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作者简介
黄晓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文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模式研究”（项目号20ASH003）科研助理。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后，虽经历取消重建的阶段，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史。二十世纪末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大量著作出版，描述、梳理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极大地丰富社会学史研究。社会学家们致力于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进行全景描述，既有学科史，也有专门史，如学派史、人物史等。而在1948年，孙本文就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状况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梳理。
对早期社会学史的书写倾向于立足在中国整体社会学发展史上，虽不乏学派或学系的书写，如聚焦在燕京学派等的研究，但也是关于整体社会学发展的学派史的书写。民国时期社会学的发展实为繁盛，以各大学为单位，东南地区的沪江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岭南地区的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均有较大的发展，是早期社会学史值得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学校为单位，书写早期社会学系/专业的社会学史，较早出现在1982年，傅愫冬书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史。罗东山随后提出要重视书写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校或学系社会学发展历史，强调以学校为单位书写社会学史的重要性。此后，陆续有关于学校或学院的社会学史梳理，包括燕京大学（1922-1952）和云南大学（1938-1952）等社会学发展的梳理，前者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的最主要阵地之一，产生了许仕廉、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优秀的中国社会学家；后者则在1938年后，随着西南联大的成立，成为国内社会学发展的中心之一，云南昆明也成为战时最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基地之一。
本文以早期社会学构建为研究内容，以民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为例，具体的纵向时间段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横向则定位于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这段时期社会学的发展。选取这两所大学是因为其在当时的岭南地区具有极强的声誉，研究有利于打破对社会学史书写及其早期社会学研究主流学派的固化印象，理解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史、岭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学研究。本文在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指引下，对岭南社会学发展进行分析，具体研究问题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岭南社会学的知识及其实践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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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会”与社会学的日常化革命
对于社会学史的研究，是将社会学作为一种专业的知识生产活动，讨论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知识社会学的范式经过社会存在、社会制度、社会建构的继承与发展，逐渐进入日常的社会和生活。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也经历了从抽象的认识到日常化的过渡，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则应回到更深厚的社会日常基础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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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会”的社会学知识生产
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史大体可分为早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社会学四个阶段，根据纵向的发展时间将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划分为古典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三个阶段，以人物或学院为区分可将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分为以涂尔干和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由爱丁堡学派创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这两种划分方式大同小异，既呈现时间上的线性脉络，新阶段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又继承和发展了上一阶段的理论内核。在SSK兴起的同时出现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即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对现实与知识进行研究，知识社会学研究变得更加日常，建构视角的提出将知识与社会互构起来解读，知识社会学不再是专业性与科学性的代表，转而进入日常生活领域，使其发展迈向新的重要阶段。
在继承与发展前期理论后，伯格和卢克曼提出了新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他们认为现实由社会建构而成，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就是这一建构过程，现实（reality）与知识（knowledge）是分析的关键概念。伯格和卢克曼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通过主观过程（意义）的客观化，主体间性的常识世界才得以建构而成。知识社会学从晦涩的学术理论领域进入到日常社会生活领域，建构论的兴起进一步紧密联系学术（或者说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晦涩基础在这个时段变得平易近人。从认识到建构，知识的社会性发展过程展现了知识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的提出将超越性的知识社会学重新拉回社会学领域，强调日常现实生活回归到社会学关于人与社会的主要研究问题当中。日常现实的不证自明，使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更关注人的行动与实践，既继承前期的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制度对知识产生的催生性，又产生了新的建构，实践、社会与互构成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新的主题。
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转变实现了社会存在、社会制度、社会建构的继承与发展，也构建了新的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以伯格和卢克曼为代表提出的现实世界的建构，使知识与认识的研究回归到社会层面，逐渐进入日常的社会和生活的革命。日常知识也具有研究内容与方法论的意义，可作为学科研究对象。这反映了社会科学寻求大众认同的学术日常化革命。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当中开始研究，社会性则进一步落实在实践上，大力推进了知识与社会的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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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与社会学史的书写
在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社会因素是影响知识和知识分子建构的重要维度。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强调人本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回归，使知识社会学回归到“社会”当中。“回到社会”是社会学应有的本质诉求，必须以此对不同社会学阶段进行解读。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也是一种建构，从引入开始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基础，也必须回到社会本身去探讨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转型。社会学被认为是一门舶来的学科，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传入的象征一般为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即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严复结合荀子的“能群”，将“society”译作“群”，“sociology”译作“群学”，“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正德、利用、厚生）之事操其本耳”。因为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进化论的独特性，“群”学相关理念很快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回应。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一开始的主题便带有救亡图存的实用性，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吴文藻主张知识和知识人都受限于社会本体论，主张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而这正是影响三、四十年代社会学发展的主要观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被早期社会学学者概括为“建设”时期和“比较发达”时期。这一年代社会学发展的特点为：理论知识以西方植入为主，但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实践研究以社会调查为代表，关注底层群体；研究目的以了解中国实际社会状况为由，期望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达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的；早期社会学者表示，“社会学是讨论社会全体的科学，社会学的任务，是在设法寻求社会组织和社会演进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而在这一时段的早期社会学主要分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及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除了综合学派较为学术化，其余都强调面向社会实践的社会学调查，体现了早期的实践取向。
尽管对社会学史的书写集中在恢复重建后，但对中国社会学史做出描述的第一人当属孙本文，他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始至当时的发展历程做了全景式回顾，梳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不同领域，讨论各学派的研究中心和趋势等。1952年社会学取消之后，社会学史的书写也暂时停止，直到二十世纪末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开始陆续有学者对社会学学史，特别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学史进行梳理与分析。1987年，杨雅彬与韩明谟分别以《中国社会学史》为题，撰写早期到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这可能是社会学恢复重建后首次由社会学学者对自身的学科做出的梳理与综述。由孙本文、杨雅彬和韩明谟开始的学科史的书写，此后逐渐成为社会学史书写的主流方法。关于人物/学派/学系的专门史的书写，形成时间也较早，有专门针对某个学者的论著，这种个体生命叙述加写作者即他者视角的书写，一般以知识分子个体为主角书写，如对早期著名中国社会学家的书写；学派的书写则是不以纵向时间节点为界，而是将学术发展分为块状的学派发展，有全景式学派书写，如杨雅彬、刘少杰对当时社会学发展的学派分类书写，但书写至当前社会学发展情况的全景式学派书写著作较少；学系书写的著作则有潘乃谷主编的《重归“魁阁”》与李文波的《传承与发展》。而对于学术史式社会学史的书写，在1992年，张琢在这一年出版的另一本社会学史书写著作《中国社会与社会学百年史》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即社会制度与学术发展的结合——学科外史与学科内史的结合，以社会学的发展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讲，一方面，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研究是知识社会学的常态主题，社会因素是影响知识和知识分子建构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实践是早期社会学发展的主题，知识分子研究可看作其实践的分析，而实践则联系社会结构与建构。对社会学史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带回来，分析社会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对于宏大社会学史或者学派的梳理是有必要的，但对于区域和地方的社会学知识发展也同样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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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提出：“回到社会”与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发展
1962年，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经这样评价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发展最繁荣的地区”。从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可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发展的繁盛也意味着，在这个时段产生的成果较多，特别是三十年代抗战爆发之前保存的资料相对较多。另外这一时段虽然处于西方学术话语权的支配下，大部分为间接的社会学知识接受与传授，但已经开始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将社会学真正的内化到中国社会，产生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新建构。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知识及其实践、社会学知识分子及其实践。广州是国内最早的沿海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享有盛名的大都市之一。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成为产生知识的场域，提供了知识建构空间。社会学在岭南地区的发展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早在1891年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学舍中设立“群学”课程。在民国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作为早期现代大学又为知识传承和知识的发展与实践提供学制基础。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为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原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设为“大学文科学院”，内设“社会科学”部，此为社会学在中山大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和资源。1926年春，改广东大学文科学院为文史科，1931年8月增设社会学系。直至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全国只余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设有社会学系，1953年，全国高校取消社会学，至此社会学系在中山大学暂时停办。私立岭南大学的特殊性在于在创办之初即为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18年的历史政治（社会科学）系下的社会学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称为社会科学系，通用社会科学系课表；直到有了专任教员，开始称为历史政治系社会学组，有了独立课表。当时，进入历史政治系社会学组的学生在修读相应的分支社会学课程时，也需修读相应的基础学科课程，比如修读经济社会学必须先修读经济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52年院系调整。在停办前，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都是社会学发展的重镇，有大批社会学家在这两所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同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中山大学与私立岭南大学都保存了相对其他年份来说更为详尽的资料，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发展也取得较丰富的成果，为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伯格和卢克曼等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范式并非基于同时期的社会学实践，但“回到社会”的知识社会学能够反观当时的社会学发展，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能够更清晰分析民国时期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研究实践。通过对知识社会学下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梳理，本文的研究问题转变为：早期社会学的繁盛阶段其知识与实践在岭南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岭南地区社会学知识的产生与实践的建构？如何理解岭南地区的社会学知识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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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社会学产生与建构的社会基础
广州的城市发展给社会学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土壤，提供了天然的社会实验室。知识分子与国外社会学互动频繁，引入了新的社会学思想。同时，民国时期教育部将社会学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构成了社会学发展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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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现代都市建设与留学大潮
上海、天津、广州、胶州和汉口是近代中国五大商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六大特别城市（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汉口、南京）人口统计中，广州人口达816949人，次于上海、天津和北平，《进化》提到1918—1935年，五大城市中，上海人数最多，北平增速最快，广州占数量第三位。在经济发展和人口集中流动的推动下，广州市政府意识到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更加重视都市的发展。1926年《广州市市政公报》新年特刊中提到都市计划的重要性：
“国家之发达，赖有改良而进步，都市即为国家之代表，当亟思改良环境之不宜，以谋进步。苟置之以待，实足以增将来之烦难耳。
吾国四千年来，因居城垣之内，街巷狭窄，屋宇纵横，既无铁道，又鲜公园，卫生美育，更未梦及。洎乎民国，始渐知城市生活之要，遂有拆城筑路改屋开园之举。然在幼稺时代，尚当力向前谋，以达于安全便利卫生，及更善美之居所，以为现在及将来之计也。”
市政府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为都市建设提出先做好初步调查，调查分为三类：分别是地形地势，社会情形，经济情形，都为基础性调查，如社会调查包括阶级、职业概况等。以经济发展为基石，广州有足够强的吸引力，吸引农民流入，并提供转化身份的机会，加上政府对都市化发展的足够重视，从经济、政治和人口流动的实践上都体现城市自身的发展力和主动性。政府决定进行都市建设所提倡展开的社会调查也为中大和岭大在当时所进行的社会研究提供合法性，这为岭南地区的社会调查的取向奠定社会基础。
第二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是留学大潮以及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增多。广东被认为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发源地，留学人数较多。1847年，广东香山县人容闳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容先生随后推动了清政府组织的幼童留美活动，促进自费留学向组织留学的转变；此外在清末到民国的留学大潮中，广东籍留学生人数在全国位居前列。广东自进入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逐渐形成留学美国和日本的基本格局，为社会学知识在岭南地区的实践与发展埋下伏笔。从大学教师的履历表中可窥见众多留学美日的背景，据估计中大社会学系1930—1940年代的二十多名教师中近二十位有美日留学的背景，岭大社会学在这个时段的领军人物伍锐麟和陈序经教授则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广东留学美日的学潮带来的人才集聚，影响了岭南地区社会学发展的实践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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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础：社会学纳入教育体制
在民国时期教育体制中，社会学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不断的改制，逐渐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第二条，明确规定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科七科。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则明确规定各学科门、类与科目。文科下设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哲学门下分为二类：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其中社会学作为科目之一既属于中国哲学类，也属于西洋哲学类；另外，社会学也是法科-政治学门下的学习科目；人类学和社会学原理同样作为学习科目下属文学门-言语学类；在“法政专门学校规程”中，法政专门学校分为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三科，社会学属于政治科的科目。
1929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第二章第六条明确大学各院系的组织情况，其中，大学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音乐学及其他各学系。1939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学及其他各学系，社会学所属从文学院转移到法学院。在社会学作为教学科目期间，它同时是文科（偏向哲学和史学）和法科（偏向政治学）的基础科目；作为独立学系建立以后，从哲学、史学和政治学中剥离出来，所属部门又经历了从文学院向法学院的转变，一方面体现社会学足以成为独立学科的信心，而非其他学科的附属，另一方面体现其学科偏向的逐渐科学性和实践性，从注重理论论述的哲学到实践调查的法学。从三十年代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分科统计表中更能佐证，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增强，社会认同度也不断增强，三十年代社会学学生人数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37年则受抗战全面爆发的影响人数锐减。社会学被正式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中，在顶层设计上成为专门且独立的学科，确立学科合法性和社会认知度，为培育新的社会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奠定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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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间去”的社会学知识生产：岭南地区的社会学发展
在以上社会基础的影响下，岭南地区社会学逐步构建，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社会学发展从一开始就以关注中国社会为己任，推动社会调查与社会的结合，形成了“到民间去”的学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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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知识传递与生产：知识分子的实践
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早期社会学知识分子的实践，主要体现在教学与指导上：一方面在正式的教育体制上，设立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聘请学有所成的学者教授课业，实行学分制和导师制，让有志于此的国人能有专业而系统的途径学习；另一方面老师对社会调查和研究会进行指导或协助，形成政校合作。
中大和岭大均设置“社会调查”这一课程，且为必修课目，凡社会学系学生均要修习。从当时的教学大纲可见，老师的教学实践呈现教育自觉与学术敏锐性的结合，在制定大纲时以培养学生调查兴趣和能力为教学目标，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自觉；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入手，教学对象的选定则显示出强烈的地域特点，二校都选定特定的调查对象作为教学实践对象，不管是参观调查工厂，还是关注底层群体生活，都反映了当时广州的现实社会状况，老师则是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将其作为教学对象。
社会调查三年级必修一学年六学分粟豁蒙
本课程以养成学生对社会调查之实际工作能力为目标，为提高学生实习兴趣起见，特组织社会调查团，选定广州市工厂工人生活为经常实地调查之对象，行有余力，则举行地方的或村镇的概况视察。
社会调查每周讲授二小时，调查九小时（五学点），二学期
调查家庭、都市、工厂情形，人口增加，儿童幸福，贫穷及给养，犯罪及各种社会情形。调查，讨论，报告成绩。
此外在课程实践需要出去调研的，老师也会帮忙协助。
学生毕业论文充分体现了教学质量，在中大第一届21名社会学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涉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专门社会问题研究等不同研究取向，研究领域广，涉及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不同研究层面，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其中有三篇涉及农村破产问题，两篇涉及第一次经济危机问题，另外还有不少专题问题研究，涉及范围广，从妇女职业等现实问题到辩证法等理论问题都有研究，体现了修习社会学的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岭大的社会学学生人数较少，论文中同样呈现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特点，1939年因迁至香港办学，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也更关注香港的现实问题，也反映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通过教学和指导的实践，老师的社会视野和知识取向有效地传递给了学生，增强了学生的学术敏感性，学术触觉延展到理论与现实等各个层面，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学术认同和传承。
两个学校社会学系的教师以留学美、日为主，留学经历使其接触到系统的美国和日本社会学，投射在其教学实践中反映为对实证调查的重视。另外，大部分教师并非从小接受西方系统教育，而是在接受了长期的国内教育后再留学西方，形成了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拼接，讲授的知识同时引进西方的社会学知识和自身的理解；而且，教学实践还会受到知识分子性格的影响，最终呈现不同的风格与取向。如中山大学的何思敬教授本来在法学院教授法学，但在复聘时，觉得社会学更具灵活性，即选择来到社会学系教学，并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又如傅尚霖教授在来中大社会学系之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董家遵即在其指导下进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和婚姻研究，并发表和出版相关著作《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等；岭南大学的伍锐麟教授，由于在国外求学的经历较长，回国教学时也采用的是英语。大部分社会学系教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鲜明的教学风格，这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社会学发展的包容性，而知识分子的实践也受到知识分子的个人背景、知识经验、研究取向等的影响，形成了对知识传入地的自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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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群学自救：知识的反馈实践
以现代大学为正式学科机制设立的基础，中大和岭大分别设立了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课程作为知识实践的特点是：
1.社会调查的全面实践与日常化知识生产
现代课程设置雏形，不管是中大还是岭大，分设必修与选修，或主修与辅修，实行学分制，学生需修满相应学分方能毕业，这与现代大学学制基本一致，这种学科设置即嵌入在现代教育体制发展过程中。两个学校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学知识教授体系，从基础理论、方法到实践调查，课程设置较为全面。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到课程以理论-实践为基本原则，低年级学生先学习理论知识，扎实基础，高年级学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并分别设置对应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同时课程设置注重对学生的综合性素质培养，设置外文、生物、哲学等其他学科课程，设置军训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中大更重视社会学课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在社会学创办期间设置的课程变动较小，科目数量较多较完整，教员人数也更多；而岭大的课程设置在1939年根据1938年教育部颁“大学各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进行过修订，社会学相关课程也随之进行了改变。1918—1935年，社会学长期作为历史政治系（社会科学系）下的分组之一，实际上并没有独立课表，而是统一为社会科学课程表，在文理学院下，还会修习物化生和政治学等科目，专门的社会学教员也很少，30年代社会学的主力教授就是伍锐麟和陈序经，有些教员是附属中学或小学的兼任教师，同院其他系散任教师。这一方面使社会学学生接受到较多的理科思维，在思维逻辑的形成上拥有丰富的交叉学科思维，另一方面教员少，学生人数也少，促使岭大社会学形成小而精细的聚焦研究模式。
岭大同样注重社会调查，于1932年3月在陈序经和伍锐麟的努力下，创设社会研究所。“为促进及实施南中国之社会调查，此外关于社会研究之理论，亦甚重视”。1937年春，社会研究所更名为西南社会调查所，伍锐麟先生继续担任所长。1938年广州沦陷后，岭大迁往香港、曲江等地，伍锐麟离校，所长职务由庄泽宣兼代。1948年秋，陈序经接掌岭南大学，设法补充设备，扩大组织，更名为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即此后熟悉的社经所，此所以“研究西南社会经济”为宗旨，重新恢复工作，仍由伍锐麟任所长。社经所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疍民的调查；二是对广州农村社会和市区车夫的调查；三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该所坚持参与观察和经验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并糅合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基本涵盖了传统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极具价值，开辟了极具“岭南”特色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在中国西南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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