出“平分秋色”的局面。最后，新闻学理论范式的本土化声音日趋加强。尽管长期以来，新闻学理论范式研究都存在着东西、中外的差异，也一直都有学者主张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新闻学理论范式，但是这种声音在互联网语境下正在日趋明显。
从新闻学研究的诸多新趋向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理论范式的主要内核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时代特征在于立足中国本土新闻业当前所面临的剧烈的数字化转型。因而，历久弥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方兴未艾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理论范式的两大思想源流，并摹刻着当代中国新闻学理论范式构建的主流方向。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数字新闻学研究为基础坐标，以理论、方法与实践为主要方向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闻学理论范式进行学理上的探索。本研究的目的正是呈现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界为此做出的努力，通过对刊发于CSSCI来源期刊上的新闻学论文的文本细读，尝试从中概括出中国新闻学目前所探讨的核心议题，并试图从中看到中国新闻学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而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研判。本研究首先梳理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界所显示的范式变革的“征兆”，由此对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进行整体描摹，然后分别呈现新闻学理论研究、实践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大致内容，最后则基于本研究的梳理对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如何走向实践发表些许见解。
二、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征兆”
本研究首先借用哲学家齐泽克所讲的“征兆”一词来阐释当下中国新闻学总体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在齐泽克笔下，“‘征兆’是一个特殊因素，它颠覆了自身的普遍根基”，与既定场域“大异其趣”，“同时又是这个场域寻求解脱、获得圆满所必不可少的”（齐泽克，2017，p.17）。中国新闻学也已经产生了若干征兆，它们颠覆了新闻学已有的本体论基础，意味着新闻学从根本上面临困境，但它们也预示着新闻学走出危机的可能性和自我挣扎的方向。而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呈现的范式更替征兆可以概括为四类：
第一，新闻学研究正在从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走向后人类、后人文，这可谓是新闻学正在发生的最关键的转变，这一类征兆主要体现在新闻学界对媒介物质性、技术可供性以及行动者网络等理论的探讨。
近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深入地搅动整个新闻传播实践的格局，媒介哲学中的“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野开始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对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理性与精神进行了根深蒂固的质疑（姚富瑞，2021），强调技术和物质的主体性，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根本的挑战。而这几乎颠覆了新闻学的根基，因为新闻学科本身深刻建立在自由人文主义基础之上。2022年的中国新闻学对媒介物质性进行了大量探讨，既有借相关理论宏观地探索学科和行业转型路径的，比如李玉媛、佘文斌（2022）以ANT、STS理论为视角梳理了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路径，常江、何仁亿（2022b）从物质、情感、网络三个维度讨论“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也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将唤起行业对媒介物质性的广泛关注作为突破新闻业危机的方法的，如胡翼青、郭静（2022）在探讨记者面临的边界危机问题之时，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翻新闻专业主义背后的人本主义预设，以媒介所建构的物质体系为出发点重新追问新闻媒体的角色与边界，而曾培伦、朱春阳（2022）则在评估一县级融媒体发展时，认为要以“可供性”来重新评估县级融媒体传播效果，“聚焦用户和融媒体中心技术特点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些研究来看，新闻学者已经将新闻学导向了后人文的视阈里。
第二，新闻学研究正在从理性人文主义走向后现代语境，这一类征兆在新闻学界主要体现在对“真实”的解构、对“新闻情感”的关注和对新闻“不确定性”的承认上。
正如卡普托在《真理》一书中谈到，在后现代语境中，“真理”的含义正在被“解释学”“语言游戏”和“范式”这三组理论重构，结果是“真理”的存在被怀疑、“真理”的标准被解构、理性之于“真理”的地位被质疑（卡普托，2016，pp.197-240）。“真实性”一向被视为新闻的生命，“客观性”也一向被视为新闻的一大重要原则，然而在今天，新闻学也不得不面对后现代语境的挑战，对“真实”与“客观”做出再解读。比如李岩、丁旭（2022）就对“新闻真相”概念进行了解构，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相，凡“真相”都受到语言的“窃掠”，而重视情绪和个人信念的“后真相”概念和“真相”事实上一样地有价值。与之相关的新闻真实则受到了更多探讨，成为2022年中国新闻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此外，中国新闻学界对新闻情感的探讨也相当丰富，俨然成为一个显著议题。常江、何仁亿（2022b）指出，数字新闻生产的“物质条件对新闻行动者行为和观念的改造主要是以情感为基本逻辑完成的”。蔡雯、周思宇（2022）也指出：“随着后情感社会的来临，……情感转向客观上已经在我国新闻业实践中兴起，……我国主流媒体也开始重新衡量情感性因素在新闻中的价值。”这些关注正在挑战“新闻价值”的理性人文主义取向，而下文将展示更多具体的关于“新闻价值”和“新闻情感”的研究。还有学者注意到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体现为“不确定性知识生产”，相对于传统新闻，如今的新闻知识生产体现出“复杂性、突发性、破坏性、高关注度、以及具备的可能性、多样性等”特征（陈刚、解晴晴，2022），常江、何仁亿（2022a）也在谈及数字新闻网络时指出，数字新闻生态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这已经构成新闻学“危机”话语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些研究无疑已经将新闻学带入了后现代语境，这将与后人类转向一道摇撼新闻学的人文主义基础。
第三，新闻学研究正在打破以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而这进一步体现在新闻学对社会网络、社会生活的探讨上。李泓江认为，新闻学研究范式正在从“生产范式”转变为“交往范式”，“新闻”这一概念正在回归其“连接人与现时世界之间的中介性要素”的本体论，从而打破原先以新闻职业的生产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研究取向而转往“生活世界”（李泓江，2022a，b）。在经验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徐笛等人（2022）的论文，作者基于对澎湃新闻湃客频道、郑州暴雨救命文档和丁香医生三个主体的分析，将中国当下的数字新闻生产协同网络分成媒体主导型协同网络、节点状动态协同网络以及共享社区型协同网络三个类型，显然在这里，作者们已然把泛化主体所生产的共享文档也纳入了新闻生产网络当中。这类征兆显示，对“新闻”的讨论正在泛化成对社会所共享的“知识”或“讯息”的讨论，这无疑对“新闻”这一概念本身的边界与权威构成了威胁。
第四，新闻学研究正在将新闻生产、新闻职业泛化为广义的话语实践，从而将对新闻的探讨泛化为对社会话语实践的结果——意识形态的探讨。在这方面探讨中，张涛甫（2022）在《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文中他对仅从新闻职业、专业出发进行探讨的狭隘新闻观进行了批判，推崇泛化的新闻观即“社会主体所具有的新闻经验、知识以及观念”，并表明“新闻观则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认为新闻观的作用在于“通过媒体，将社会系统中结构化的意识形态翻译、内化为社会个体的主观社会现实和意义框架，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广义社会网络的联结和联动”。赵月枝、陈鸥帆（2022）则具体地从意识形态斗争视角出发，将矛头指向了西方新闻传播“线性历史观”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理应结合中国实际深入农业文明，走打破西方霸权的、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样的论述过程中，“新闻”被抽离具体的新闻样态，化约为抽象的话语实践，纳入意识形态框架并与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轨。而这实际上也从又一个方面泛化并挑战了新闻的概念以及新闻学研究的边界，但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深入新闻学研究开辟了可能性的道路。
以上四类“征兆”从总体上反映出中国新闻学至少在过去一年中的变化趋向，而这些趋向则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征兆”预示着新闻学的“危机”，预示着范式的变换。接下来，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具体综述，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时看到“征兆”的显现。
三、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进展
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多重含义，中国新闻理论也大致体现为规范性理论和经验性理论两种类型：前者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代表，后者则以勾连宏大理论与经验现实的中层理论为主。据此，可以把2022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分为三类：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2022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仍旧呈现出史、论二分的格局。在历史类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如支庭荣（2022）经过对百年马新观发展的梳理，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嵌入型视角”强调“生活在人民之中”“与人类共命运”的新闻观，包含了宣传与组织互渗、政党与群众互通、事实与价值统一、鼓动与引导同心四组内在逻辑；刘勇（2022）探索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党报实践中宣传观的流变，并提出“信息模式”“用事实说话”是党的宣传范式在当代的体现。有些研究则分析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例如2022年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丁柏铨（2022）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重新解读；倪延年（2022）则通过梳理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新闻话语体系，认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仅一直根据时局调整着新闻宣传策略，并且难能可贵地始终坚持“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初心，发扬着“彻底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继续传承；郑保卫（2022）则以习近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闻舆论事业发表的讲话内容为出发点，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
理论研究中，除了上文在探讨“走向意识形态”的征兆之时已经谈及张涛甫（2022）和赵月枝、陈鸥帆（2022）相关研究之外，还有：涂凌波（2022）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悬置出，探讨了作为“元概念”的马新观，即中国人通过新闻这一中介改造客观世界的新闻观念；沙垚（2022）重新挖掘“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将之与西方的专业主义、参与式新闻、社区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等概念对话；陈鸥帆（2022）借用当今我党弘扬的“红绿融合”发展的理念，提出当今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积极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汲取资源，创建起以乡村传播和生态文明构建为引领的新闻体系。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旨在从历史中和官方话语中挖掘对“新闻观”的解读。然而在平稳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征兆的显现：一方面，可以看出马新观语境中的“新闻”与“宣传”“媒体”等概念并未得到泾渭分明的区分，这实际上使得“新闻”成为了泛化概念，是一个“概念网络”（涂凌波，2022），它天然是实践的，是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是意识形态的，这实际上暗合了“走向社会网络”和“走向意识形态”的征兆所昭示的“新闻”本体论的范式变化；另一方面，由于马新观承载了探索中国本土特色新闻理论的使命，使得它天然将西方的甚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观的固有缺陷作为靶子，而这个过程中必然包含对于自由人文主义的消解。因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着相当的潜力成为一个“大舞台”去承载新闻学的范式转型，有研究者就此指出，要将新闻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下进行（张垒，2022；杨保军，2022b）。而这个“大舞台”如何能够继续承载“后人类”“后现代”的挑战，可能是该领域未来发展与突破的关键。
（二）新闻学传统议题与理论的重访
在过去一年的新闻学的理论研究中，一些传统的议题和概念在当下语境中被重新阐释，其中“新闻真实”和“新闻价值”是探讨最多的两个话题。
对“新闻真实”这一新闻学的经典命题的探讨是2022年中国新闻学界的一个热点。有的学者对“新闻真实”的概念历史进行了考证（周海燕、张舜杰，2022；杨奇光，2022）；有的学者结合其他概念来进一步阐释新闻真实，如王辰瑶（2022）将新闻真实这一概念与“新闻权威”“媒体公信力”两个议题相勾连，谈论新闻真实如何能以一种关系实践与公众建立信任；还有一些学者站在新的时代背景，对“新闻真实”进行重新解释，例如杨保军（2022a）认为，当下中国的“新闻真实”应该从“报道真实”“有机真实”全面转向“全程真实”，“将传播真实观与收受真实观统一起来”；白红义、王嘉怡（2022）也谈到，新闻真实在数字时代应该延伸到生产、分发和消费全阶段，应该以“参与式逻辑”与公众持续展开对话；姜华（2022）则指出，从意义生成的角度看待杂合体新闻业的新闻真实是更契合新闻实践的路径。从这些探讨来看，学界对于“新闻真实”的转向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要从狭隘的新闻文本真实中抽离出来，关注到新闻如果取信于受众、构建公共理性的实践问题，显现出“走向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征兆。
另一个经典概念“新闻价值”也成为被探讨很多的话题。在这些探讨中既可以看到后人类理论的影响——如吴璟薇（2022）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指出新闻时效性和相关性价值如何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动，进而认为对新闻价值的客观判定要避免以人为中心，将人与技术视为共同主体，看到媒介技术对新闻价值的客观决定作用；也能看到“走向意识形态”这一征兆的显现——如张涛甫、翁之颢（2022）从广义的“价值”概念出发，认为新闻价值观应从职业操作规范向社会化“文化、道德、伦理”理念迈进，在塑造共享意义、公共伦理、共同责任上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以及郝雨（2022）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角下主张将“新闻价值”从狭隘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抽离出来，融入新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之中，王润泽、李静（2022）则强调了以“沟通”为核心、具有“教化”功能、坚持“真实、自由、客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体系；还能看到“走向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征兆的显现——如杨保军、余跃洪（2022）主张将“关系价值”视作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的又一新维度，再如徐剑、黄尤嘉（2022）在对东京奥运会微博热搜榜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应当从可讨论性、易参与性和话题延伸性三个层面进行思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新闻人本主义”（杜骏飞，2022）、“新闻权威”（李拓、白红义，2022）、“新闻条线”（张洋，2022b）等经典概念、议题或观念进行了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杜骏飞（2022）认为，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理论重构只能是对于“新闻的人本理性”的价值的坚守，他对数字新闻业的人本主义发展提出了两点预测：一是新闻业应回归为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行业，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泛新闻业持续扩散，弥漫而成社会信息业，并进一步将未来社会改造为基于广义传播或‘泛传播’规则的社会”。二者“相反相成”。在新闻学当下所寻求的范式更新可能消解掉新闻学人文主义价值内核的情况下，这样的声音代表了一些秉持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对理性人本主义，也就是新闻学本原的理想价值内核的坚守。
（三）新闻学前沿理论的探索与建构
在前沿议题中，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领域最着重关注的议题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着重从物质—网络的视角审视新闻；第二组关乎“建设性新闻”概念；第三组关乎对“新闻时间”的探讨。
从物质—网络视角审视新闻体现了新闻学界对物质性问题的关注。常江和何仁亿在2022年有三篇合写的文章专门对之进行理论探讨，其中一篇将物质、情感、网络视作“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三个维度（常江、何仁亿，2022b）；另一篇主张将“网络”视作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核心概念，摒弃传统的线性思维观，并指出了数字技术的“物质力”在数字新闻网络中的作用（常江、何仁亿，2022a）；还有一篇对“新闻生态”这一西方新闻学学术前沿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新闻生态理论具有三个基本内涵：以网络和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为人、技术和机器赋予平等的认识论地位，秉持生态主义的进步性假设（常江、何仁亿，2022c）。除此之外，黄文森（2022）从“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入手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方法论进行了梳理；彭兰（2022）将机器作为新闻生产的物质性主体，系统性梳理了数字新闻生产中的人—机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也可以归入此列。
“建设性新闻”是近几年的学术热点。这个源自西方新闻学界的词汇与我国强调主流媒体“正面宣传为主”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作用不谋而合，因此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青睐。关于建设性新闻的讨论，沈正赋、韦茜（2022）将之与国家治理挂钩，指出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与“舆论监督”的内在关联，借“建设性”概念强调了监督报道应该发挥的媒介化治理、监督与建构的功能；曾丽红、李萍（2022）则从新闻学的情感转向切入，探讨了建设性新闻“态度介入、情感介入、责任介入”以起到联结社会公共价值的作用的可能性，后现代征兆在此显现；而刘婵君、沈玥晨（2022）以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认为中国建设性新闻除了更加注重新技术视觉呈现手段的运用，还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国—民利益的统一，二是倚重政策解读和宏大叙事，三是更加突出“集体大爱”与家国情怀——“走向意识形态”征兆在此显现。
对“新闻时间”的讨论也是数字新闻时代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时间问题或者说是“加速”问题本就是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议题，从新闻学过去一年对“新闻时间”的探讨可以看出，这一议题与后现代式的“现代性”反思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如刘楠（2022）看到了在当下新闻界普遍“加速”的困境，呼吁对一种可称之为“民族志新闻”的“减速新闻”的关注，以应对加速社会带来的新闻异化的威胁；而杨保军、孙新（2022）则从理论上对现代新闻时间的构成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梳理，试图通过对不同时代的时间观念的对比探索出新闻时间观念演变的规律，同时对当今的新闻时间的“加速”“同时化”作出解释；涂凌波、赵奥博（2022）同样将加速视为数字时代新闻时间的本质，对其带来的一系列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批判。
除了以上议题，还可见新闻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尝试性结合，例如姬德强（2022）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将数字新闻学视作基于数字经济的一种信息产业，主张从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平台、数字劳工等方面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新视角；还有学者从现象学视角对新闻学与现象学的结合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从现象学出发提出了新闻学的变革之道（李泓江、涂凌波，2022）。
四、中国新闻学的经验对象
除了理论建构，新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闻业的经验性考察。纵观202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针对新闻业的经验研究，较为热门的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媒体融合与转型研究
媒体融合与转型、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县级融媒体是我国主流媒体的重要工作，同时也自然是学界追逐的热点。除去一些抽象谈理论的文章，过去一年还有许多研究都实地对媒体融合工作现状进行了考察与反思。
县级融媒体是近年讨论非常火热的一个议题，其现状与困难受到了许多学者关注。郑雯等人（2022）关注到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融媒体中心这一特殊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困境，认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融媒体中心纵向遭遇来自市政府、中央/地市级媒体的顶层压力，横向上直面市场化主体和各委办局的“左右挤压”；付晓光、方静（2022）对10个县级融媒体抖音账号及20名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展示了地方媒体在尝试走出地方、融入平台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调适，尤其是适应平台流量的算法黑箱的努力；黄伟迪、王钰涵（2022）则基于对59家县级融媒体的考察探讨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媒体如何重建地方性这一理论问题，并认为县级融媒体要和当地人的社会交往、民生服务、政治参与积极接合，打造“可见”“可交往”“可参与”的地方——在此可以明显看到“走向社会关系网络”的征兆。
除了县级融媒体以外，地方和中央的各大媒体集团媒体融合与转型的实践也非常重要。张寅（2022）对某省级广电媒体机构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并揭示该媒体所实践的融合式新闻生产很大程度是为回应行业内外诉求所展开的“面子工程”，由于其组织架构有着来自传统新闻生产的“超稳定”结构，以致难以展开彻底的数字化变革；尹连根、王海燕（2022）对全国共九家报业集团进行了调研，并认为我国新闻业转型以对地方性行政力量的市场化依附为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在新闻业面临着新媒体冲击所导致的市场合法性危机的当下，新闻业的社会角色正在逐渐向地方行政机构的公关机构靠拢；周睿鸣（2022）则以澎湃新闻的视频创新与行动策略为例对中国新闻业转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职业实践中存在调适和逸出两种策略，前者表现在新闻业内部对新形态的接纳，后者则表现在新闻业超越自身的职业边界，以互联网“内容创业”为名义的创新延伸。
（二）新闻业的情感实践研究
正如之前谈论“走向后现代”征兆时谈到过的，对新闻业的情感实践研究已然成为新闻学界一个热门的议题。而关于新闻业情感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分析新闻文本中所体现的情感，如陈阳、周子杰（2022）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例，认为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受众观已经转向“情感受众观”；詹恂、祝丹文（2022）对获得第28—31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作品主要使用了“沉浸式”情感叙事、多元叙事拓宽情感想象以及搭建文本情感框架三种策略；韩德勋、黄杰（2022）通过对财新网、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家媒体对“标题党”“煽情表达”和“人情味”等社交媒体逻辑的“有限接纳”对阅读量和点赞量有显著的帮助。第二类则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情感劳动进行研究，例如戴利朝、张晨（2022）对江西省四县县级融媒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民族志研究，探访了他们在职业选择、职场工作、媒体作品等三个领域的情感实践。第三类则是从情感维度研究新闻产品，例如何天平、付晓雅（2022）指出，在各类新闻网站、客户端、内容聚合订阅（RSS）、流媒体等新闻产品的设计上，情感已经成为一个核心考虑要素。
（三）新闻从业者与共同体研究
在新闻从业者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基于新的技术社会环境对新闻从业者的新工作形态进行了研究。如王昀、张逸凡（2022）注意到线上沟通、即时沟通、流动办公已经成了新闻从业者的常态，并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记者工作生活一体化、编辑室权力深入到记者日常生活的现状，类似的还有王敏（2022）对媒体从业者的微信使用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周子杰（2022）关注到记者足不出户进行线上采编、远程报道的现象，并对记者远程报道常规的产生原因与影响进行了讨论。而有的学者致力于研究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和代际变迁，如张洋（2022a）对中国的国际新闻记者的从业动机、职业认同进行了研究；王海燕（2022）以曼海姆的世代理论为视角，研究了中国新闻从业者从“改革开放一代”到“数字一代”的代际变迁。此外，离职媒体人的身份认同和转型话语（陈立敏，2022；冯强、孙璐璐，2022）依然是研究新闻职业的重要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也出现在这类研究里。如余沐芩、宋素红（2022）通过对新闻从业者的访谈，从数字劳动视角探讨了流量逻辑如何主导新闻工作，展现了新闻从业者所实践的“逆流量化生存”的抗争策略。此外也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视角，如何映霏（2022）基于对12位女性和12位男性记者的访谈，以布尔迪厄的场域和资本理论出发探讨了女性记者的性别化资本如何作用于职业生涯之中。
（四）新闻接受研究
受众研究仍然是新闻学研究里的一类重要议题。和许多传统的受众研究一样，效果研究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研究致力于弄清影响受众信息接收的机制。廖圣清等人（2022）基于澎湃新闻新浪微博账号关于“长春长生疫苗”的30篇报道及其数千条网友评论对新闻回帖的网络群体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网络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的同质性对群体极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田浩（2022）则将数字时代的新闻接受路径分为原子化的个体路径与反思性的社群路径两种，而两种路径都展现了情感力在当今新闻接受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邓依林等人（2022）对新闻用户的行为贯序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用户对阅读文章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标题和内容，更取决于该用户到达该文章的路径，由此他们建议，在新闻产品设计上要更加着力于对用户复杂的信息获取行为序列的考虑。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闻接受研究中，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到了当下受众消极接受新闻的现状，如新闻回避、偶然新闻接触、倾向于相信假新闻等——这颇有后现代意味。例如万旋傲、刘丛（2022）敏锐地注意到现在存在诸多受众并不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新闻，而是依赖于“新闻找到我”，并认为高“新闻找到我”感知对政治知识学习具有负面影响；强月新、孔钰钦（2022）关注到受众“回避新闻”的现象，并分析了其原因与影响，同样关注到这一现象的还有常江、李思雪（2022），他们认为新闻回避现象是数字新闻业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表征，新闻业应当注意到这类现象，努力重建公众信任；万旋傲（2022）关注到社交媒体时代“偶然接触新闻”成为了受众接触新闻的主要模式，并对西方大量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受众“偶然接触新闻”模式的机制与影响；李艳红、刘佳诺（2022）则使用认知心理学理论中的“动机论”和“思维论”对为什么很多受众会相信假新闻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五、结语
尽管新闻学界围绕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全面而富有成效的探讨，但这一繁荣的局面下始终存在着三个隐忧：第一，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稀缺导致既有研究高度经验化、案例化，缺少统合性阐释框架，且难以在不同研究传统间凝结共识；第二，根深蒂固的工具论技术观始终极大制约着理论范式的发展，令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琐碎化、内眷化；第三，少有研究能够突破自身的微观阐释逻辑，对当代中国新闻业所面临的中观乃至宏观的社会变迁规律进行有效的摹刻与思考，这使得这一领域内的诸多理论难以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对此，亟待研究者突破传统新闻研究的认识论框架，构建新的历史经验体系和历史叙事，提升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对于中国新闻业实践的解释力。
无论中外学界，对当代新闻业的研究都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学者们基本也都认可新闻和新闻学应当走向实践。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实践”？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之所以超越了古典哲学，就是因为他将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引入辩证法中，使得辩证法彻底打破了古典哲学想摆脱却未能彻底摆脱的理性独断主义僵局，而之所以马克思构想出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于无产阶级被马克思认为是“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一类人（卢卡奇，1992，p.229），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断裂”，因此他们可以通过革命颠覆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掌握历史的、实践的辩证法的主体。本研究借用的齐泽克所讲的“征兆”概念显然也受到这种辩证法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发现裂缝、非对称和‘病理性失衡’，‘发明了征兆’”（齐泽克，2017，p.17），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论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病理性存在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征兆”，而在今天，要想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从根本的认识论上讲，关键在于认清这个时代现实中的“裂缝”所在，即那个“颠覆了自身普遍根基”的征兆所在，并深刻地掌握它，以挑动现存结构寻求革新。
因此，新闻学要真正“走向实践”，问题的突破口仍然要从前文中概括的新闻学范式变换的四类“征兆”说起。第一类征兆是“走向后人类”，它对于新闻学的挑战在于它颠覆了新闻学所固有的人本主义预设；第二类征兆是“走向后现代”，它对于新闻学的挑战在于它挑战了理性、真实、客观、专业等新闻学根深蒂固崇尚的价值观；第三类征兆是“走向社会关系网络”，这挑战了专业媒体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社会信息生产机构的地位，而新闻和信息、社会知识等概念开始混杂，“新闻”概念被消解；第四类征兆是“走向意识形态”，“新闻”被抽象化约为“话语实践”，与“宣传”等概念混杂，“新闻”概念从另一个方面被消解。
这四类征兆显示的是新闻学面临概念、价值甚至自身被消解的危机，但同时也预示和指引了新闻学走向新的实践的方向和可能性。实际上，应对冲击基本已经成为当下新闻学研究的主流底色，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走向后人类”“走向后现代”“走向社会关系网络”“走向意识形态”的研究出现，而在这个过程，新闻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呼唤新闻机构高度专业化的声音也不会消除，因为这实际上是捍卫新闻学边界与权威的本原所在，甚至正如杜骏飞（2022）所言，两种声音“相反相成”。因此，未来的中国新闻学会长期处于人文—后人文，理性、客观—后现代的挣扎当中，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产出真正“走向实践”的作品，关键还是在于新闻学界能否对学科所面临的范式更替征兆有清晰认知，并迎着征兆的深层逻辑去作出回应。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白红义、马锦辉：《迈向实践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77-93页。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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