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梳理“内卷”一词的历史，并总结“农业内卷化”概括的经验依据以及其运作机制。然后，进而讨论“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很不一样的经验依据和机制。在政府和农业的互动中，两者可能良性结合——特别是改革期间国家赋权赋能予小农之后所呈现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发展，说明小农户乃是中国农业的真正主体，也是中国农业真正现代化的关键。但是，当官僚主义强加于小农不符实际的设想，它会导致恶性的违反农民意愿和利益的“超内卷化”。类似的现象可以见于机会相对稀缺和竞争者相对众多，处于官僚主义内卷化之下的应试教育制度以及与其相似的（公私）企业管理体系。“内卷”一词因此而在最近触发了人们广泛和深层的共鸣。抑制超内卷化的倾向需要结合党和国家的良性领导与人民的积极参与。
作者简介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理论概括一般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关乎经验（或实际运作）的概括，可以主要是描述性的，但也可以带有不同程度的关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或动力的理论概括。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试图从经验概括进入运作机制的论述，但并无意创建“普适”的理论，而一直强调从经验证据出发，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来创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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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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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Immanuel Kant与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
回顾“内卷”一词被使用的历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经将演化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相对立，主要在关乎后生（主义）epigenesis还是预制（主义）preformationism 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之中，但没有展开。（Demarest，2017是比较详细和权威的论析）其后，人类学家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875-1961）于1936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四页长的简短思考性论文，试图勾勒出内卷的几个基本特征，如没有质变的复杂化，大同之中的小异等，但也没有展开，并且没有具体的经验研究依据。（Goldenweiser， 1936；McGee and Warms， eds.，2013：349-350） 对我们这里关心的主题来说，康德和高登威塞所做的工作意义都不是很大，主要仅限于内卷一词的字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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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真正带有经验实例、系统使用、和关于运作机制的初步创新性论析始于人类学家吉尔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吉尔茨”是其e字母的更精准译音，“格尔茨”则突出他名字中的G字母读音乃是“硬的”G音，——笔者认为两者都可），主要的经验依据是印尼的水稻经济。
吉尔茨将印尼核心地区爪洼的水稻经济“sawah”和其外围的刀耕火种农业“swidden”对比，突出前者的高度复杂和紧密性与后者十分不同。在它们近现代1870-1940年的演变中，前者仅朝向更复杂、紧密而“内卷”，可称量改而质不变，而后者则较简易地转向不同的、使用更多现代要素投入的质性变化。这是其一。（Geertz，1963：1-37）
其二是，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与同时期日本的水稻经济对比。吉尔茨指出，印尼爪洼的务农人口在此期间持续增加（多了3000万），推动了越来越密集的劳动投入，但没有做到同等的增产；而在日本同时期，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而伴随新投入（化肥、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三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据此，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描述为“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杂化，日本的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Geertz，1963：130-143）
显然，吉尔茨（在这本比较简短的176页的书中）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关于特定地方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概括，虽然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其背后的动力（特别是水稻本身的复杂性和劳动密集性，以及爪洼地区的持续人口增长），但除了突出人口压力之外，并没有进入更仔细的关于“内卷”背后的机制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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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与吉尔茨不同，笔者论述的是首先是另一个层次的农业“内卷化”经验，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华北已可见于其棉花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则更加宽广和鲜明。（黄宗智2014，第一卷[（1985）1986]、第二卷[（1990）1992]）长江三角洲的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早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吉尔茨研究19、20世纪的爪洼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时期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要远远超过印尼后来的爪洼。其农业经济因此而从已经是非常精细、复杂和劳动密集的水稻种植，越来越多地转入更高一层次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缫丝（手工丝织机较复杂和昂贵，不见于农村，仅可见于城镇中）的生产。根据国内积累的优越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吴承明和徐新吾及其团队的权威性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一亩棉花-纱-布的生产须要180天的劳动投入（包括植棉、摘花、纺纱和织布等），一亩蚕桑和缫丝则约90天，两者都远远超过一亩水稻的10天。那样的演变，尤其是棉花-纱-布的生产的扩展（1350年，中国没有人穿着棉衣，而到1800年，几乎所有的平民都穿着棉衣），使长三角的松江府成为全国棉花生产最多的地方，号称“衣被天下”。（黄宗智2002：15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尤见第390页；徐新吾1992：尤见第53页；Li Bozhong，1998：90-95）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远达不到18倍或9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那是劳均产出严重缩减了的农业内卷化。
其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小农户家庭的低（市场）值劳动生产力。在棉布生产中，需工最多的纺纱环节（每七天中的四天）中的劳动投入的市值才约水稻的三分之一。那样的严重递减了的劳动报酬是主要由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与儿童来承担的；喂蚕和缫丝也同样。正是仅具有极低市值的辅助性劳动力吸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笔者称那样的内卷现象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它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当然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基本组织性特征。
这就不仅是关于农业内卷化的经验实际的概括，也说明了其基本运作机制。在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下，特别具化于务农人口人均耕地的大幅缩减，在松江府从1393年的人均3.9亩下降到1816年的1.6亩，务农人员被迫从已经是相当高度内卷化的水稻种植，转入更加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生产。按亩总收益虽然提高了，但那是用不成比例的更密集的劳动投入换来的。而小农户之所以能够那么做，首先是因为小农户的家庭生产单位中的辅助性和较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劳动力，吸纳了那样的低报酬内卷化，组成了笔者称作高度“家庭化”的内卷化农业生产。正是那样的内卷化农业运作机制能够在（作为最稀缺的资源的）单位土地上达到最高的产值，承担了不足以糊口的纺纱和喂蚕-缫丝的低值劳动投入。那是一种按亩劳动投入密集度已经远远超越吉尔茨研究的印尼爪洼水稻经济的棉花-纱-布和蚕丝经济兴起背后的基本动力和机制。它是在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而言更极端稀缺下呈现的现象。
那样的内卷化农业具有比水稻种植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它完全消灭了依赖雇工、带有原始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因为雇佣男工无法与更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竞争，无法承担其通过极其高度内卷化而获得的按亩收益。也就是说，无法做到那样的种植所导致的更高的地租和地价。正是那样的农业，顽强地拒绝了农业的机械化：即便仅是在前工业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已经出现的三锭纺车，也没有被这个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生产体系接纳——那是因为，儿童与老人的“机会成本”要低于即便是廉价的三锭纺车的成本。即便是在后来民国时期的相对廉价的机器纺纱来临的冲击下（其生产率相对手工纺纱达到40：1的比例），农村的手工纺纱仍然顽强存留，多用于“土布”生产。
再其后，在1960年代中期，拖拉机进入农业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和农业的去内卷化，而相反的是反直观的农业更进一步内卷化——主要可见于从单季稻转入双季稻的种植。后者虽然需工和农资投入约一倍于单季稻，但其纯收益其实还不如一季的单季稻。那是因为在有限的“地力”上，第二茬的产出会递减，也是因为早晚稻的质量和市价去单季稻较远，不为一般农民所欢迎（爱吃）。那样的划不来的内卷化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拖拉机缩短了双季稻特别紧张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环节， 使其成为可能，但更关键的是因为当时的农业官僚们的强制推行——因为小农户本身是不会为没有增加的报酬而投入更多劳动的。（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尤见192页；亦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145-150）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由官僚们来强制推行的另一类型的农业“超内卷化”。
农业内卷的强大倾向，一直要到改革时期的大规模的农民非农就业，加上1980年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到世纪之交以后，促使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2%，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黄宗智、彭玉生，2007）后者主要表现于相应中国人收入上升和食物消费转型的市场需求——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转入中国台湾和香港的4：3：3比例——而兴起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新农业虽然更进一步提高了按亩劳动投入，但伴随更多相应的资本投入，其按亩和单位劳动收益都有所增加——特别是高档设施蔬菜（如1、3、5亩的小、中、大拱棚蔬菜），也包括肉禽鱼和蛋奶等。因此，乃是一种“去内卷化”趋势和动力。（黄宗智，2010、2016；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虽然如此，农业仍然高度依赖相对廉价高效的小农户家庭经济单位，而不是规模化的雇工资本主义大农场。小农户生产单位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关键主体，一直顽强存留，并且仍然展示了“家庭化生产”的特色。
简单总结，农业内卷化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人口压力推动的，通过更多的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来尽可能提高其按亩产出和/或收益。水稻经济相对刀耕火种当然如此，棉花-纱-布和桑-蚕-缫丝相对水稻也同然如此。小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带有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其家庭辅助劳动力没有或少有市场“机会成本”，可以近乎无偿地被投入更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农业生产，为的是尽可能提高稀缺土地的单位产量或产值，借此来支撑农户的生存须要。伴之而来的虽然是递减了的劳动报酬，但也是更高的按亩产出/产值，借此可以支撑更高的地租和地价，可以承担一个雇工单位所不能承担的农业内卷化，甚至排除那样的经营。由于其单位土地的较高收益，它还会顽强地拒绝现代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投入。在改革时期兴起的中国的“新农业”中，小农户更创建了经典理论所没有能够预见到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去内卷化”经营方式，其中的关键再次是小农户生产单位的顽强持续。它能够抵制，甚或排除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这是农业内卷化经验概括背后的基本机制。
更有进者，中国集体时期的农业史，还展示了另一种不同机制的小农业内卷化，即1960年代中期由农业管理体系，而不是小农户自身，所推动的一种不经济的“超内卷化/超过密化”种植——此点我们在下面考虑了官僚主义内卷化的运作机制才再返回来仔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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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除了笔者的两本专著之外，在中国研究领域借助“内卷”概括的论述主要是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Duara，1988）。杜赞奇研究的主要问题源自影响极大的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特别是关于现代国家从基层社会提取更多的税收和食物所引起的，国家与基层社会不同阶级的集体行动间的关系的演变（譬如，在英国国家与新兴中产阶级结盟，在日本和德国则与官僚体系和旧贵族而不是中产阶级结合）。（Tilly，1975）
杜赞奇从同一问题出发，论析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建设”所导致的基层变化。在中国的实施过程中，新增的税项，特别是村摊警款和村摊学款，所导致的实际效果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一是乡村原来的精英领导抗拒或试图抗拒新征收的“保护型中介”protective brokers反应，一是相应同样的压力而兴起的“逐利型中介”entrepreneurial brokers，从其中谋取私利，其所导致的最极端现象可见于“土豪劣绅”的兴起。
以上是杜赞奇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论析，显然与“内卷”概括没有太大关联。虽然如此，为了连接上内卷的概括，杜进而提出，国家虽然从乡村提取越来越多的税收，但由于上述两大类型的抵制，特别是其中的“逐利型”现象，国家在1900-1942年间的加剧财政征收的实效其实一直都在递减，其绩效要远低于提取的增加，因此可以在那个层面上称作一种“国家内卷”state involution现象。但此点说不上是他书的中心问题或论点。（Duara，1988）
有的论者将杜作纳入内卷化概括和理论范畴，主要是因为关注到国家在2006年免除税费之后，转向输入资源予农村，特别依赖“项目制”的方式，但由于过度依靠农村富人和谋利型势力，导致相当部分的资源被他们攫取。因此，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虽然越来越多，但实效则越来越少——因此而对杜赞奇提出的“国家内卷化”概括感到一定程度的认同。
但是，我们如果要充分理解那样情况下的国家内卷化，显然不能仅通过基层社会的反应来认识，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国家所采纳的征税手段。下面我们将看到，最近兴起的将村庄治理正式官僚化的大趋向，部分是为了试图克制那样的国家资源流失的问题。新的措施并不来自官僚体系在其（清末和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初期那样的对基层官僚人员控制力的不足和对基层社会渗透力的不足，而是来自新世纪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后期的官僚体系的强劲渗透力，包括其将基层治理越来越正式官僚化的政策实施，和杜赞奇概括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象和动力都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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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内卷
除了以上总结的关于农业的内卷化之外，我们需要分别讨论官僚主义内卷化的不同经验现象和运作机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官僚主义内卷化的中肯论述。它仔细分析、概括了“官僚主义”的一系列内卷化惯习和现象，既涉及关于不同类型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概括，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其背后的机制。当然，其重点在当今渗透力强大和复杂得多的官僚体系运作，已与杜赞奇论析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十分不同。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问题出在现代国家建设初期的基层人员和渗透力的不足，导致“营利型中介”的广泛兴起。在2006年国家免除从农村提取税费，转入向农村下拨资源之后，问题则出在国家选择通过项目制而依赖基层的谋利型势力所导致的效应递减。如今，在基层政权大规模被正式官僚化的趋势下，问题的来源则是中后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强大渗透力，将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内卷机制强加于基层的村庄，使其也陷入“官僚主义内卷”的困境。
中纪委的文章首先指出官僚体系运作中常见的“重‘痕’轻‘积’”的惯习，“在遣词造句上用心多、在干实事上用劲少”。显然，这与官僚体制的审核与晋升体系直接相关：官僚们之所以采用如此的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和应付上级的考核与评估。
贺雪峰对此提供了鲜明的在湖北省实地调查的经验证据。原则上，在2006年终止了从农村提取税费之后，转由国家拨款来为农村服务。吊诡的是，伴随那样的转型而来的是，官僚体系设定了一系列越来越多的高度形式化的规则和考核程序，部分是为了防止基层对国家拨款的可能滥用。一个实例是，规定村干部每个月必须开两次会，而且，一定要遵从官僚体系运作的例行“办事留痕”。为此，村庄干部为一个半天的会，须要两个干部花三天的功夫来整理“留痕”材料。而且，不仅是开会，村政府所处理的事项无论大小都如此。这是有由于官僚体系规定的，万一操作中出了问题，要有文件可资倒查追责。该运作方式将这种工作与村干部的报酬直接挂钩，在3.4万元的村支书的年报酬中，足足有1.4万元是根据对这样的资料的绩效考核来定的，多的话，可以拿到1万元，少的话，才2千元。此外，上级还规定，村庄干部们必须坐班，从早上8点到12点，下午3到6点，那是即便村政府一般一周才有三两村民来访。更有进者，规定村政府办公处一定要达到至少500平方米的规模，由上面拨款补助30万元，辅之以村庄自身的筹资。在一个实例中，相关村庄实际上只有三名干部，根本就用不上500平方米的大部分面积，但仍然须要那么做，并要承担其连带的村庄出资的债务。以上种种使当地的村支书总结说道，如今其自身工作时间的90%以上是为了满足形式化考核的须要，实质性的工作才占不到10%。（贺雪峰，2019）
李昌金，作为第一线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和论析。在广东省近几年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上层官僚们设计了典型的脱离实际的官僚形式主义工程，以城市为农村的模范。譬如：在垃圾和污水处理方面，规划将农村垃圾运到县里的垃圾填埋场统一（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基本同样，其设施大多仅成为摆设。在打造美好乡村中，则主要关注打造几个“样板村”来给上面看。理论上，乡村振兴执行中强调的是，时髦的所谓PPP模式，即结合政府（公）和社会私企（私）的投入，以为那便是政府和社会的协作，但实际上，基层干部和村庄社区本身都没有权力和真正的参与，只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或仅仅观望，甚至抵制。结果是，政府投资乡村振兴额度是以亿元计算的，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一句话，乃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例证。（李昌金，2019）
中纪委关于官僚主义内卷的文章继而指出，官僚们带有惯常地“化简为繁”的倾向，会在现有规定中“设置不必要的层层关卡，看似为了规范工作，实则为了彰显权威、推卸责任。”这是掌握权力的官僚们的恶劣作风，将自己视作高高在上的“官”，无视下级和民众的需要和意愿。同时，又尽可能墨守成规，甚至添置层层关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超出现有规定的范围，一方面避免负担责任。
再则是官僚体系中的“逐级加码的推动工作”作风：“如果省里要求的是‘六个一’，市里就变成‘十个一’，区县自选动作又加码到十多个，似乎数字越多工作越有力”。那完全是为了在上级面前摆出自己貌似积极的作为，与实质无关。它是一种加码而不变的形式化内卷。
纪委的文章总结道，上述的一系列作风“究其实质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那是“与责任感缺失，存在畏难退缩、怕担风险的心理有关，照搬照抄、层层请示等是最保险最不容易出错的办法”。文章最后指出，根据以上的分析， “与‘内卷’状态相对应有两个词，一个是开拓进取，另一个是求真务实”，两者“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正是‘内卷’的破解之法”。
根据此篇国家抑制官僚主义的最高单位所发表的总结论析，官僚主义内卷背后的运作机制乃是，整个运作方式促使官僚们特别关注对上级报告中的遣词造句。其“化简为繁”则是出于一种维护现状的动机，为的既是表明自己尽心尽责，更是为了既可以“彰显权威”又可以“避免风险”，“推卸责任”。至于“逐级加码”则显然也是为了讨好上级，试图表明自己推动政策的积极性。那些行为其实都与实质无关。综合起来，便是文章所总结的官僚们偏重“形式主义”，脱离实质内容，“缺失”（真正的）“责任感”和怕“承担风险”的基本心态。
中纪委的文章将这一切总结、概括为“官僚主义内卷”现象，论说它的基本趋向是复杂化和形式化，脱离实质。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认识、思考和了解一些其他被广泛指出的官僚主义行为，如媚上欺下，墨守成规、推卸责任、无视实际等。正如纪委的文章所最后指出，与官僚内卷相反的行为乃是罕见的“开拓进取”和“求真务实”。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一词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如今被中纪委将其与“内卷”合并使用，说明的是官僚主义长期饱受人们诟病的一些基本现象和运作机制。
有的论者认为，那样的问题可以通过现代的——特别是韦伯所建构的理性化、专业化的现代“科层制”理想类型所克服。殊不知，即便是韦伯本人，尤其在其晚年，也特别关注到科层制中更贴近“官僚主义”中文词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并将其生动地概括为一种“铁笼”iron cage倾向，提倡需要借助明智的领导人的权力来克服那样的科层制顽固弊端。（赖骏楠，2016是关于此议题的一篇出色的论析）。显然，“官僚主义”及其内卷化，包括形式化、专门化、标准化、程序化等，不简单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弊端，更是官僚体制所较普遍带有的内卷倾向，无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僚体制还是韦伯建构的现代型“科层制”都如此。
更有进者，某种不符实际的政策或实施方式一旦形成，会带有通过官僚主义运作而步步复杂化和僵硬化/内卷化的倾向，排除质变、改革、创新的可能。我们需要将那样的官僚主义内卷化清楚区别于国家或因渗透力不足，或因过分依赖地方上的谋利型势力所导致的下拨资源的实际效能的递减。当然，也要将其清楚区分于农业内卷的现象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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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僚体系所导致的内卷化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内卷化相结合
更有进者，源自土地资源贫缺和人口过密压力的农业内卷化，以及源自官僚主义体系内生逻辑的官僚主义内卷化，一旦紧密结合，很可能还会相互恶化。
从两者结合的角度来考虑，内卷化问题如今不仅涉及农业，更涉及中国诸多其他的领域。一是应试教育体系，包括高等院校的管理体系，而且，不仅涉及政府的管理部门，更涉及广泛模仿其运作模式的公私企业。其所指明的是，教育体系整体和国有与私有企业管理中的严重内卷化倾向。其结果之一是，促使“内卷”成为最近的网络热词——反映了众多人们的焦虑，促使“内卷”一词被认作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贴切的描述和概括。
文章来源：本文载Rural China，18.2（2021）和《中国乡村研究》第18辑，节选自“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敬请关注。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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