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原题《隐喻、图像与习性：中国古代“美猿贬猴”观念新探》，摘自《河北学刊》2022年5期，张云华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83—P84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动物的存在感更是强烈，其表现不仅在于生产、生活层面的“利用”，更包括文化观念层面的“认知”，而这种对动物形象的丰富想象与多元建构，无疑是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而与人类最相似的动物“猿猴”——通常是长臂猿和猕猴的泛称——自是颇受瞩目的动物之一。从宋代猿猴画的艺术形象入手，结合唐宋“党争”问题的既有讨论，同时引入现代动物学的野外记录，对中国古代的“美猿贬猴”观念再作考察。
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猴猫图卷》，纵31.9厘米，横57.2厘米，绢本设色。画幅左上有宋徽宗瘦金体“易元吉猴猫图”六字，故而人们历来将其视为易元吉真迹。
《猴猫图卷》的画面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画面正中是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木桩上有铁环，铁环系有一细长绳带，绳带另一端系于画面右侧猕猴颈上；画面右侧一猕猴坐地上，眉眼清晰、面孔上扬，怀中抱一小猫，小猫两耳放平、双目圆瞪；画面左侧有一大猫，回顾猕猴、弓背竖尾、瞪目龇牙。
不过，细观该画，笔者却渐生疑问：画中的三部分，左侧的大猫、右侧的猕猴与小猫，皆已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唯有画面中间的木桩、铁环与绳带，却似乎鲜有人在意。对于猕猴与两只花猫的神情交流和肢体互动，学术界多从“顽皮”“野趣”的角度加以认识；但若画家试图表现某种自然趣味，为何要将人工制造的、拘束生灵的工具置于画面正中？这种“格格不入”，当作何解释？
此外，人们在谈及包括《猴猫图卷》在内的类似画作时往往称其为“猿猴画”，实际上，“猿”与“猴”却是两种不同的动物，“猿”泛指长臂猿，“猴”泛指猕猴。基于这种动物学上的差别，在具体的画作赏析中恐怕就不宜将二者的形象特征、表现手法及文化意涵泛泛混一了。
长臂猿和猕猴的外形差异并不难以分辨，对于北宋讲格致、精工笔的花鸟派画家，猿画、猴画的并存发展更是题中之意。此类题材画作中的长臂猿皆神态从容、怡然山林，且在画面之中绝无绳索、钉桩之类的人造器械。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学术界目前对《猴猫图卷》的理解，应当尚有推敲空间，赵孟頫在题跋中所言画中之猫有“怖畏之恋”，倒或许更能真切地反映出易元吉试图表现的猕猴形象。比之于长臂猿的怡然自得，将猕猴以绳系颈、打桩钉地，其意涵颇为不同；而探究猿、猴艺术形象差异形成的原因，则需要从这种观念形成的主、客体两方面加以探讨。
现代学者对猿、猴文化形象的差异已有探讨。如高罗佩通过文字训诂与图像分析提出：“至周朝末年，猿已奠定了其在灵长类动物中坚实的君子地位”；随着环境开发，14世纪以后，“大部分中国文人只能从传闻中了解猿”，猿、猴日益混淆。况且以“猿”字入诗“听起来比猴、沐猴、胡孙或者其他猴科类动物的称谓更优雅”。张鹏、陈颖熙的讨论则更显充分。在周秦时代，“对二者描述还比较粗略，在评价上也没有明显分化”；时至两汉，猿开始被赋予长寿色彩，猴戏成为百戏之一；唐宋是“猿优猴劣”观念生发之际，“品格、性情已成为区分猿与猴的关键依据”；元明以降，“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分不清‘猿’‘猴’两种动物……但二者的审美差异在整体上得到延续”。
尽管学术界对猿、猴形象分野的断代仍有不同观点，但无一不对唐柳宗元《憎王孙文》给予格外关注。
柳宗元的文学造诣无疑是“美猿贬猴”观念传播的有力助推；但真正让“猿—君子”“猴—小人”之喻深入人心的，恐怕还是其政治身份。“永贞革新”常被赋予悲情色彩，立志澄清政风的“君子”遭贬逐，壮志未竟的柳宗元借猿、猴之喻，抒“受逐不校”“惟德是效”之情，明“善与恶不同乡”之志，诚可谓笔锋如镝。
自此以后，“美猿贬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隐喻。“牛李党争”中的李德裕曾作《白猿赋》，赞猿“动不为暴，止皆择所”，猴则“既贪婪而解让，亦躁动而不忌”，其托物言志之情与柳宗元遥相呼应。时至北宋，士大夫因“熙丰变法”分化对立，苏轼亦在诗中“用典”：“异趣不两立，譬如王孙猿。”类比柳宗元与苏轼的文坛号召力及其在政坛的际遇，便不难理解“猿为君子、猴为小人”这种观念在士林经久不衰的原因了。
不论柳宗元还是戴良，在“美猿贬猴”之时皆曾提及二者不同的行为模式及其生境差异。柳宗元认为猿“不践稼蔬”，故而“猿之居山恒郁”；猴则“窃取人食”，因此“王孙之居山恒蒿”。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动物地理学的观点。
（一）分布差异
中国的猕猴分为六个亚种，与人类接触较多的为福建亚种和华北亚种，前者多见于南方而后者多见于北方，且两者皆属大型猕猴。中国大部地区特别是北方在过去的3000年特别是近五六百年间，普遍有猕猴活动的记录。猕猴广泛的地理分布是古代中国人与其发生接触并形成印象的直接条件。
至于长臂猿在中国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一般认为：长臂猿曾广泛存在于中国中部和南部，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与环境变化加剧，长臂猿分布区域缩小、种群数量锐减。即便是在长臂猿数量较多的时期，其活动区域也集中于南方的山林之中，因此古人对长臂猿的了解自然相对局限。
（二）食性差异
猕猴食性驳杂，又能根据季节采食最有营养的部位，此外，农作物是猕猴重要的营养来源，新播的种子、初发的嫩芽或成熟的果实皆在其采食之列，人、猴冲突的记载俯拾皆是便不难理解了。如《夷坚志》载：“休宁多猴，喜暴人稼穑”，每当“麦禾方熟时，猴百十为群，执臂人立，为鱼丽之阵。自东而西，跳踉数四，禾尽偃，乃攫取之”。当地的民众常“恶而杀之”。
而长臂猿的觅食行为与食性则与猕猴明显不同。以白颊长臂猿为例，其多栖息于热带雨林季雨林中，不论是在水平还是在垂直距离上，长臂猿皆能与人类的活动区域打开间隔，其食物更鲜有种植作物，因此长臂猿与人类出现矛盾的概率较之于猕猴无疑是很低的。
（三）行为差异
尽管猕猴和长臂猿均属于群居动物，然前者种群数量却远多于后者，复杂的社会性行为因其分布广泛也更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科研人员在江西宜春、上饶、抚州等地开展野外观察，曾记录到大量猕猴的打斗行为。其中为争夺食物的打斗最多，继而为猴王惩罚、争夺位置打斗等。
引发猕猴打斗最多的原因是争夺食物，这与其种群数量较多、食物需求量较大直接相关。而前引《夷坚志》中猴群成灾的发生地休宁恰在此次科考活动的临近地区，古代的文献记录与现代的生物观测由是得以吻合。此外，猕猴复杂的社会行为如惩罚或争夺位置类的打斗，在不明所以的人类眼中恐怕并非“可以理解”。加之猕猴的打斗往往动作激烈、创伤严重，更易给人留下暴戾无良的观感冲击。
反观长臂猿，其行为特征颇不相同。首先，每个长臂猿群体成员数量较少，性成熟时间长、哺乳期长及繁殖周期长等因素更制约着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其次，长臂猿的行为更温和，觅食时鲜有鸣叫、打闹等行为。最后，长臂猿一旦察觉到有危险情况时会迅速转移，成年雄性负责吸引掠食动物，雌性则挟幼崽撤离。这种在进化中形成的利于种群延续的行为在儒家士人看来，不正是“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之“礼”，以及“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之“德”的体现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猿优猴劣”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政治文化的嬗变是推动猿、猴形象分化的直接原因。唐宋两朝中后期的“党争”导致统治集团乃至士人群体对立，“君子小人”之辨遂成常见的政治话题。
另一方面，猕猴和长臂猿的习性差异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二者评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在“重农”与“尚德”的双重加持下，猿与猴愈发走向“仁”和“暴”的两端。
与其说是渲染“野趣”，倒不如说是描绘“野性”。诚如张东华所指出的：“宋人的绘画……是在‘体悟天理’这一最高准则观照下的对自然形象的记录和描绘”；“在‘格致’思想的影响下，画家不仅要对物形表达精确，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物之自然本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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